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25,"text":"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独立宣言》都先后发表在1776年，前后相差不到四个月。作为两起“平行事件”，《国富论》显然没有对《独立宣言》产生什么影响，就和洛克的《政府二论》没有对1688-89年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产生影响一样。相比之下，《政府二论》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大得多。不仅独立革命继承了《二论》论证的“向天呼吁”逻辑，而且《宣言》将“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当作“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可以视为洛克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翻版。"}],[{"start":45.74,"text":"然而，虽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是绝对的，《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显然也不反对财产权，这个措辞变更仍然意味深长。一个自然解释是，财产权本身就是可让渡的，因而不适合与《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并列为不可让渡的权利。另一个解释是，奴隶制让事情有点复杂。虽然杰弗逊自己也是一个大奴隶主，他的《宣言》原稿曾公开抨击奴隶制，只是后来因争议太大删除了。不论如何，自然权利本来是每个人的权利，但现在要包含某些人对其他人的“财产权”，似乎说不过去。"}],[{"start":83.77000000000001,"text":"更重要的是，从“财产”向“对幸福之追求”的转变意味着，美国制宪者一代对财产权的理解更接近斯密而非洛克。今天还要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教旨主义解释不仅不合时宜，也无法适应“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各发达国家至今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这些政策如果推行过度，当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它们早已是发达文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不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地看看斯密经济学的凯恩斯修正的必要性与局限性。如此，或能更好地品鉴斯密经济学的当代遗产。"}],[{"start":127.09,"text":"一、洛克的“劳动价值论”与产权原教旨主义"}],[{"start":131.8,"text":"众所周知，洛克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人通过劳动赋予物以价值并使财产成为“自然权利”："}],[{"start":140.13000000000002,"text":"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财产，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他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都可以说是属于他的……这种劳动毫无疑问是劳动者的财产，只有他自己对劳动所获享有权利，至少在物产还充分，并有足够留给他人共享的情况下。"}],[{"start":158.13000000000002,"text":"因此，“劳动赋予财产的权利”，因为“是劳动对一切产生了不同价值。”他甚至认为，在地球对人有用的物产中，99%的价值都来自劳动；大自然只是提供了几乎一文不值的原料，作为自我主宰的人才是财产的真正来源。上帝赋予人类一个共同的物质世界，以及利用它来为人造福的理性能力。每个人都拥有人身作为自己的财产，包括身体劳作创造的劳动成果。既然地球上的原材料不能直接为人所用，它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变得有用。人的劳动对一件东西创造了最大价值，因而有权以适当的名义使用、享受并占有这件东西。"}],[{"start":201.82000000000002,"text":"当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允许无限占有，因为大自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必须有助于他的享受，且不对其他人产生伤害。如果私人占有伤害了他人，或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那么它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上帝之所以赋予人以财产权，只是为了让他享受生活，而不是浪费或破坏。因此，人没有权利浪费，尤其是人对食品等易腐品的占有是有限度的。如果人不能在他占有的物品腐坏之前使用之，那么那部分占有就超越了他的份额，而是属于别人的了。然而，货币的发明改变了占有的限度。由于货币是耐久品，人的占有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愿意，他尽可以积累耐久品，多少都可以。在洛克看来，财产的正当限制并非在于其规模，而是在于其占有是否存在浪费。货币并不会腐坏，它被一个人拥有并不会伤害他人。因此，人可以占有他用不完的钱。"}],[{"start":269.49,"text":"洛克之所以坚持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因为在其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状态”中，财产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则是每个人按其所能的付出。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力是属于我自己的“财产”；我将我的“财产”投射到大自然原本一文不名的物体中，使之具有价值并成为财产，它理所应当是属于我的。