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独立宣言》都先后发表在1776年，前后相差不到四个月。作为两起“平行事件”，《国富论》显然没有对《独立宣言》产生什么影响，就和洛克的《政府二论》没有对1688-89年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产生影响一样。相比之下，《政府二论》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大得多。不仅独立革命继承了《二论》论证的“向天呼吁”逻辑，而且《宣言》将“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当作“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可以视为洛克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翻版。
然而，虽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是绝对的，《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显然也不反对财产权，这个措辞变更仍然意味深长。一个自然解释是，财产权本身就是可让渡的，因而不适合与《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并列为不可让渡的权利。另一个解释是，奴隶制让事情有点复杂。虽然杰弗逊自己也是一个大奴隶主，他的《宣言》原稿曾公开抨击奴隶制，只是后来因争议太大删除了。不论如何，自然权利本来是每个人的权利，但现在要包含某些人对其他人的“财产权”，似乎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从“财产”向“对幸福之追求”的转变意味着，美国制宪者一代对财产权的理解更接近斯密而非洛克。今天还要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教旨主义解释不仅不合时宜，也无法适应“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各发达国家至今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这些政策如果推行过度，当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它们早已是发达文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不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地看看斯密经济学的凯恩斯修正的必要性与局限性。如此，或能更好地品鉴斯密经济学的当代遗产。
一、洛克的“劳动价值论”与产权原教旨主义
众所周知，洛克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人通过劳动赋予物以价值并使财产成为“自然权利”：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财产，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他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都可以说是属于他的……这种劳动毫无疑问是劳动者的财产，只有他自己对劳动所获享有权利，至少在物产还充分，并有足够留给他人共享的情况下。
因此，“劳动赋予财产的权利”，因为“是劳动对一切产生了不同价值。”他甚至认为，在地球对人有用的物产中，99%的价值都来自劳动；大自然只是提供了几乎一文不值的原料，作为自我主宰的人才是财产的真正来源。上帝赋予人类一个共同的物质世界，以及利用它来为人造福的理性能力。每个人都拥有人身作为自己的财产，包括身体劳作创造的劳动成果。既然地球上的原材料不能直接为人所用，它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变得有用。人的劳动对一件东西创造了最大价值，因而有权以适当的名义使用、享受并占有这件东西。
当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允许无限占有，因为大自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必须有助于他的享受，且不对其他人产生伤害。如果私人占有伤害了他人，或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那么它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上帝之所以赋予人以财产权，只是为了让他享受生活，而不是浪费或破坏。因此，人没有权利浪费，尤其是人对食品等易腐品的占有是有限度的。如果人不能在他占有的物品腐坏之前使用之，那么那部分占有就超越了他的份额，而是属于别人的了。然而，货币的发明改变了占有的限度。由于货币是耐久品，人的占有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愿意，他尽可以积累耐久品，多少都可以。在洛克看来，财产的正当限制并非在于其规模，而是在于其占有是否存在浪费。货币并不会腐坏，它被一个人拥有并不会伤害他人。因此，人可以占有他用不完的钱。
洛克之所以坚持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因为在其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状态”中，财产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则是每个人按其所能的付出。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力是属于我自己的“财产”；我将我的“财产”投射到大自然原本一文不名的物体中，使之具有价值并成为财产，它理所应当是属于我的。然而，即便在洛克生活的年代，这一切也只是一个田园牧童吟唱的神话。劳动确实赋予价值，但财产——尤其是贵族们的巨额财产——真的劳动创造的吗？究其起源，很可能会发现许多财产是通过战争和奴役抢来的，再通过继承代代传递给纨绔子弟。这样的财产有多少天然正当性？一旦失去了劳动作为正当化基础，财产就失去了“自然权利”的光环。它不再是自身被无条件追求的目标，而是对于维护“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的手段——尽管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二、斯密与产权工具主义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斯密及其同时代的美国制宪者。《国富论》对财产权着墨不多——事实上，他甚至对什么是书名中的“财富”语焉不详，但这并不妨碍他探讨国家财富增长的“性质与原因”。斯密当然也重视个人财产保护。