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伊莎贝尔•冯（Isabelle Feng，笔名：阁阁），是在英国雷丁监狱。
雷丁监狱2014年被废弃，但允许少数人参观。那天特别热，大概是今年英国夏季第三波热浪中最热的一天。我们从囚禁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那个牢房走出来，停在了那幅著名的涂鸦画前。
那幅画静静贴在监狱外墙上，像一道被阳光晒得发白的伤口。那是英国著名的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一个越狱者抓着用床单撕成的长绳，翻越了监狱的高墙，绳尾系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沉重、笨拙，却像是他唯一能带走的自由。班克斯大概是把使用打字机写作的王尔德的影子，藏在了这个逃亡者身上。
我和阁阁都没说话，久久地凝视着这幅涂鸦作品，试图琢磨它的象征意义。
阁阁来自中国大陆，上个世纪末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巴黎求学，从此移居法国，已近30年，现在是法国智库亚洲中心副总裁，兼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佩雷尔曼法律哲学中心研究员。
不拆老屋的英国与推倒重建的法国
英国播出了《人生七年》最后一集《70 UP》之后，我写了一篇观后感《英国为何少有逆袭？》，在分析英国阶层固化的原因时，我这么写道：英国缺乏“社会革命，即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样的推翻老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至于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俄国模式相比，谁优谁劣，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但文章贴到微信同学群后，有人怂恿我写“另外一篇文章”。
我只好勉为其难。英国和俄国差别太大，很难比较，但英国和法国一水相隔，同属西欧文化圈，似乎更值得比较一下。
英国与法国大概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多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一对邻国。地理上只隔着英吉利海峡，历史上长期互相影响，现代社会结构也高度相似。但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两国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选择了渐进改良，法国选择了激进革命。两种路径塑造了两种政治文化，也塑造了两种阶层结构的合法性来源。
英吉利海峡并不宽，晴天时从英国多佛的白崖望过去，能隐约看到对岸的轮廓。可这条窄窄的海峡，近几百年来却把两国的发展模式分隔得渐行渐远。英国的历史像是被一只稳妥的手翻过来的：王朝更替、议会扩权、产业革命，都是在旧制度的框架里慢慢挪动，像老屋换梁，不拆墙，也不动地基。法国的历史则像被骤雨击打过：旧制度太硬，王权太重，贵族太深，等到压力积到不能再积时，只能一炮轰过去，把整座房子推倒重建。英国人习惯在制度里讨价还价，法国人习惯在街头把话说到尽头；英国的政治靠妥协，法国的政治靠断裂；英国的秩序靠延续，法国的秩序靠重启。两国都走到了现代，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确实，英国只发生过政治革命，没有发生过彻底的社会革命。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砍了头；1660年，王政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本质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联手换了个国王，而不是消灭贵族。英国的土地贵族体系，从中世纪一路延续到今天，从未被真正连根拔起过。
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精英的传承工具是土地和贵族头衔；光荣革命之后，土地和头衔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资本、法律和金融资产；到了20世纪，私校加牛剑（Oxbridge，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套精英教育体系，又进一步接过了传承精英地位的接力棒。载体在变，但有些学者测出的那个代际持续系数（b值），三百年来几乎纹丝不动。这或许就是“没有发生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句话最精确的含义——不是说这个社会完全静止不动，而是说那台负责把优势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机器，从来没有被真正拆掉过，它只是不断更换外壳而已。
《人生七年》所有参与者70年的人生轨迹，也形象化地显示出，现代英国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阶层固化的核心特征。虽然这种固化不再单纯表现为旧时代的贵族特权，而是转化为隐性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源割裂与房产财富积累，但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英国依然属于纵向流动性较低、出身对人生轨迹决定性较强的社会。
法国则不同：1789年大革命不仅砍了国王的头，还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地租义务，把教会和流亡贵族的大量土地强制拆分、分配给农民——这是一次真正触及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社会革命。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数据显示现代法国的社会流动情况好于英国，尽管两国都是老牌欧洲强国、都经历过帝国扩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0，法国约为0.41，丹麦约为0.20。弹性越高，阶层越固化。
