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以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的左翼高调做幌子，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压榨人民之辈需要警惕，要加以揭露；同样，拿基督做幌子、用传统当门面、假民族为借口、以权谋利、打压异己、破坏民主法治的家伙，也同样需要人们小心，要将其戳穿。托克维尔的一个洞见是：民主与自由是脆弱的，需要时常的警觉。匈牙利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为每一个公民自身的权益，也为国家的健康发展，一个和平的世界，对权力的警惕，批评与监督，对法治的维护，应该是一个永久、持续的事业。由于全球化、科技发展、经济失衡、移民等问题带来的冲击，人们将安全、秩序、民族认同、主权、权威等价值再度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传统、宗教中寻找人生意义，这构成笔者前面所说的全球右翼化趋势的背景，这其中显然有其合理、有益、符合逻辑的部分，但也需要指出的是，也要同时警惕侵蚀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携手回归。民粹主义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都有揭示问题的功效，但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且历史证明往往最终只会恶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检讨是有必要的，左翼的一些做法与提法是需要加以批评与检讨的，一些极左的乌托邦、极端思潮及做法更是要批判抵制的；但反过来一头扎向极右翼的思潮，赞美另一些极端的做法，动摇对现代性的自由、人权、民主、理性的坚持，结果同样会让人们、让这个世界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以欧尔班的一个看家议题移民问题来讲，那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那种“既要又要”的完美的理想结果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移民绝对需要控制，但经济运转对劳动力与人才的需要也不得不纳入考量；前一段时间，以反移民起家的意大利梅罗尼右翼政府与西班牙的左翼政府几乎是同时各自通过大赦合法化五、六十万移民，这显然说明是有另外一种刚性逻辑在起作用，不是那种用左或右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的说辞能解释的。所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都尚未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仍需摸索，匈牙利也不会例外。即便是在欧尔班治下，来自东欧国家或亚洲的劳力也依旧在持续增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议题上，匈牙利的新任总理马扎尔•彼得（Magyar Péter，与马扎尔人Magyars族同名）并不是什么左派，他原属欧尔班党，是因无法忍受欧尔班的专断与腐败而破门而出，加入改造蒂萨党，联合各种力量完成了这次政治变革，这只是向民主的正常运作回归。他的执政大体依然属于右派立场，但是在尊重民主、自由、法治框架内一种的右翼立场。
匈牙利的再转向及世界意义
因欧尔班扶持上任具有签署法令权、代表国家的总统舒尤克（Tamás Sulyok）拒绝辞职，马扎尔领导的具有足够修宪议席的蒂萨党不得不使出修宪杀手锏，以社会对总统严重丧失信任为由提前结束其任期，舒尤克被迫于7月18日签署自己的离职案离职，这才有文章开头所提法学家鲍卡•安德拉什（András Baka）当选总统之事。这位德高望重的鲍卡•安德拉什的当选极具象征性且意义深长。这位前欧洲人权法院高级法官、曾经的匈牙利高等法院院长过去十几年的经历，本身见证了匈牙利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和今日回归，其经历本身就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因对欧尔班上台后对法治的破坏的批评，他被欧尔班非法免职，为捍卫对政府批评的权利以及法治原则，揭露撤免他的专断非法，他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裁决欧尔班政府违法，但欧尔班拒绝执行。作为议会多数党领袖，马扎尔总理在提名安德拉为总统候选人时说：他的一生，是“对民主法治和宪政原则的承诺的典范”，匈牙利需要被“引导回法治和宪政治理的轨道”。今天，走过十多年寂寞且艰难的路途后，他回归当选总统，成为宪法秩序的最高守护人。他的当选及精彩的就职演讲，再次引发关注，成为几天来众多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国际新闻，此举再次将匈牙利4月以来的变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也赋予这场政治变革某种全球性的启示意义。
在就职演讲中，这位长者，抗拒欧尔班威权政权的新时代的著名“异议者”语重心长地说到：“匈牙利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国家的运作，宪政以及国家共同体问题的时刻”。因为，匈牙利曾经是转型的优等生，但现在“这个民族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几乎所有直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经济、财政、社会、能源、水资源、交通、环境、教育与健康，儿童保护，都陷入了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匈牙利社会的深度分裂”：首都与乡村，年轻人与老人，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左与右，保守派与自由派，少数群体与多数，富人与穷人的分离对立，“甚至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不仅仅是错误的，而是你的敌人”。