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她的分析，虽然法国的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但水平差别比较大，好的公立学校基本上位于富人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例如，索邦大学所在的巴黎5区（拉丁区），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和中产聚居区，那里的两家公立中学“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和“亨利四世”（Henri IV）是全法国最好的中学。她总结说，英国中小学教育的阶级区隔，是靠学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私校），法国中小学教育的阶级区隔，是靠房价房租，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金钱区隔。
她说，法国公立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就近入学，法国一些华人为了让孩子上好的公立学校会搬家，买房或者租房，但很少见到法国本地人家庭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搬家。
英国没有与“社会电梯”完全对等的直译惯用语，甚至都没有类似的概念。英国有一个词“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从“电梯”到“阶梯”的隐喻差异，恰恰折射出英法两国在历史传统、国家角色和深层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分歧。
在法国语境中，“社会电梯”不仅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更是法兰西共和国最核心的政治契约，这个词还隐喻着背后的国家责任。为什么法国人叫电梯，而英国人叫阶梯？英国社会在潜意识里一直默认“阶级”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实，阶梯是静态的，爬阶梯依靠的是个人的体力、野心和奋斗，社会只负责提供梯子；而电梯是一个机械装置，它的建造、供电、日常运转和维护，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有力的主导者，这个主导者就是国家。法国人骨子里认为，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跨越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你进入电梯按下按钮，国家系统就理应把你送到相应的楼层。
但法国人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谈论“社会电梯停摆”，这反映了当下法国社会的焦虑。大量数据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如今法国平民阶层的孩子越来越难进入顶尖学府，精英阶层通过文化资本和财富实现了自我固化。由于法国人对这台“电梯”抱有近乎宗教般的共和国信仰，一旦发现电梯坏了，民众产生的背叛感和愤怒感就极其强烈。这种幻灭感是近年来法国频繁爆发社会抗议（如黄马甲运动）的深层心理动因。
数据显示，此前渐进改良的英国模式和激进革命的法国模式，走到今天，其社会流动状况却越来越趋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破损的社会电梯？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报告中指出，在英国和法国，一个出生在底层20%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经历整整6代人（大约150年）的时间，其家族收入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社会流动性较好的北欧国家如丹麦，这个过程只需要两代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的历史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经历了多次共和与复辟的法国，还是在保持了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财富的集中度在21世纪都呈现出向19世纪承袭制资本主义回归的趋势。
法国试图用暴力的革命之火烧毁旧秩序，英国则试图在旧秩序的藤蔓上嫁接新文明，但人类社会似乎拥有一种超越政治体制的“万有引力”。掌握资源的人，无论是凭借高贵的血统，还是凭借卓越的考试成绩，总是倾向于且有能力将优势传递给下一代。推翻旧精英的肉体，往往只是为新精英的崛起腾出了位置；而当新精英坐稳江山，新的壁垒便会悄然建起。
显然，社会流动绝对不可能通过一次流血革命或一部宪章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
外包的暴力与两座监狱的隐喻
不过，法国大革命之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经历了革命、反革命、复辟、反复辟，流血可不止一次。如今，法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却仍然越来越与英国趋同。这是不是意味着：法国人的血都白流了？断头台的头都白砍了？近百年的折腾都是“瞎折腾”？
偏爱英国模式的人可能会说，英国没有推翻老精英阶层，但在随后的渐进改良过程中让国王成为虚君，让贵族成为摆设，让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君主立宪制，虽然老精英一直获利，虽然贫穷阶层大多难以实现阶级跃升，但在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同时，社会仍然能够得以缓慢进步，经济却能够通过工业革命、海外扩张、帝国建设而实现大跃进，这种渐进改良模式远远优于“烙烧饼”式的法国模式。
其实，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18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指出：渐进改良保留了社会赖以运转的“隐性知识”和制度惯性，而激进革命试图用抽象理性一次性重新设计整个社会，这种理性的傲慢必然导向恐怖统治。伯克写这本书时，法国大革命才刚开始，雅各宾恐怖统治还没发生，伯克却几乎预言式地说中了后来法国的走向。
但我认为，所谓“英国选择了渐进改良，法国选择了激进革命”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历史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人民随意“选择”的，一个国家能否避免社会革命，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博弈最后谁是赢家、老精英阶层是残暴顽固还是顺应变化、国民性是温和还是暴戾、主流意识形态是激进主义占上风还是保守主义占上风等等，即使法国各派力量的博弈“不幸”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流血和动荡，法国人的血也不能说是白流了。
首先，如果我们只从“代价”来评估，而不问“换来了什么”，这个判断会变得危险地单薄。法国革命的暴力，不只是为了把旧制度换成新制度，也是为了在象征层面上彻底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断头台的意义不只是物理上的杀戮，而是政治上的宣告：国王不是“天命”，贵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教士不是“上帝在世的代理人”。这种象征性的否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两百多年的政治文化中一直在发挥作用，哪怕阶级结构重新固化，哪怕新的精英通过“精英大学”复制自己，但“平等”、“公民”、“共和国”这些词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张力，仍然可以被用来质疑统治阶层。这一点，英国是没有的。
其次，“英国模式没有流血”这个前提本身也站不住脚，英国只不过是把流血转移到海外罢了。英国国内社会变化确实相对温和，但同一时期的英国是靠什么维持社会稳定和资本积累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爱尔兰大饥荒（英国政府的政策性不作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期间出现过多次饥荒（仅丘吉尔时代，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几百万人）、鸦片战争、英国把囚犯集体流放到澳大利亚等等。英国的“渐进改良”很大程度上是把革命性暴力外包给了殖民地，本土精英因此不需要经历法国式的正面冲突。如果把大英帝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套“英国模式更文明、更温和”的叙事，就没有那么容易成立了。
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否定英国模式的稳定性，而是为了强调历史路径依赖的复杂性。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了我和阁阁等人一起参观的英国雷丁监狱。
即使在英国国内，即使在已无法“外包”的司法和监狱系统，秩序的维持也并非那么公正、温和。
雷丁监狱最著名的囚犯是王尔德，他不是普通囚犯，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精英、上层社会的宠儿和伦敦文化圈的明星，但他因为同性恋被判刑，最终死于贫困与流亡。英国的阶层固化不仅是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也是道德的，王尔德的坠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英国社会的道德秩序拒绝容纳他。
从某种意义上，雷丁监狱也是英国模式的某种象征。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也有一个象征着法国模式的监狱——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从而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亦称巴士底日。巴士底狱被攻占，象征着旧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摧毁，也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从此走上了一条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雷丁监狱的墙还在，巴士底狱的墙早已不在，但英法两国的阶层结构却都以各自的方式从狱墙里长了出来。
巴士底狱象征着激进断裂的破坏力，雷丁监狱象征着渐进秩序的窒息感；法国人200多年前就可以实地攻占巴士底狱，英国人如今仍然只能涂鸦般地想象逃逸雷丁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