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凯恩斯方案及其短板
和斯密与美国独立建国一样，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基本上也是两个“平行事件”。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新政”已轰轰烈烈推行了三年之久，因而《通论》说不上对“新政”有什么影响。凯恩斯与罗斯福确实之前就有接触，1934年访美后，年底还给罗斯福写过公开信，赞扬联邦政府通过扩大经济活动恢复私人投资和总需求，同时也批评了人为操纵价格体系等某些政策。不论如何，“新政”显然不是按照“凯恩斯主义”设计出来的。只是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通论》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它是基于“大萧条”经验，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和20世纪初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化理论。此后，“凯恩斯主义”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至今不衰。
凯恩斯要回答一个斯密时代尚未系统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拥有大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却可能长期深陷大规模失业和萧条？在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进行逆周期干预？人们常把凯恩斯放在斯密的对立面，一个主张、一个反对政府干预，但这种看法显然过度简单化了。两人不仅面对的问题不同，而且答案也未必互斥。如果说斯密揭示了社会财富长期增长的市场机制，那么凯恩斯要解决的正是打破长期机制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起因可能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却足以让市场长期陷入恐慌—萧条—失业的恶性循环。在市场正常秩序无法自然恢复的情况下，政府该做什么？
因此，凯恩斯的关键词是“逆循环”（counter-cyclical）。这至少是他的本意。凯恩斯发现，危机过后，市场并不一定能自动使总需求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于是，尽管工人想工作，工厂也有能力生产，社会其实有需求，但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仍然走不出低消费—低投资—低就业的陷阱。他还担心，如果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大规模失业、长期萧条、普遍绝望，社会最终将走向暴力革命，进而产生法西斯或共产极权政体。“大萧条”后纳粹上台或可证明，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凯恩斯的答案就是通过政府花钱来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维持收入，来打破周期性危机的恶性循环。
说到底，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危机管理。在1930年代的语境下，凯恩斯最关心的就是“大萧条”带来的低消费和低就业。他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未必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在经济严重衰退时，尽管存在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等资源要素，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没有动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暂时增加支出，以填补私人需求的缺口，从而打破消费不足带来的连锁反应。一个典型案例是公共工程，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而提高消费和社会总需求。
显然，凯恩斯主张的本质是改良而非革命。他既不主张废除私有产权，也不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价格。他的目标恰恰是通过改革资本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保留市场作为财富创造机制，同时赋予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事实上，凯恩斯的想法和1930年代早期的某些“新政”措施并不一致。譬如全国复兴署直接介入行业价格、工资、产量、竞争规则，更像是行业协调乃至计划经济，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农业调整署则通过限制农业生产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也是属于产业和价格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增需政策。另外，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等银行改革属于金融制度改革，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
既然是反周期的危机管理，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财政需求管理只是应对严重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稳定工具，危机过后一切即应恢复正常。虽然凯恩斯本人并不认为政府支出只能在危机时期使用，他本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永久管理经济，而且他在1937年确实说过：“适合财政紧缩的时机是经济繁荣期，而不是萧条期。”这表明凯恩斯主张的是逆循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增加支出、减少税收，在造成赤字上升的同时帮助经济恢复。等到经济恢复繁荣，政府应减少刺激、增加税收，财政趋于平衡甚至盈余，从而为应对下一次危机留下财政空间。
问题是，逆循环控制只是经济学家的美好设想，政治上未必行得通，民主国家尤其行不通。政府花钱是好事，谁不想得到好处？一个工程上马容易，下马则牵扯饭碗问题，显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地议员为了获得选票，也会力争保住项目。减税大家都乐意，增税则肯定有人会不乐意，而立法者并不想失去选票。因此，本该临时性的反周期措施很可能遭遇永久性“粘滞”，变成只增不减的单向投入。危机时刻，政府增支减税，但危机过后，政府迫于选举压力却无法实现减支增税，造成挥之不去的“民主赤字”。久而久之，民选政府个个债台高筑。等下一次危机到来，留给政府的财政调整空间会越来越小。
六、国家何时崩溃？
