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斯密是劳动分工和市场自由的旗手，也支持私有财产保护，但他并非任何意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显然不认为，私有产权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超验神圣性。自始至终，《国富论》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制度能使一个国家生产更多财富。如果一种产权制度鼓励储蓄、投资、创新、分工，那么斯密无疑会强烈支持；但如果一种产权安排的后果是形成垄断、寻租、政治特权并损害竞争，那么即使它是形式上是的合法财产，斯密也会主张限制。私有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激励机制之一；有了它，才会有审慎的投资、合理的分工和高效的财富生产过程。归根结底，斯密是从工具理性或功能主义视角看待私有产权乃至市场经济。
三、美国制宪与“新政”
这基本上也是美国制宪者的经济视角。如上所述，《独立宣言》并没有把财产权作为“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当然，这显然不表明美国制宪者放弃了私有财产。事实上，《独立宣言》中的这一句取自1776年6月12日发布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所有人生而同样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他们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他们不可能通过任何契约剥夺或使其后代放弃这些权利，包括对生命与自由之享有，以及获取和拥有财产、追求并获得幸福与安全之手段。
梅森主持起草的这部宣言把“拥有财产”和“追求幸福”相提并论，显示弗吉尼亚这个制宪者辈出的大州对财产权之重视。但也要注意，这里不可剥夺或放弃的权利并非拥有财产本身，而是“获取和拥有财产……之手段”，而手段终究是可以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事实上，即便洛克也不排除国家规制财产的权力：“我认为的政治权力是指调节（Regulating）和维护财产的立法权……”
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正文基本上没有规定个人权利，但第一条提到了国会通过立法征税、调节州际贸易、为合众国提供“普遍福利”等权力，这些立法很可能对私有财产产生深远影响。1791年修宪通过《权利法案》，其中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不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被征收。”
上述宪法规定体现了制宪者对财产权的基本观点：一是高度重视财产权，二是财产权并非绝对的“自然权利”，甚至生命和自由也不是绝对权利。美国今天仍维持死刑，自由过度显然可受到政府制裁。财产权同样是可以被“剥夺”的，只不过必须经由“法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被征收，但必须按市价获得公正补偿。
当然，建国不到150年，美国经济已发生斯密未曾预见的巨大变化。1929年爆发“大萧条”，秉持保守主义传统的胡佛总统应对不力、黯然下台。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后旋即出台“新政”，全方位、大规模扩张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联邦措施包括为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而建立公共工程署(PWA)、工程振兴署(WPA)、民间资源保护组织(CCC)，为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建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加强银行与金融监管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提供社会保险而建立社会保障署(SSA，1995年作为独立机构成立)，为实施产业规划和价格干预建立全国复兴署(NRA)、为农业限产和补贴建立农业调整署(AAA)，并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建立全国劳动关系署干预劳动市场，规定工会权利、最低工资、工时限制。
这些措施具有绝对多数的民意支持，但同时也遭到强大的保守主义抵制。如果说总统和国会是民选的，反对派仍可诉诸因终身制而独立于民主政治压力的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确实成了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接连宣布罗斯福“新政”政策“违宪”。罗斯福很恼火，一度要实施“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来稀释最高法院老人们的力量，幸好后来发现并无必要实施。斗了几年，最高法院发现胳膊拗不过大腿，加上老一代大法官逐渐退出司法舞台，最终认可了除了全国复兴署之外的“新政”措施。虽然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机构后来被悉数取消，今日美国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新政”时代，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社会保障署、全国劳动关系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农业调整署被取消，农业补贴、农业价格支持等政策体系仍延续至今，只是由其它农业部机构执行而已。
四、斯密会认可“新政”吗？
面对“新政”的全方位市场干预，斯密会怎么看？不少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斯密肯定会说No! 但如上所述，这只是对斯密的原教旨主义解读。真实的斯密并非市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从不主张政府放任不管，而只是反对特权、垄断、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利益集团勾连，以及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任意操纵。对于“新政”的一揽子措施，斯密一定会区别对待，认可其中某些对市场经济的纠偏和补足，否定其它对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干扰。