“民间组织、记者、少数族群、外国人以及持不同意见的公民，都曾经成为制造仇恨的政治宣传的目标”。“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态。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公民彼此把对方视为敌人的情况下，共同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的。”但他说，“不过有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能做，我们不能以复仇为基础建设新的匈牙利。那些今天感到失望，那些不想要改变的人，不必否认自己的信仰或政治立场，也能在未来的匈牙利拥有同等一席之地”。他提醒到，不要认为一次选举结果本身就能恢复法治，那是严重的误判。“我们需要合适的宪法、自由选举、独立法院、有效的宪法审查、自由的舆论以及可受监督的政府治理。但此外，我们还需要民主且运作良好的宪政文化，一种这样的文化：限制权力不是障碍，政治对手不是敌人，批评不是背叛，而妥协也不是软弱。”
他认为，今天这个非凡的时刻证明，一个社会是能够重新夺回自己的自主权的，这其中，年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包括偏远的地区的都能够听到与常听到的新闻不同的观点与信息，他们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匈牙利曾经形成这样一种体制：一个政党俘获了国家及其机构；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种体制甚至发展到了多年持续、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议会实行法令治理的程度。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确保这样的体制不再在匈牙利重现。”“不能只按照眼前多数派的意愿来修改制定宪法，如果那样，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共和国的总统价值上不能中立，但他在行使自己宪法权力方面必须中立。”——这些表述不仅是他对自己如何扮演总统这个角色的宣示，也是在向匈牙利社会乃至世界传递一个信息：此次不得已的修宪，是为了终结欧尔班腐败威权政权结构，具有“特殊性”，但不应成为惯例，这也是他在向推举选举他上台的多数党表明：他不会做违背宪法的执政党的“延伸之手”，而将以捍卫宪法为最高天职。对马扎尔政权大刀阔斧地清理欧尔班政权，外界包括匈牙利内部表示理解，但也并不没有担忧，鲍卡•安德拉什的演讲显然是对对这种担忧而发。他在演讲中强调，匈牙利的宪政秩序、欧盟的基本价值以及匈牙利民族历史形成的价值，三者并不互相排斥，匈牙利属于欧洲，而匈牙利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共同利益绝非天然对立。
演讲结束时，鲍卡•安德拉什充满感情及期望地说道：“我们既不能回到君主制，也不能回到政权更迭之后的那个世界。世界已经改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孩子的未来不会由他的出生地决定；教师或护士的工作受到尊重；企业家寻找的是机会，而不是关系；年轻人不会因为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未来而不得不出国；居住国外的愿意回归；老年人不会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说到底要记住的是：“国家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之所以在此不嫌繁赘地摘录他的就职演说，是因为在笔者看，这篇演讲将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重建的纲领，会是一篇载入匈牙利甚至欧洲史册、也具有某种世界意义的重要文献。在全球民主政治陷入危机的时代，他在演讲中提及的匈牙利的现象与危机，如社会的分裂、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法治的侵蚀，正在世界上诸多地区上演。从匈牙利经验出发，坚定地再次明确民主宪政共和国理念——选举不能等同于民主在匈牙利的完全恢复；多数不能等同于宪法本身；政治对手不能被视为敌人，追责必须与克制同时存在；总统中立不等于价值中立；法治必须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民族统一不等于思想统一；国家最终要服务于人的尊严！……这正是需要我们在世界范围加以重申且捍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匈牙利著名诗人阿迪•安德烈（Endre Ady）曾用“渡轮国家”来形容匈牙利在东方（亚洲祖先记忆）与西方（欧洲制度现实）两岸之间反复摆渡、既未完全融入西方、也未彻底割断与东方的精神纽带的状态。而显然这种状态以及认同上的那种双重性，也不会因这一次政治变化全然消失，但匈牙利再度坚定地转向欧洲，注定会对未来匈牙利乃至中欧的历史带来决定性的深远影响。那些依旧支持欧尔班的乡村或某些阶层的选民，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人们，也在等待新政府以智慧和政策成效去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民族分裂得以逐步弥合，团结得以重建。但不管怎样，匈牙利新一轮自由民主构建已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次启航，如果演讲中这些原则能被坚持，得以落实，匈牙利的未来定会光明可期。
但因各种原因，笔者不认为这场世界性的对自由民主的大反动潮流暂时会即刻终结，甚至在某些国家还会延续和有新的发展，但如果人们依旧以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幸福为不可剥夺的价值的话，正如冷战时代，70年前从强大无比的苏东阵营中传来的匈牙利的首声反抗，预示了几十年后那个阵营最终崩解的可能，1989年，又是因匈牙利率先开放通往奥地利的边境为东德人涌向西德提供了条件，导致柏林墙崩塌，东欧阵营最终解体，匈牙利此次的新转型，或许也在预示着这场全球威权主义复归、自由民主大倒退的潮流未来的最终结局。是否如此，历史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