二战之后，欧美的凯恩斯主义普遍经历了危机措施永久化。政府永久承担了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管理责任，包括充分就业、需求管理、货币稳定、福利国家等不一而足。凯恩斯主义本来是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限于危机时期的反循环功能，但战后政治实践早已将其稳定经济的责任制度化、日常化、永久化，扩展成和斯密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庞大福利国家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但“民主赤字”越来越高，政府日积月累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原意是以政府干预拯救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但这种拯救方式本身似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会不会等到哪天债务财政难以为继、轰然倒下，“资本主义的丧钟”仍然会敲响，只不过这次会连同民主政体一起进入坟墓？
当然，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上图显示，美国、法国、加拿大等众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均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一年不吃不喝，拿国民生产的全部财富去还债都还不清。日本债务/GDP比更是超过200%，稳居世界第一。但也别被这些数字吓着，这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经历过2008年那样的危机，但“丧钟”依然迟迟没有敲响。政治经济学上并不存在某个绝对的政府债务“红线”，超过一定的GDP比值就临近崩溃。一个政权是否资不抵债、难以为继，关键取决于国家创造财富的造血能力。只要经济增长率不低于政府融资成本，或政府财政政策能逐步消除初级财政赤字，那么即使债务很高也不会崩盘；反过来，即使债务/GDP比不高，但利率很高、增长很低、政府长期赤字财政，或大量债务还是外币债务，那么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陷入危机。因此，政府债务/GDP比固然是一个重要参考，但比值排名绝不能和风险排名混为一谈。
国家偿债能力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经济增长能力+税收能力+本币融资能力+市场信任≥利息负担+新增财政承诺+人口老龄化成本的不等式能够成立，那么国家财政应能安然无恙。归根结底，债务只是代表对未来财富的索取权。如果未来真的能够创造足够财富，而且社会普遍相信这个承诺，债务即便不断增加也不是什么事。反之，如果这个不等式不成立，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赶不上负债的速度，那么除非能在加税、减支或金融控制等方面有所作为，国家信誉和财政最终将面临破产。
首先，本币债务相对安全。譬如日本政府债务基本上是以日元而非美元计价，日本中央银行、大型银行、养老金机构、保险公司等机构愿意长期持有国债。因此，日本无需担心美元没了还不上债这类问题。美国政府更是欠的美元，自己即拥有美元发行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美政府可以高枕无忧、无限印钞。这样很容易导致日元贬值、通货膨胀、国债收益率上升等问题，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压力。尤其是如果相当部分国债的债权人是外国投资者，那么外资突然抛售会造成汇率暴跌、债券价格下跌、利率飙升等连锁反应，进而对债务偿付产生巨大压力。
其次，债务的利息压力取决于利率，利率越低压力越小。譬如即便债务/GDP比高如日本的200%，但如果年利率只有0.5%，那么利息负担只有GDP的1%；但如果利率上升到5%，那么利息负担一下子飙升到GDP的10%。2026年，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开始关注其庞大债务的利息负担。如果融资成本持续增加，那么日本将面临新的债务风险，其未来的财政空间可能明显收缩。
再次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背负巨额债务的终极因素仍然是它未来是否还能创造多少真实财富。如果增长率超过利率，那么债务率可以逐年下降；反之，如果增长不足、低于利率，则债务将进一步恶化。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高，意味着人均收入高、企业强大、税基稳定、行政能力强；即便债务率高，国家也能收得上税，远比一个债务率低但收不上税的国家更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的老龄化会显著削弱其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其债务负担和风险。
另外，一个国家的“家底”也很重要。如果国家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那么这些资源本身就是偿债能力的证明。新加坡债务/GDP比高达172%，但没有人为它的财政状况担心，因为新加坡拥有庞大的公共投资体系。譬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其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拥有上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另外，新加坡还有淡马锡Temasek等国有投资资产。这些资产加起来，很可能超过了新加坡看似庞大的负债，政府净负债可能接近零甚至有盈余。
最后，中央银行和国家信誉也至关重要。美国的特殊优势在于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各国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机构及企业都需要美元资产，使美国得以长期维持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当然，如果美元信誉破产，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债务增速失控，那么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利息回报，造成美国进入利息支出增加—赤字扩大—继续发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的债务螺旋。如果投资者突然认为政府可能还不起债，于是抛售国债，则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新发债利率上升—政府利息支出暴增—偿债更难—投资者恐慌加剧的债务危机。
总之，《国富论》出版250年之后，斯密仍然没有过时，但毕竟世界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经济学理论需要重大修正。如果说1930年代显现出斯密经济学的短板，那么1970年代则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极限。凯恩斯的原始逻辑是传统模式的经济衰退造成高失业、低需求和低通胀，因而通过国家扩大需求、恢复就业，但1970年代的征兆是“滞涨”(stagflation)——也就是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出现。凯恩斯主义开始失灵，因为如果通胀已经很高，政府再刺激需求的话势必进一步加剧通胀，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这对一个民选政府来说是最致命的。美国、日本、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尚可依赖雄厚的税收资源和财政基底维持下去，但一个像阿根廷这样政府财源有限的新兴经济体会左支右绌、倍感艰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