英法“极左翼”为何是两个物种？
斯坦利对法国“革命者”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他提到的英国哲学家斯克鲁顿1968年的经历和转变，也颇具启迪性，因为英国18世纪的另一位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也有过类似的转变——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街头狂热，促使伯克写下了《法国革命论》，奠定了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激进暴力的基调。
不过，相比于哲学家从思想史层面的反思，法国执政者眼下更关心是谁在直接点燃街头的火药桶。10月19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把最近发生的打砸抢烧行为归咎于国内的“极左翼”和一些犯罪分子，他认为“极左翼正在推动一项制造混乱的议程”，企图破坏明年的总统大选。
有趣的是，法国的左翼不同于英国的左翼，法国的“极左翼”也不同于英国的“极左翼”。
我在英国生活了近30年，参加过英国的许多抗议活动，如布莱尔担任首相期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大游行、保守党执政时期的反紧缩示威、退欧过程中的留欧派集会等。这些抗议基本上是广义的左派抗议活动，通常相当和平。在这些活动中，也有“极左翼”人士的身影：在伦敦海德公园到议会广场的游行路线上，路边支着几张折叠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或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的成员举着印好的标语牌，向路人兜售《社会主义工人报》或分发小册子。我感觉，这些“极左翼”人士比较边缘化，也没有显出特别的暴力倾向，他们更像是一个个热衷于理论辩经和卖报纸的“政治读书会”，而不是能够掀起城市游击战的街头行动派。
在法国官方和警方的语境里，“极左翼”（ultragauche）并不是指在议会里吵架的激进左派政客，而是特指一套高度去中心化、崇尚直接暴力的自治派（autonomes）和无政府主义网络。法国抗议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领头方阵”（cortège de tête）：在合法的工会或学生游行队伍最前方，往往会聚集一群身穿黑衣、蒙面戴护目镜的激进分子，他们被称为“街头黑块”。他们不发传单，也不想说服谁，唯一的目标就是把银行橱窗、公交站台和市政厅当作“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的象征”砸毁，并与共和国保安队（CRS，法国防暴警察）进行正面对抗。而在英国，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街头力量早在1990年反人头税骚乱和2010年学生抗议之后，就被伦敦警察厅成熟的“围堵战术”（kettling）、无处不在的CCTV监控以及严苛的《公共秩序法》拆解得七零八落了。
显然，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口中那个能够劫持学生抗议、迫使政府实施局部宵禁的法国“极左翼”，与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英国“极左翼”，从组织形态、历史基因到所处的政党生态，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更为重要的是，英法两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左翼激进能量是被“体制内消化”还是向“街头溢出”。英国实行严酷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这种制度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迫使几乎所有左翼力量都必须寄生在工党这顶“大帐篷”（broad church）之下才能生存。即便在科尔宾时期英国极左翼声势达到顶峰，他们的主战场依然是工党基层支部的选拔会议、党代会投票和议会辩论，而不是筑起街垒。一旦离开工党单干，再激进的英国“极左翼”，都会立刻沦为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那种卖报纸、发传单的边缘小团体。
法国的半总统制和两轮投票制则完全不同，它不仅允许激进政党独立生存，而且在近年促成了政治版图的“空心化”与极端化。
马克龙当年以中间派姿态崛起，一口气吞并了传统的温和左翼（社会党）和温和右翼（共和党）。结果当民众对马克龙政府失望时，温和的替代选项已经枯竭，选民的怒火只能向两极宣泄：一边是勒庞和巴尔德拉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N），另一边则是梅朗雄领导的激进左翼“不屈的法兰西”（LFI）。
不同于英国工党极力与街头暴力割席，法国的激进左翼政党为了维持草根动员力，往往对街头冲突采取暧昧甚至半鼓励的态度，将街头抗争视为大选两轮投票之外的“第三轮投票”。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和19世纪宪章运动以来，社会演进的共识是“议会至上”和渐进改良。而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20世纪初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e，主张不靠政党、直接通过总罢工和街头行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早已写进了法国的政治基因。在相当一部分法国激进青年眼中，选票是虚伪的妥协，唯有在催泪瓦斯的烟雾中与警察对峙，才算拥有真正的“政治纯粹性”。
但英国不同于法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文化，并不一定就能让英国天然地免疫于政治暴力。
甚至就连斯坦利，也承认这一点。他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们都走在同一条通往财政和社会崩溃的快车道上，而且正如其他人所调侃的那样，英国人看到法国衰落时的任何幸灾乐祸，都会因为渐渐袭来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恐惧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