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前共产国家开始转型后，相当一些国家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大幅右摆，甚至是向极右滑动的现象。显然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历史上自由主义、共和传统的薄弱；其次，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幻觉破灭后，面对各种转型的阵痛，旧的制度累积的灾难性的后果、艰难的生活状况、国家政治的动荡、被压制的民族矛盾的浮出造成的冲突，又恰逢新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人们于是转过头去紧紧抱住传统的、血缘、宗教的民族、族群共同体，将其视为遮风避雨、给予生命与安全的意义所在。未来不是天堂了，过往传统时代就代表了最美好的一切。人们寄望强人来解决问题，获取保护；因旧体制的权力势能形成的权力崇拜换了形式，以对权力加金钱的双重膜拜继续延续。公民社会力量阙如或薄弱，无法抵抗权力的挤压。人人平等友爱的价值因被过度拔高而被许多人视为虚伪，结果一种弱肉强食哲学，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金科玉律。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威权性的文化、宗教、社会、性别、族群等级观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奉为圭臬。长久的宣传与灌输形塑的绝对一元、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依旧在惯性地左右许多人的思考，坚拒多元视角的合理性；从崇共到反共，表现形式大相径庭，内里的精神结构却可能毫无二致；从不宽容宗教变成宗教性不宽容；宽容成了软弱与虚伪的代名词；教条崇拜与敌对思维依旧，只是现今这教条有了另外的名目和术语，该消灭的敌人换了面孔及称呼。从一种要消灭阶级的不纯，营造同质性阶级纯洁社会的思路，转而主张去铲除民族、族群、文化、宗教中的异质，构造民族、血缘上、文化与宗教上的一种纯粹社会，成了一种最简单的思想转换直通车。在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一些曾经的反体制精英的在野精英，最终因对权力及财富的渴望，对某些意识形态的执念，从气质、认知到行为最终同化，类似于前体制精英；民族主义曾与人们对民主、自由与权利的诉求相伴而行，而一旦转型开始，两者又往往渐行渐远，终致分离，前者在后者的主张中是可以理解、讨论的内容，而后者在前者眼中已被视为必要清除的对象。总之，这种向极右翼大幅摆动的现象是有各种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因的，那种旧体制造就的集体性的社会学上称为“习成”（habitus）的因素，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欧尔班政权的出现，也当从这个背景去理解，既是转型国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般现象，也有深植于匈牙利的历史与文化，认同上的紧张、双重性等方面的根源。尽管有些人试图挖掘前现代时代匈牙利政治上的某些共和主义因素如地方与族群自治等，近代以来匈牙利也有过短暂的几个共和国尝试，但这方面从制度到观念的基础上的薄弱都是显见的；匈牙利的民主共和传统一直与民族主义相交织、冲突、互补；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现代国家构建方案也是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纠缠不断。欧尔班事实上是这前一种方案的当代代表，它上承米克洛什•霍尔蒂的传承，只是与其抗拒的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以捍卫主权为名，欧尔班现在对抗的是所谓布鲁塞尔代表的自由全球主义。
至于那些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如因《特里亚农条约》而分散在附近各国的几百万匈牙利人的处理，以及经济转型及发展面临的区域及社会不平衡带来的种种挑战，都很容易造成与某种与民粹主义相伴的民族主义的复生。只是这次匈牙利曾被迫纳入东方阵营，对抗东方的苏联——俄国人的统治后，因来自东方的压迫消退，对抗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民族主义的指向便转向另一方——西欧。这尤其是因为在加入欧盟后，身份的调适过程并不那么简单，经济的相对落后要仰仗欧盟的支持才能发展，许多制度要修改以与欧盟整体的规范及原则匹配，因历史也因现实对西欧形成的爱恨并存的双重矛盾心态（ambivalence），在一些事件的刺激下就会膨胀，布鲁塞尔就被操控成某些匈牙利人发泄不满、宣示自我身份、抗拒所谓的新“帝国压迫”的对象。而在一些如移民问题上，布鲁塞尔的某些过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官僚做法，又给欧尔班得以以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的捍卫者为旗号加以利用，强化权力，使得民众很容易去忽略、容忍国家政治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蜕化。2016年欧尔班为抗拒当时欧盟为解决移民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所组织的公投就是一很好的例证：尽管因投票率不足50%是否有效引发争议，但毕竟投票者中98%的人反对欧盟移民政策，给了欧尔班极大的政治资源。此外，欧尔班通过修宪，给予身居他国的匈牙利族裔人以投票权，巩固国外票仓；同时，在国内定向收买一些社会群体、核心选民，承诺各种福利，并向臣服自己、服务于自己的精英圈进行利益输送赢得支持。总之，欧尔班连续多次当选，这些民粹的做法，匈牙利主权受到布鲁塞尔的干涉的“受害者论述”，反国际自由派精英的民族主义宣传，都是其屡试不爽的最重要的法宝。
