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之日，8月11日，从匈牙利又传来一个重要消息：73岁的法学家鲍卡•安德拉什（András Baka）当选总统并宣示就职。至此，全球关注的由4月12日大选引发的极具威权主义特征的欧尔班政权的垮台，以及随后数月来匈牙利的政治变革基本告一段落。
7月13日，法国“世界报”住东欧的特派记者Jean-Baptiste Chastand在结束十年任期，告别匈牙利之际，在该报上刊载了一封充满情感的给匈牙利人的公开告别信：“谢谢，亲爱的匈牙利，感谢你证明了万事皆有可能，即便是在那些看似禁锢遍地的国家里”。在信中，他提及多年来是怎样在欧尔班治下日渐专断腐败的匈牙利受到各种掣肘与敌视，艰难地进行采访工作的，以及今天他又如何为匈牙利近几个月的变化而感到欢欣鼓舞：信中引用了7月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个年度各国信心指数报告，仅仅大选三个月后，近千万的匈牙利人忽然成为欧盟所有国家中对未来最具信心的人民：约73%的匈牙利受访者表示对本国未来感到“乐观”，较2025年底几个月前的上一次调查提高了16个百分点；另有57%的受访者表示“怀有希望”，这一比例在整个欧盟中位居榜首。……在这个近现代以来充满曲折变化、地处中欧的前东欧阵营的国度，希望之风再度吹起。
对包括笔者在内年纪稍长的当代中国人来讲，匈牙利这个远在欧洲的国度，一直就让人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且不讲近代以来与匈牙利民族独立相关的裴多菲那著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人耳熟能详，就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件，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等，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政治人物对真相也多不得要领，却是构成一些政治决定如反右出台的背景，在一个很长时期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甚至是大众运动中的某种政治参照，被拿来投射政治想象，作为给对手施以政治污名的借口，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而或许是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因历史形成的某些文化特性，身份认同上的东西双重性，在笔者看来，匈牙利往往成为某种国际政治风向变化的测度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仅关乎该国人民的命运，也传递着某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信息。
不过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对匈牙利此次四月政治变革的评论，多局限在一个相对短时段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分析，集中在欧尔班政治的民粹色彩，极右翼倾向的专断政策，民族主义特征，其反欧洲及控制媒体、打压政治对手的举措，以及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腐败，外交上与莫斯科、华盛顿、北京的关系等方面——这是一个饶有深意的值得探讨的世界政治现象：欧尔班•维克托政权或许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受这三者青睐且保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政权。但这些分析似乎缺乏更多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心理面向，以及对未来世界政治可能的影响的相关分析。这里，笔者不揣简陋，再做些补充，或可有助于读者对此事件以及这个世界的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迁徙族群的历史
在许多人眼里，匈牙利是欧洲国家，现因加入欧盟，更是如此。但我们也要了解的是，这个地处东西交汇之处的欧洲国家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带有很重的“东方”“亚洲”色彩的国度，甚至其自我认同上从来就带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双重认同”特性。不仅是中国人，即便是许多欧洲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这个国家的理解都很有限。公元前数世纪，伊利里亚人、阿加提尔西人，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凯尔特人等生活在潘诺尼亚地区（今日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北部等区域）、多瑙河平原、蒂萨河流域，但直到公元1世纪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行省后，我们才稍多了些有关这个地区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但对匈牙利的了解还是未甚详尽。只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解、衰落，该地区不断上演着各种族群的迁徙、侵入、更迭的历史剧目，且愈演愈烈。
先有东哥特人（Ostrogoths）的入侵，而后又因来自东部的格皮德人（Gepids）、匈人（Huns）和阿瓦尔人（Avars）的推进，东哥特人于409年不得不撤离该地区后，6世纪，斯拉夫人迁入，到9世纪，才有被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从黑海以北、东欧大草原那个所谓Etelköz地区驱赶出的马扎尔人（Magyars）各部落的西迁，他们在阿尔帕德（Árpád）的率领下，翻越喀尔巴阡山脉，最终定居于匈牙利大平原，成为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那是整个欧亚大陆族群迁徙多米诺骨牌推挤效应产生的一部分后果。该地区族群不断迁徙更迭，祖先丢失故土被逐在此定居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深埋在匈牙利人心中的一个集体记忆，使得匈牙利人即便是今日对移民进入也抱有某种天然的警觉与敏感，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去探讨的集体心理课题。