然而，即便在洛克生活的年代，这一切也只是一个田园牧童吟唱的神话。劳动确实赋予价值，但财产——尤其是贵族们的巨额财产——真的劳动创造的吗？究其起源，很可能会发现许多财产是通过战争和奴役抢来的，再通过继承代代传递给纨绔子弟。这样的财产有多少天然正当性？一旦失去了劳动作为正当化基础，财产就失去了“自然权利”的光环。它不再是自身被无条件追求的目标，而是对于维护“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的手段——尽管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start":331.59000000000003,"text":"二、斯密与产权工具主义"}],[{"start":334.6,"text":"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斯密及其同时代的美国制宪者。《国富论》对财产权着墨不多——事实上，他甚至对什么是书名中的“财富”语焉不详，但这并不妨碍他探讨国家财富增长的“性质与原因”。斯密当然也重视个人财产保护。和同时代的休谟一样，他甚至把财产保护视为现代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为了财产安全而被建立的程度上，文明政府实际上是为了针对穷人保护富人财产，或为了有产者针对无产者而建立。”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尤其重要，因为在私有财产很少的原始社会，政府并不那么必要。然而，斯密的关注焦点是如何增长整个国家的财富，而非个人财富的绝对保护——尽管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个人财富显然是国家财富的基础组成部分。基于人性考察和历史经验，私有制无疑是激发个人创造财富的起因，但在斯密那里，所有制是手段，生产效率才是目标。不论公有制私有制，任何增长“国富”的产权制度都是好制度。和洛克的产权原教旨主义相比，斯密秉持的是产权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善，但清晰的产权界限是利己主义个人为自己——进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初始条件。"}],[{"start":418.09000000000003,"text":"众所周知，斯密学说的最大贡献是其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理论。《国富论》开篇第一章首先论证了劳动分工好处：“在每个行业，劳动分工都产生了劳工生产力的成比例增长。”他以制造一个小小的别针为例，整个流程被分割为18个简单操作，论证劳动分工带来了巨大好处。首先，通过让每个人一生就干这一件事，增加熟练程度、节省时间并使机器代工成为可能。劳工完成单个简单任务不可避免会提高熟练程度，从一个流程到另一个流程的交接也越来越省时间，而机器的运用使一人能做多人的工作。其次，劳动分工还降低劳动难度，有助于实现人人就业；否则技能门槛太高，每个工人都需要掌握十几道工具，那么许多人就会成为失业懒汉。最后，劳动分工极大丰富了各种产品，并将“普遍奢华扩展到最底层人民”。"}],[{"start":479.22,"text":"劳动分工还会产生相互依赖和市场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近代商业文明，因为一件商品的生产会依赖许多其它商品和服务的工业产出。一个消费者获得一件商品，实际上是获得众多劳动的产物。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分工合作，文明社会就不可能。一旦劳动分工完全建立起来，每个人都依赖他的同胞：“每个人……都靠交易活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则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start":511.70000000000005,"text":"劳动分工并不需要国家或任何智者的周密计划，它“一开始不是任何人类智慧之结果”，而是人性中有物物交换和交易倾向之必然结果。在这里，斯密延续了霍布斯、洛克等开拓的自由主义学说传统，明确否定了传统哲学对利己主义的消极观念。谋利不仅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自然，而且可以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最有力推手。分工合作使人类互利成为可能，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意味着增进社会利益。因此，斯密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名言，从中已能看到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雏形：“我们不能从屠夫、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从他们的自我利益获得我们的晚餐。”"}],[{"start":556.87,"text":"在一个主要依赖个体自私行为的完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国家作用必须最小化：“在任何社会，贸易规制都不能比资本更能带来工业数量增长。它只能将部分资本带入一个其原先不会进入的方向，而一点不能确定的是，这种人为导向会比资本按其自身意愿投资对社会更有利。”不过，斯密绝非自由放任主义者。国家职能仍然是必须的，譬如维持一个严格的司法体制以解决利益冲突、保护财产、提供国防，并为促进经济活动提供道路、桥梁、隧道、港口等必要的公共工程。总之，国家应提供最低程度的必要服务，同时尊重人性制约和市场机制。另外，国家还具有改革职责，拆除封建习俗和制度、取消垄断特权，使国家政策回归“自然自由”。最后，他还认为国家有义务提供某些“文化活动”，尤其是基础教育，防止普通人的精神阉割和扭曲。"}],[{"start":618.23,"text":"斯密其实和洛克一样，都认为个人财富主要来自于劳动。交换率取决于“获得不同物件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越费事的活价值越高。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正衡量。”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率等于其所包含的劳动之比。这个观点显然有点过时。