和同时代的休谟一样，他甚至把财产保护视为现代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为了财产安全而被建立的程度上，文明政府实际上是为了针对穷人保护富人财产，或为了有产者针对无产者而建立。”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尤其重要，因为在私有财产很少的原始社会，政府并不那么必要。然而，斯密的关注焦点是如何增长整个国家的财富，而非个人财富的绝对保护——尽管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个人财富显然是国家财富的基础组成部分。基于人性考察和历史经验，私有制无疑是激发个人创造财富的起因，但在斯密那里，所有制是手段，生产效率才是目标。不论公有制私有制，任何增长“国富”的产权制度都是好制度。和洛克的产权原教旨主义相比，斯密秉持的是产权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善，但清晰的产权界限是利己主义个人为自己——进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初始条件。
众所周知，斯密学说的最大贡献是其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理论。《国富论》开篇第一章首先论证了劳动分工好处：“在每个行业，劳动分工都产生了劳工生产力的成比例增长。”他以制造一个小小的别针为例，整个流程被分割为18个简单操作，论证劳动分工带来了巨大好处。首先，通过让每个人一生就干这一件事，增加熟练程度、节省时间并使机器代工成为可能。劳工完成单个简单任务不可避免会提高熟练程度，从一个流程到另一个流程的交接也越来越省时间，而机器的运用使一人能做多人的工作。其次，劳动分工还降低劳动难度，有助于实现人人就业；否则技能门槛太高，每个工人都需要掌握十几道工具，那么许多人就会成为失业懒汉。最后，劳动分工极大丰富了各种产品，并将“普遍奢华扩展到最底层人民”。
劳动分工还会产生相互依赖和市场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近代商业文明，因为一件商品的生产会依赖许多其它商品和服务的工业产出。一个消费者获得一件商品，实际上是获得众多劳动的产物。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分工合作，文明社会就不可能。一旦劳动分工完全建立起来，每个人都依赖他的同胞：“每个人……都靠交易活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则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
劳动分工并不需要国家或任何智者的周密计划，它“一开始不是任何人类智慧之结果”，而是人性中有物物交换和交易倾向之必然结果。在这里，斯密延续了霍布斯、洛克等开拓的自由主义学说传统，明确否定了传统哲学对利己主义的消极观念。谋利不仅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自然，而且可以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最有力推手。分工合作使人类互利成为可能，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意味着增进社会利益。因此，斯密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名言，从中已能看到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雏形：“我们不能从屠夫、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从他们的自我利益获得我们的晚餐。”
在一个主要依赖个体自私行为的完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国家作用必须最小化：“在任何社会，贸易规制都不能比资本更能带来工业数量增长。它只能将部分资本带入一个其原先不会进入的方向，而一点不能确定的是，这种人为导向会比资本按其自身意愿投资对社会更有利。”不过，斯密绝非自由放任主义者。国家职能仍然是必须的，譬如维持一个严格的司法体制以解决利益冲突、保护财产、提供国防，并为促进经济活动提供道路、桥梁、隧道、港口等必要的公共工程。总之，国家应提供最低程度的必要服务，同时尊重人性制约和市场机制。另外，国家还具有改革职责，拆除封建习俗和制度、取消垄断特权，使国家政策回归“自然自由”。最后，他还认为国家有义务提供某些“文化活动”，尤其是基础教育，防止普通人的精神阉割和扭曲。
斯密其实和洛克一样，都认为个人财富主要来自于劳动。交换率取决于“获得不同物件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越费事的活价值越高。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正衡量。”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率等于其所包含的劳动之比。这个观点显然有点过时。在原始社会，劳动者自己生产，自己获得劳动成果。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劳动早已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而是还有资本与土地的贡献；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用以雇佣劳动、租用土地，产品出售所获得的收入用以支付工资和地租，剩下资本家的利润。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斯密显然不会认同这类激进观点。企业家本身也是劳动者，而且承担投资风险和管理成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斯密也未必接受市场交换决定一切的自由放任主义逻辑，因为他知道谈判能力并不对称。尤其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下，资本家可以等待或雇用其他工人，工人则必须获得工资才能生活。《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议价能力问题，雇主通常具有更强的谈判地位：“并不难预见，在一切通常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中哪一个在争端中享有优势地位。”因此，斯密并不主张把一切交给市场。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有必要干预，譬如支持“生存工资”：“人必须靠工作生存，其薪水必须至少能维持生计。绝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必须更高一点；否则，他就不可能养家糊口，这样的种族活不过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