在许多人那里长期都有一个关于匈牙利人身份的混淆认知，就是匈牙利人（Hungarian）与匈人（Huns）有血缘关系。一些中国人因匈牙利名称中这个“匈”与匈人中的“匈”，西方一些人因两者西文名字前都有的那个前缀H及几个相同字母，便认定两者具有血缘承继关联，但现代历史、考古、基因及语言研究已经澄清：匈牙利人基本上是属于地道的中欧白种人，与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区隔并不大；其语言属于一种非印欧语系的比较特殊的乌拉尔语系；匈牙利人与匈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流传甚广的有关匈牙利人，匈人乃至与后来蒙古人的血缘关系等说法，又不全然没有历史的成因，只是那却是因另外的政治与文化逻辑所致，是与各种认知误解，与权力合法性相关的神话塑造，面对外界的压力所进行的自我认同构建等因素造成的。
累积形成的双重认同
直到今日，在匈牙利人的身份认同上，那种双重性仍非常明显：匈牙利人依旧自称为马扎尔人；自己的国家为马扎尔人之国。而外界却称其为匈牙利人，其国为匈牙利。世界上好些国家都有这种自我与外界称呼上的差异，但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尤显突兀。匈牙利一词最早是源自突厥语系词汇Onogur（意为“十个箭矢”或“十个部落联盟”），与当初定居该地区的族群组成有关，后斯拉夫人由此以斯拉夫语冠称其为Ugry，及至后来中世纪拉丁学者翻译这个Ungaria语时，误入一个H，将其与五世纪时威胁欧洲、引发欧洲重大变动、曾建立一个短暂的庞大帝国的阿提拉（Attila）所率的匈人（Huns）相混淆，这成为今日对匈牙利的称谓以及相关的混淆认知的最早来源。
可另一方面，种种绵延不断的关于匈人与匈牙利人承续关系的说法，其实也是匈牙利人自中世纪开始的那种“善假于物”，借冕播誉，借势赋能做法的结果：12、13世纪时，为壮王室声势，树立正统性与威武之名，王室的写手们便称其为阿提拉的后裔，以收复阿提拉所属旧土为名统治该地，这当然也有借阿拉提的传奇之威阻吓周边他人之意。匈人历史上的确进驻后来匈牙利人居住的喀尔巴阡盆地，阿提拉在那里设置过帝国权力中心，但待马扎尔人到达该地建国，阿提拉帝国已崩溃四个世纪了，前后相距甚久。
有意思的是，同在欧洲，一个历史人物被各自表述到如此程度，也是不多见：阿提拉这位西欧人眼中常与“异族入侵”“恐惧”“烧杀掠抢”相连的恶人，上帝用来对基督徒施罚的“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到了匈牙利，却因对他这一褒扬传统，迄今仍然是匈牙利人眼中英雄的象征，勇武气质的代表，许多男性依旧以Attila为名。即便自11世纪以来，匈牙利已经成为一位基督教国家，为强化教皇应对阿提拉入侵时所展现的智慧与勇气，营造其权威，强化基督教信仰而对阿提拉所做的各种丑化，似乎都没有影响到匈牙利人这种对阿拉提赞美的延续。2012年，匈牙利这不到千万人的国家还举行过有数万自认为是匈人后裔代表参加的大规模纪念活动。
不过，顺便说一句，自阿尔帕德帅众于895年进入潘诺尼亚地区建立匈牙利大公国后，马扎尔人曾长期向西欧地区进行掠扰，这让欧洲人联想到几世纪前的阿拉提也并不奇怪。事实上，直到955年的第二次莱希菲尔德之战，马扎尔人被东法兰克人打败，这种侵扰才停止，马扎尔人也就此逐渐定居。在第一个千禧年结束之际，因各种文化及地缘政治的考量，阿尔帕德的后人逐渐转向信奉基督教，到圣斯蒂芬一世（Saint Stephen I）时成立匈牙利王国，设制度，造钱币，获教皇加冕，天主教成为国教，他因此成为千年来匈牙利历史上被崇拜的立国者，多年后又因在推广基督教上的角色被教会封圣。匈牙利历史从此真正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这里不必再去重复自那时起后来数百年匈牙利历史的分分合合、强盛与衰弱、与继承权及利益相关的宫廷内斗、各地区与族群与中央政权的纷争、内战、抵抗蒙古人的入侵等各种故事，只需了解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是，即便是今日，中世纪时代对当代匈牙利的生活，认同依旧非常深的影响，正如法国中欧中世纪史、匈牙利史专家Marie-Madeleine de Cevins几年前在接受法国电台一个有关匈牙利历史节目的采访中强调的，“各种中世纪时代的象征符号迄今随处可见，影响深广”。
而自14世纪末起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延续数个世纪的侵扰、统治，又让匈牙利具有了另一种地缘政治与文化上的身份：基督教的匈牙利成为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前线“欧洲之盾”。几位15世纪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匈牙利领导人在延迟奥斯曼的扩张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之围中大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匈雅提•亚诺什（János Hunyadi），他的儿子建立了“黑军”精锐部队的马加什（Matthias Corvinus），不仅维持了中欧当时的相对稳定，也因其文功武略，如建立欧洲当时最大的图书馆等，让匈牙利进入一个辉煌的高峰时代。可势终难拒，最后还是未能阻挡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占领、统治，1526年摩哈赤（Mohács）决战，匈牙利年轻的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战死，匈牙利主力全军覆没，独立的中世纪匈牙利王国终结，虽然王国的名号、历史最终要等到1946年苏军的占领，共和国的成立才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