也许枯燥的数据难以反映鲜活的生活。那么，真实的法国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到了阁阁。她在法国生活了近30年，已深度融入了法国社会。我打通了她的电话。
阁阁经常来英国工作和旅游，对英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她说，法国的社会流动情况，与英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教育层面上，她说，法国的私校和英国的私校有很大的不同，法国的私校，教育质量并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法国的私校不像英国私校那样属于精英学校，除了几个著名的私立天主教学校（比如巴黎16区的Franklin，或者是6区的Stanislas），法国的好学校都是公立学校，而且，法国不同于英国，公立学校没有英国那种凭考试成绩入学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都是就近入学。她还说，法国的大学（université）几乎都是公立的，学费每年就几百欧元，近似于免费，而所谓的“精英大学”（Grandes Écoles）也是如此，这是与英国大学动辄近万英镑的学费不同的。
阁阁表示，虽然法国确实有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政府官员，但相对于英国，法国从底层奋斗到顶层的故事比较多。她举了几个例子：前内政部长、现任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的母亲曾经是门房和清洁工，前司法部长埃里克•杜蓬-莫雷蒂（Éric Dupond-Moretti）的母亲也是清洁工，父亲则是金属工人，这两位都是底层平民通过教育成功逆袭的典型。巴黎现任女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出生于西班牙，两岁时随父母移居法国，父亲是电工，母亲是裁缝，她通过公立教育系统成为劳动监察员，最终成为巴黎首位女市长。曾经在2020年巴黎市长选举中败给伊达尔戈的另一位女性拉奇达•达蒂（Rachida Dati）生于贫困移民家庭，父亲是摩洛哥籍泥瓦匠，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从小住在廉租房，她曾做夜班护理工凑学费，先后出任过萨科齐内阁的司法部长和马克龙内阁的文化部长。现任总理塞巴斯提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也没有上过什么精英学校，毕业于普通公立大学，他的爷爷是屠户，姥爷是农民，爸爸是技工，妈妈是秘书。
停摆的社会电梯与阶级再生产的“万有引力”
推翻老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会带来很多后果，有的后果是正面的，有的后果是负面的，促进社会流动是这种社会革命的正面后果之一，但这个后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效益递减现象，我称之为革命效益递减定律。所以，前面谈到的“越靠近社会革命/精英清零事件，社会流动性越高”的规律，还需要补上一个时间衰减的维度才完整：革命/清零本身只是把棋盘清空、重新洗牌，但只要经济和政治游戏继续运转，新的精英必然会开始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沉淀、固化自己的优势。
这种革命效益递减定律，已经出现在许多几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曾经经历过激烈社会革命的国家中。
法国模式的本质，是试图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强行重置社会结构。1789年的大革命不仅砍掉了路易十六的头颅，更是试图抹平贵族与平民的阶级鸿沟。短期内，这确实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阶层洗牌。然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洞察到，大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贵族特权，却完整地继承并强化了旧制度的中央集权。
历史的巨轮滚入20世纪，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是进一步揭示了20世纪法国社会流动的残酷真相。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迪厄指出，法国虽然在肉体和制度上消灭了血缘贵族，却通过以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国家行政学院（ENA）为代表的精英教育制度，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贵族”（State Nobility）阶层。这种制度表面上是绝对的唯才是举（Meritocracy），但精英阶层通过隐蔽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确保了他们的子女在残酷的考试竞争中占据相对的优势。法国的社会流动，在经历了流血的重置后，又重新固化为一种由教育系统背书的精英再生产。
令人沮丧，是不是？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237年的今天，类似英国的那种锁定阶层固化的“牛剑”体制，也在法国长了出来。法国现在被广泛诟病的以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法国版的“牛剑俱乐部”。
所以，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果革命发生得越晚、越彻底，如果后来又叠加了结构性经济扩张这个放大器，那么，社会流动性数据就会越好；但这种效果会随时间衰减，除非有持续的结构性扩张或新一轮革命来维持它。
阁阁也承认，近十几年来，法国也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
我注意到，她在与我的聊天中，反复提到一个词：社会电梯（法语是ascenseur social）。她说，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法国的社会电梯运行还比较正常，但最近十几年来，法国却出现了“社会电梯故障”（panne de l'ascenseur so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