在原始社会，劳动者自己生产，自己获得劳动成果。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劳动早已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而是还有资本与土地的贡献；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用以雇佣劳动、租用土地，产品出售所获得的收入用以支付工资和地租，剩下资本家的利润。"}],[{"start":661.82,"text":"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斯密显然不会认同这类激进观点。企业家本身也是劳动者，而且承担投资风险和管理成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斯密也未必接受市场交换决定一切的自由放任主义逻辑，因为他知道谈判能力并不对称。尤其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下，资本家可以等待或雇用其他工人，工人则必须获得工资才能生活。《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议价能力问题，雇主通常具有更强的谈判地位：“并不难预见，在一切通常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中哪一个在争端中享有优势地位。”因此，斯密并不主张把一切交给市场。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有必要干预，譬如支持“生存工资”：“人必须靠工作生存，其薪水必须至少能维持生计。绝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必须更高一点；否则，他就不可能养家糊口，这样的种族活不过一代人。”"}],[{"start":729.4200000000001,"text":"总之，斯密是劳动分工和市场自由的旗手，也支持私有财产保护，但他并非任何意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显然不认为，私有产权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超验神圣性。自始至终，《国富论》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制度能使一个国家生产更多财富。如果一种产权制度鼓励储蓄、投资、创新、分工，那么斯密无疑会强烈支持；但如果一种产权安排的后果是形成垄断、寻租、政治特权并损害竞争，那么即使它是形式上是的合法财产，斯密也会主张限制。私有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激励机制之一；有了它，才会有审慎的投资、合理的分工和高效的财富生产过程。归根结底，斯密是从工具理性或功能主义视角看待私有产权乃至市场经济。"}],[{"start":783.4900000000001,"text":"三、美国制宪与“新政”"}],[{"start":786.3300000000002,"text":"这基本上也是美国制宪者的经济视角。如上所述，《独立宣言》并没有把财产权作为“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当然，这显然不表明美国制宪者放弃了私有财产。事实上，《独立宣言》中的这一句取自1776年6月12日发布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start":808.5400000000002,"text":"所有人生而同样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他们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他们不可能通过任何契约剥夺或使其后代放弃这些权利，包括对生命与自由之享有，以及获取和拥有财产、追求并获得幸福与安全之手段。"}],[{"start":825.6400000000002,"text":"梅森主持起草的这部宣言把“拥有财产”和“追求幸福”相提并论，显示弗吉尼亚这个制宪者辈出的大州对财产权之重视。但也要注意，这里不可剥夺或放弃的权利并非拥有财产本身，而是“获取和拥有财产……之手段”，而手段终究是可以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事实上，即便洛克也不排除国家规制财产的权力：“我认为的政治权力是指调节（Regulating）和维护财产的立法权……”"}],[{"start":856.1000000000003,"text":"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正文基本上没有规定个人权利，但第一条提到了国会通过立法征税、调节州际贸易、为合众国提供“普遍福利”等权力，这些立法很可能对私有财产产生深远影响。1791年修宪通过《权利法案》，其中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不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被征收。”"}],[{"start":884.2000000000003,"text":"上述宪法规定体现了制宪者对财产权的基本观点：一是高度重视财产权，二是财产权并非绝对的“自然权利”，甚至生命和自由也不是绝对权利。美国今天仍维持死刑，自由过度显然可受到政府制裁。财产权同样是可以被“剥夺”的，只不过必须经由“法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被征收，但必须按市价获得公正补偿。"}],[{"start":913.9600000000003,"text":"当然，建国不到150年，美国经济已发生斯密未曾预见的巨大变化。1929年爆发“大萧条”，秉持保守主义传统的胡佛总统应对不力、黯然下台。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后旋即出台“新政”，全方位、大规模扩张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联邦措施包括为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而建立公共工程署(PWA)、工程振兴署(WPA)、民间资源保护组织(CCC)，为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建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加强银行与金融监管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提供社会保险而建立社会保障署(SSA，1995年作为独立机构成立)，为实施产业规划和价格干预建立全国复兴署(NRA)、为农业限产和补贴建立农业调整署(AAA)，并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建立全国劳动关系署干预劳动市场，规定工会权利、最低工资、工时限制。"