可能和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在所有的“新政”措施中，斯密最可能支持公共工程和危机时期的就业救济。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责包括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理由是某些事业对整个社会极其有益，但私人无法从中获得足以覆盖成本的利润，因而不能期待私人自发提供。适用这一逻辑的项目包括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因此，“大萧条”期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修建并管理水坝，公共工程署和工程振兴署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工程振兴署前后雇用过850万人。这些措施既是危机救济，也形成了长期公共资本。斯密会要求公共工程须防止浪费和官僚腐败，不能把公共工程蜕变成政治分肥，并应该尽量让受益者承担部分成本，但他不会反对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本身。
斯密还可能赞成部分金融监管政策。《国富论》讨论过银行业和纸币发行，并承认政府可以限制某些金融活动。他担心过度投机和不稳健的信用扩张，因为金融体系崩溃会造成广泛社会损失。
因此，如果把1933年后“新政”的银行监管、存款保险、证券市场监管等措施理解为防止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外溢，而不是政府替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则完全可能为斯密所接受。譬如“新政”时期建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旨在保护存款人，证券交易委员会则监管证券市场，目的是防止罗斯福本人反对的“用别人的钱进行投机”。这个金融改革目标和斯密学说相当一致。事实上，斯密并不认为企业家天然代表公共利益。恰好相反，他相当警惕商人利用制度获得特权。他甚至说过：“同业之人即使相聚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谈话也很少不以谋害公众的阴谋，或某种抬高价格的计谋而告终。”防止垄断和金融欺诈完全符合斯密精神。
然而，斯密几乎肯定会强烈反对设立全国复兴署。该机构允许、支持企业之间进行某种“有组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行业建立所谓的“公平竞争规范”，由政府和行业共同制定价格、产量、工资、工作条件、行业规则。但在斯密看来，这恰恰是商人们最喜欢利用政府权力谋取利益并形成特权集团的领域，这类措施很容易让同业者联合起来限制竞争、抬高价格并损害消费者。
斯密也大概率会反对农业限产政策。该政策的逻辑是农产品价格太低，因而需要限制生产+政府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凯恩斯主义会以稳定收入为由支持这项政策，但斯密会质疑政府为什么要人为限制生产，因为《国富论》的核心逻辑正是分工扩大会增加生产、丰富商品，进而改善国民生活。对斯密来说，人为销毁或限制产量以提高价格是极其反常识的。如果政府要同情贫困农民，斯密会建议降低生产和运输障碍、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或直接救济贫困者。
至于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斯密时代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养老金体系、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险，但《国富论》并没有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劳动分工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市场确实能创造财富，也可能产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矫正的社会后果。斯密甚至担心，极端的劳动分工会使工人的精神和判断能力退化，因而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提供公共教育。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正是在大萧条造成大规模老年贫困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如果社会保障对于防止老年人、失业者和残疾者陷入极端贫困有所必要，斯密应该不会反对，而只是会警惕由此带来的问题：保障制度在财政上能否持续？会不会破坏劳动和储蓄激励？是否由公平而透明的税收体制承担？
总之，斯密不仅不会一概反对罗尔斯“新政”，而且会支持其中相当一部分措施，但他确实会反对将“新政”变成一种不断扩张的常态化政府干预体制。斯密知道市场可能陷入暂时性危机，《国富论》讨论了投机、银行信用扩张、商业失败、资本错误配置以及繁荣衰退等问题，但他相信，市场自身通常具有纠正局部错误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长期来看，价格、竞争、资本流动和企业破产等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应该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在市场机制遭遇危机时恢复其运行能力，但他会反对政府借危机之机永久接管价格、竞争和资源配置。
斯密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国民创造财富，他的答案是劳动分工—市场交换—资本积累—充分竞争—制度与法治—限制特权和垄断。他确实没有预见到，1929年“大萧条”式的系统性危机可能会永久性中断其财富创造链条。危机突然来袭后，社会陷入消费者恐慌—消费需求下降—企业投资和生产下降—工人失业—收入下降—消费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经济会周期性陷入普遍性的总需求不足、大规模失业和长期萧条？这是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