这种背景下，双重民族认同上的东方部分浮起，一些人对俄罗斯、甚至是更遥远的大国投射某种新的想象，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那是“向东开放”政策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只有当来自东方的威胁再次临近，如俄乌战争诱发的人们对俄罗斯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再次感到担忧，对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可能伤及匈牙利经济产生忧虑，这些感受开始蔓延，且在自由权利受损、经济不佳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才会重新刺激匈牙利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民族的未来与个人的权益再次交汇，抛弃欧尔班主义的时机才会成熟。1956年事件与1989年巨变中，人们包括欧尔班自己也曾高呼过的那个著名的口号“俄国人出去”，此次再次在匈牙利大选中到处回荡，就是一个例证。此次大选中，也出现过有人当面高呼此口号，让欧尔班极其被动尴尬的场面。当然，反对派的新集结，也是能达成这种变化的必需的政治条件。
四月变革的内生性、欧盟与现代性
纵观匈牙利近代共和史，从1848-1849年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领导的第一波共和主义，到一战后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后短暂的共和尝试，甚至1919年那个更短命的苏维埃式“共和国”，其背景都与反抗、脱离哈布斯堡王朝与争取民族独立有关。二战后1946年的共和政权，则是在挣脱纳粹掌控后的新尝试，但旋即被苏联帝国打碎。1989年后建立的自由共和体制，是在摆脱苏联帝国的统治背景下自由民主的再出发。但与上述经历不同，在笔者看来，此次欧尔班政权垮台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更多的是基于内生逻辑，是社会出于对欧尔班的威权与腐败而产生的政治反弹，抗拒外界主要是俄国人的影响是次要的，更谈不上向外争取独立的问题。相反，来自欧盟的压力帮助了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在匈牙利的存续。虽然即便是在欧尔班治下，匈牙利也并不一概反欧，而是工具性地利用欧盟框架在一些区域合作、其他国家入盟、匈牙利自身发展等问题上长袖善舞，谋求自己的利益，但在相当一些重大议题上，欧尔班的匈牙利与欧盟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矛盾成为双方关系的基调，近些年且日渐尖锐，愈发严重。
早在2018年，已有德国的智库研究报告认为匈牙利已接近于独裁的门槛。如果没有欧盟相关的制度框架及资源造就的对欧尔班政权的约束，相信连续四任担任总理16年（如包括第一任四年任期则是20年的）欧尔班会早已跨过这道门槛，匈牙利的民主与自由体制包括选举本身有很大概率今日已经消失，俄国化了，或许要等到多年后历史大潮再起时才会回转。2022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认定匈牙利不再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而是一个“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混合政体”，并且严重违反欧盟民主规范，2024年再次通过类似决议，要求欧盟领导人限制匈牙利在欧盟的权利，谴责匈牙利破坏欧盟坚持的基本价值。欧盟暂停向匈牙利拨付预定的资金。这些压力虽没能在短期内直接改变欧尔班的政权，但改变了欧尔班政权的生存环境，为其最终垮台准备了条件。毕竟，布鲁塞尔对匈牙利人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与自由，安全与尊严。匈牙利无法脱离欧盟的支持赢得经济的发展，兑现承诺的福利，哪怕欧尔班集团贪腐的钱财，也多半与瓜分来自欧盟的款项有关。此次欧尔班政权的垮台，显然是与经济上的停滞、糟糕状况有直接关系的。
早些年前，笔者曾说过这样一个对世界走向的观察：在经历一个几十年相对理想主义，自由导向的浪漫突进时代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针对这前一个时代的调整期，一个大反动（reactionary）时期。欧尔班政权的出现也是这个世界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因后共产转型这个背景的嫁接得以强化，成为这潮流中的前行者。因其反移民，高举基督教传统及民族主义的诉求，政治上去自由化的权威主义尝试，近些年欧尔班在国际上成为一些人眼里的保守主义英雄，布达佩斯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右翼势力的灯塔、堡垒，新“欧洲之盾”，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多以欧尔班为宣传效仿的榜样。欧尔班也利用其主政的资源，为其尽可能提供各种政治、宣传甚至经济上的支持。而第二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不仅公开高调赞誉欧尔班，且直接介入匈牙利选举，以巨额经济合同为诱饵为其助力，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甚至搁置其他要务，亲赴匈牙利为欧尔班助选，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所致。但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遮蔽作用，让情报能力本很强大的美国政府，在匈牙利事态上竟发生如此的误判，面对一个即将溃败的欧尔班政权，甚至到了选举前夜还那样大张旗鼓地强力支持，显然是对匈牙利的民情走向缺乏真实了解，从外交上讲也是相当不智的，伤及美国至少是特朗普政府在匈牙利人眼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