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1奥斯曼帝国占领首部布达后，匈牙利被一分为三，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以及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部，从此文化发展上又被打上一层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乃至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建筑、语言、文化等各方面见到其痕迹。17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将奥斯曼的势力逐出，匈牙利全部归属哈布斯堡王朝。但匈牙利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刺激下，在那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达到高潮，迄今仍被匈牙利人高举的国旗，就是当时受法国共和精神及法国国旗形式的启发，兼采传统色彩而设计的。尽管后来因1867年的折中方案，匈牙利成为奥匈双元帝国框架内的一部分，但享有整体的高度自治，所属领土广大，迎来匈牙利一个重要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期，布达佩斯成为欧洲一个重要的文化之都。但同时，面对奥匈帝国时期的日耳曼化压力，匈牙利知识界又兴起了探寻亚洲亲缘关系的“图兰主义”（Turanism），认为匈牙利人与突厥语族、蒙古人、芬兰人等有着深层联系。
这一切，随着一战炮火、奥匈帝国的解体而发生巨变。如果说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相关的“五四运动”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且巨的话，那么1920年6月4日于凡尔赛宫特里亚农大厅签署的针对战败国匈牙利的惩罚性条约《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对匈牙利的影响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决定性地影响了迄今为止一个世纪的匈牙利的历史进程以及匈牙利人的心理和政治取向：战前32万平方公里的匈牙利王国被瓜分，只剩9万平方公里，损失近72%，丧失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所有权；2000万的人口只剩760万，其中除原属其他族裔的人口被划分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原上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之外，原本1000万的匈牙利族人口也剩下670万，有330万人被与其他族群一起被分配到四邻，成为那些国家中的少数族群，迄今依旧是纠缠不清困扰匈牙利与这几个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该条约造成被称之为集体心理上的“特里亚农创伤”（Trianon trauma），为二战时匈牙利在复仇心理刺激下，在没有国王但以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为摄政的王国政权主持下追随德意纳粹与法西斯，最终卷入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准备了条件。
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人们相对熟悉，限于篇幅，就不再过多赘言。但这里想提及的是，如果我们拉开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匈牙利人长达几十年对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苏联帝国及其专制的反抗，不仅有现实的原因，也有着更深层的历史与身份认同上的基础。因地理、历史、族群、文化、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匈牙利的身份认同一直就混杂着诸多因素，借用顾颉刚先生那“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法来讲，是一种历史层累造成的，具有多重性甚至是有些矛盾性质，充满内在紧张的认同，不仅具有“东方-西方”双重自我认知的重叠，即便是对“西方”基督教信仰，在第一个千禧年选择信奉基督教时，是取罗马信仰还是拜占庭信仰，内部也有过一些纠结和争论。匈牙利王国长期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被各强大的帝国统治，使得匈牙利人对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身份有更加强烈的敏感。从这个角度讲，匈牙利1956年与波兰率先在苏联统治的东欧阵营中举起改革与反抗的旗帜，甚至比后者走的更远，爆发革命，要终结一党专政，退出华沙组织，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事实上，二战中从属纳粹、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宣传反共也反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底层的民族主义给这种政治选择提供土壤；而在战后40多年对抗苏联的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同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动能。这不仅是理解匈牙利，也是理解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变革及对外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这其中，自然也暗含着民主自由事业在匈牙利兴衰曲折的潜因，是理解出现欧尔班•维克多右翼威权政权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
匈牙利的转型与欧尔班的威权政治
如果要分析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演变的话，匈牙利与欧尔班•维克多本人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析个案。这里不去做细节描述，只就大概来略作回顾。