}],[{"start":969.9100000000003,"text":"这些措施具有绝对多数的民意支持，但同时也遭到强大的保守主义抵制。如果说总统和国会是民选的，反对派仍可诉诸因终身制而独立于民主政治压力的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确实成了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接连宣布罗斯福“新政”政策“违宪”。罗斯福很恼火，一度要实施“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来稀释最高法院老人们的力量，幸好后来发现并无必要实施。斗了几年，最高法院发现胳膊拗不过大腿，加上老一代大法官逐渐退出司法舞台，最终认可了除了全国复兴署之外的“新政”措施。虽然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机构后来被悉数取消，今日美国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新政”时代，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社会保障署、全国劳动关系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农业调整署被取消，农业补贴、农业价格支持等政策体系仍延续至今，只是由其它农业部机构执行而已。"}],[{"start":1033.7000000000003,"text":"四、斯密会认可“新政”吗？"}],[{"start":1036.4900000000002,"text":"面对“新政”的全方位市场干预，斯密会怎么看？不少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斯密肯定会说No! 但如上所述，这只是对斯密的原教旨主义解读。真实的斯密并非市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从不主张政府放任不管，而只是反对特权、垄断、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利益集团勾连，以及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任意操纵。对于“新政”的一揽子措施，斯密一定会区别对待，认可其中某些对市场经济的纠偏和补足，否定其它对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干扰。"}],[{"start":1073.6400000000003,"text":"可能和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在所有的“新政”措施中，斯密最可能支持公共工程和危机时期的就业救济。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责包括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理由是某些事业对整个社会极其有益，但私人无法从中获得足以覆盖成本的利润，因而不能期待私人自发提供。适用这一逻辑的项目包括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因此，“大萧条”期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修建并管理水坝，公共工程署和工程振兴署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工程振兴署前后雇用过850万人。这些措施既是危机救济，也形成了长期公共资本。斯密会要求公共工程须防止浪费和官僚腐败，不能把公共工程蜕变成政治分肥，并应该尽量让受益者承担部分成本，但他不会反对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本身。"}],[{"start":1133.4400000000003,"text":"斯密还可能赞成部分金融监管政策。《国富论》讨论过银行业和纸币发行，并承认政府可以限制某些金融活动。他担心过度投机和不稳健的信用扩张，因为金融体系崩溃会造成广泛社会损失。"}],[{"start":1150.8900000000003,"text":"因此，如果把1933年后“新政”的银行监管、存款保险、证券市场监管等措施理解为防止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外溢，而不是政府替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则完全可能为斯密所接受。譬如“新政”时期建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旨在保护存款人，证券交易委员会则监管证券市场，目的是防止罗斯福本人反对的“用别人的钱进行投机”。这个金融改革目标和斯密学说相当一致。事实上，斯密并不认为企业家天然代表公共利益。恰好相反，他相当警惕商人利用制度获得特权。他甚至说过：“同业之人即使相聚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谈话也很少不以谋害公众的阴谋，或某种抬高价格的计谋而告终。”防止垄断和金融欺诈完全符合斯密精神。"}],[{"start":1204.5500000000004,"text":"然而，斯密几乎肯定会强烈反对设立全国复兴署。该机构允许、支持企业之间进行某种“有组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行业建立所谓的“公平竞争规范”，由政府和行业共同制定价格、产量、工资、工作条件、行业规则。但在斯密看来，这恰恰是商人们最喜欢利用政府权力谋取利益并形成特权集团的领域，这类措施很容易让同业者联合起来限制竞争、抬高价格并损害消费者。"}],[{"start":1234.9200000000003,"text":"斯密也大概率会反对农业限产政策。