作为一个26岁的青年人，欧尔班在1989年6月16日有25万民众参加的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为1956年被处决的纳吉等人重新举行安葬仪式的活动上发表演讲，要求自由选举，结束一党专政，苏军从匈牙利撤出而一鸣惊人，作为反共的自由派组织“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菲青盟，Fidesz）的青年领袖，他从此家喻户晓。十年后，因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党与其他政党的联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他在35岁时第一次出任总理。任职期间他尽管领导匈牙利加入北约，但一些民族主义的言行、政策，包括与欧洲其他极右翼领导人的互动，也已引发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当时的美国的一些不满，但整体尚未脱离右翼框架。后来在失去政权做了八年反对派后，2010年利用民众对执政的社会党的腐败案不满，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再次执政，
从此欧尔班逐渐从右翼立场大幅向极右立场摆动，其政策日渐具有民粹与民族主义色彩。利用掌握达到可修宪的三分之二的议席，2011年他主持修改了国家基本法（宪法），将其从一种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调的世俗性宪法，修改成一个转向强调历史连续性、民族共同体和基督教文明的宪法，将圣斯蒂芬、象征王权的圣冠和基督教明确写入国家宪法序言，向一些观察家称之为一种“历史保守主义（historical conservatism）和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国家叙事转变。他弱化宪法法院，并通过迫使一些法官退休的技术手段，削弱整个司法系统的权力；修改选举制度，重新划分选区，重定议员名额，大规模控制媒体，试图实现“永续执政”，赋予被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本来是在批判意义上所说的有选举而没自由与法治的“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一种正面意义，公开宣称要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建构的目标。
在社会政策上，他通过被匈牙利人批评为“奴隶法”的劳动法，将加工几百个小时、拖欠员工数年工资的行为合法化。当年以要求苏联撤军出名，亲西方的欧尔班，外交上上大幅转向亲俄、亲中，实施所谓“向东开放”政策，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大批利用中国资金，在欧盟内部阻止了欧盟外长会议针对香港问题发表的声明，在许多相关议题上系统地抗拒、敌视欧盟政策。这在俄乌战争后尤显突出，他多方掣肘，阻挠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只是在要换取欧盟给予的各种资助、好处的情况下才很不情愿地跟随投票，且私下里与普京政权暗通款曲，出卖欧洲利益，如最近几个月西方媒体陆续曝露出的，欧尔班政府的外交部长西雅尔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竟然多年保持正常的外交交往之外的私密接触，常常几乎是第一时间向后者通报欧盟内部一些相关讨论的内部信息，甚至涉嫌向俄罗斯递送欧盟秘密文件，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意见指导……我们很难相信，如果没有欧尔班非同寻常的亲俄立场，他政府的外交部长会长期如此行事。2021年有研究指出，欧尔班的外交政策的三个特点为“将外交机构政治化，与传统盟友的对抗，以及寻求更灵活的伙伴关系”（多指与上述国家）。今夏，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处于历史性低位且水温升高，导致生产匈牙利40%到50%所需用电的帕克什核电站大规模减少发电能力，甚至一度完全停机。这场环境与能源的危机，又让人们再次记起欧尔班这些年在国内及国际上所持的气候变化怀疑论以及裁撤环境部的举措……。
欧尔班本人的变化也发人深思。当年作为一个学习法律、写过关于波兰团结工会和公民社会的硕士论文、拿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自由主义哲学的学生，到后来对索罗斯公开谴责，包括利用权力对其资助的中欧大学进行打压、驱赶；出身新教家庭的他，为政治需要要利用匈牙利教会传统而转向与天主教保守一翼密切接触；以往的反对一党专政的勇士，到后来借用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控制一切重要的媒体，乃至一个最主要的反对党的竞选人竟得不到一次上国家媒体陈述自己政见的机会，只能靠社交媒体艰难地打选战；一个批评权力滥用的前异议者演变到纵容腐败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欧尔班的一个发小，管道工出身的梅萨罗斯竟然在他的庇护下，成为他敛财的白手套，在欧尔班再次执政后短短数年便获取大量的政府合同，插足建筑、基础设施、银行与金融等数十个领域，财富飙升，成为有数十亿美金身价的匈牙利首富。这显然不是梅萨罗斯的商业才华所能解释的，这位老兄自己也承认他不比别人在经商上更有能力，他那句自谦“我就是比别人稍微聪明一点点”今天已经成为匈牙利人的一句笑话。
在这个“政治-国家-资本”结合的权贵依附利益输送交换的网络中，不仅有梅萨罗斯一人，还有十数位包括欧尔班的女婿伊什特万•蒂博尔茨、拉斯洛•西伊等大鳄形成的一个紧密围绕欧尔班权力的圈子，以通过各种形式包括表面上合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换取大量巨额财富。为满足展示自己权威的虚荣以及享受的需要，欧尔班将总理办公室迁至布达佩斯城堡山上的历史遗迹卡尔梅丽塔修道院，花费32亿美元天价进行翻修（最近看到消息新任总理放弃此处作为总理办公地点，已经下令开放民众参观。这让笔者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东欧转型后一些国家有过的经历，如罗马尼亚开放人们参观齐奥赛斯库的豪华无比的生活宫殿“春宫”，以及极尽奢华的办公场所“人民宫”。）随着欧尔班政权的倒台，下一步对他的调查、清算，还会有怎样的让人震惊的，让那些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支持他、赞扬他的人感到尴尬羞惭的事件被披露出来，尚不可知。……仅十几年，匈牙利这个当初共产阵营里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奋斗牺牲的先锋国度，蜕变成我们这个时代“权贵-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样板，一个自由民主倒退与威权重建腐败相伴的典型。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