该政策的逻辑是农产品价格太低，因而需要限制生产+政府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凯恩斯主义会以稳定收入为由支持这项政策，但斯密会质疑政府为什么要人为限制生产，因为《国富论》的核心逻辑正是分工扩大会增加生产、丰富商品，进而改善国民生活。对斯密来说，人为销毁或限制产量以提高价格是极其反常识的。如果政府要同情贫困农民，斯密会建议降低生产和运输障碍、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或直接救济贫困者。"}],[{"start":1275.1500000000003,"text":"至于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斯密时代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养老金体系、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险，但《国富论》并没有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劳动分工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市场确实能创造财富，也可能产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矫正的社会后果。斯密甚至担心，极端的劳动分工会使工人的精神和判断能力退化，因而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提供公共教育。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正是在大萧条造成大规模老年贫困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如果社会保障对于防止老年人、失业者和残疾者陷入极端贫困有所必要，斯密应该不会反对，而只是会警惕由此带来的问题：保障制度在财政上能否持续？会不会破坏劳动和储蓄激励？是否由公平而透明的税收体制承担？"}],[{"start":1332.5300000000004,"text":"总之，斯密不仅不会一概反对罗尔斯“新政”，而且会支持其中相当一部分措施，但他确实会反对将“新政”变成一种不断扩张的常态化政府干预体制。斯密知道市场可能陷入暂时性危机，《国富论》讨论了投机、银行信用扩张、商业失败、资本错误配置以及繁荣衰退等问题，但他相信，市场自身通常具有纠正局部错误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长期来看，价格、竞争、资本流动和企业破产等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应该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在市场机制遭遇危机时恢复其运行能力，但他会反对政府借危机之机永久接管价格、竞争和资源配置。"}],[{"start":1379.1500000000003,"text":"斯密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国民创造财富，他的答案是劳动分工—市场交换—资本积累—充分竞争—制度与法治—限制特权和垄断。他确实没有预见到，1929年“大萧条”式的系统性危机可能会永久性中断其财富创造链条。危机突然来袭后，社会陷入消费者恐慌—消费需求下降—企业投资和生产下降—工人失业—收入下降—消费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经济会周期性陷入普遍性的总需求不足、大规模失业和长期萧条？这是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start":1419.1700000000003,"text":"五、凯恩斯方案及其短板"}],[{"start":1421.9900000000002,"text":"和斯密与美国独立建国一样，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基本上也是两个“平行事件”。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新政”已轰轰烈烈推行了三年之久，因而《通论》说不上对“新政”有什么影响。凯恩斯与罗斯福确实之前就有接触，1934年访美后，年底还给罗斯福写过公开信，赞扬联邦政府通过扩大经济活动恢复私人投资和总需求，同时也批评了人为操纵价格体系等某些政策。不论如何，“新政”显然不是按照“凯恩斯主义”设计出来的。只是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通论》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它是基于“大萧条”经验，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和20世纪初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化理论。此后，“凯恩斯主义”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至今不衰。"}],[{"start":1476.6100000000001,"text":"凯恩斯要回答一个斯密时代尚未系统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拥有大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却可能长期深陷大规模失业和萧条？在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进行逆周期干预？人们常把凯恩斯放在斯密的对立面，一个主张、一个反对政府干预，但这种看法显然过度简单化了。两人不仅面对的问题不同，而且答案也未必互斥。如果说斯密揭示了社会财富长期增长的市场机制，那么凯恩斯要解决的正是打破长期机制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起因可能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却足以让市场长期陷入恐慌—萧条—失业的恶性循环。在市场正常秩序无法自然恢复的情况下，政府该做什么？"}],[{"start":1527.23,"text":"因此，凯恩斯的关键词是“逆循环”（counter-cyclical）。这至少是他的本意。凯恩斯发现，危机过后，市场并不一定能自动使总需求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于是，尽管工人想工作，工厂也有能力生产，社会其实有需求，但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仍然走不出低消费—低投资—低就业的陷阱。他还担心，如果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大规模失业、长期萧条、普遍绝望，社会最终将走向暴力革命，进而产生法西斯或共产极权政体。“大萧条”后纳粹上台或可证明，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凯恩斯的答案就是通过政府花钱来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维持收入，来打破周期性危机的恶性循环。"}],[{"start":1575.41,"text":"说到底，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危机管理。在1930年代的语境下，凯恩斯最关心的就是“大萧条”带来的低消费和低就业。他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未必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在经济严重衰退时，尽管存在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等资源要素，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没有动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暂时增加支出，以填补私人需求的缺口，从而打破消费不足带来的连锁反应。一个典型案例是公共工程，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而提高消费和社会总需求。"}],[{"start":1618.71,"text":"显然，凯恩斯主张的本质是改良而非革命。他既不主张废除私有产权，也不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价格。他的目标恰恰是通过改革资本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保留市场作为财富创造机制，同时赋予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事实上，凯恩斯的想法和1930年代早期的某些“新政”措施并不一致。譬如全国复兴署直接介入行业价格、工资、产量、竞争规则，更像是行业协调乃至计划经济，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农业调整署则通过限制农业生产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也是属于产业和价格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增需政策。另外，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等银行改革属于金融制度改革，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start":1674.81,"text":"既然是反周期的危机管理，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财政需求管理只是应对严重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稳定工具，危机过后一切即应恢复正常。虽然凯恩斯本人并不认为政府支出只能在危机时期使用，他本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永久管理经济，而且他在1937年确实说过：“适合财政紧缩的时机是经济繁荣期，而不是萧条期。”这表明凯恩斯主张的是逆循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增加支出、减少税收，在造成赤字上升的同时帮助经济恢复。等到经济恢复繁荣，政府应减少刺激、增加税收，财政趋于平衡甚至盈余，从而为应对下一次危机留下财政空间。"}],[{"start":1725.57,"text":"问题是，逆循环控制只是经济学家的美好设想，政治上未必行得通，民主国家尤其行不通。政府花钱是好事，谁不想得到好处？一个工程上马容易，下马则牵扯饭碗问题，显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地议员为了获得选票，也会力争保住项目。减税大家都乐意，增税则肯定有人会不乐意，而立法者并不想失去选票。因此，本该临时性的反周期措施很可能遭遇永久性“粘滞”，变成只增不减的单向投入。危机时刻，政府增支减税，但危机过后，政府迫于选举压力却无法实现减支增税，造成挥之不去的“民主赤字”。久而久之，民选政府个个债台高筑。等下一次危机到来，留给政府的财政调整空间会越来越小。"}],[{"start":1779.33,"text":"六、国家何时崩溃？"}],[{"start":1781.6899999999998,"text":"二战之后，欧美的凯恩斯主义普遍经历了危机措施永久化。政府永久承担了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管理责任，包括充分就业、需求管理、货币稳定、福利国家等不一而足。凯恩斯主义本来是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限于危机时期的反循环功能，但战后政治实践早已将其稳定经济的责任制度化、日常化、永久化，扩展成和斯密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庞大福利国家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但“民主赤字”越来越高，政府日积月累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原意是以政府干预拯救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但这种拯救方式本身似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会不会等到哪天债务财政难以为继、轰然倒下，“资本主义的丧钟”仍然会敲响，只不过这次会连同民主政体一起进入坟墓？"}],[{"start":n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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