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轩认为，尽管国内在产品碳足迹和温室气体盘查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标准，其中不少参考了ISO 14067等国际标准，但这些标准与CBAM之间仍缺少稳定的转换机制。企业即使完成了国内口径下的盘查，出口欧洲时仍可能需要按照欧盟要求重新整理边界、排放因子和证明材料。在标准没有互认之前，中国企业即使拥有更细的实测数据，也要先把这些数据“翻译”成欧盟能够接受的格式。
这种压力目前主要落在企业身上。由于中国明确反对CBAM，认为其违反WTO原则，因此出口企业面对CBAM时，很难获得一套清晰、稳定且可操作的应对框架。企业目前能够依靠的，主要是贸促会或行业协会出台的初期指南。但这些指南通常偏向原则性说明，难以解决具体申报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具体到申报中的数据边界、核算方法和抵扣依据，企业仍要按照欧盟规则逐项适配。
李传友认为，对多数出口企业而言，眼下最现实的选择是先完成合规，避免订单流失。“当务之急是先做到合规，保住订单不流失，把实测值算出来；第二步才是考虑如何按照海外进口商的要求去绿色低碳、长效减排。”
碳排放数据推动供应链重组
对欧洲进口商而言，供应商能否提供可信的实测值，会影响一批货进入欧洲市场后的碳成本；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上游原材料的碳强度，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己在欧洲客户面前的成本位置。
以金属加工等中下游企业为例，降低产品嵌入排放，不只取决于自身工厂，还取决于钢、铝等原材料的碳强度。但目前国内原材料市场的碳数据并不透明。李传友坦言，许多加工企业“根本不知道市场上谁家的原材料碳排放高、谁家的低”。何况在商业采购中，减碳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环保指标。企业不可能为了低碳牺牲产品核心性能，也不可能接受完全脱离成本约束的采购价格。但如果两家供应商的质量、价格相近，谁能提供更透明、更低碳、更容易被欧洲客户接受的数据，就可能获得新的优势。
针对这种市场痛点，一些咨询机构正在通过建立量化指标体系，试图打破原材料市场在碳排放数据上的不透明，帮助出口企业重新选择供应商、调整采购策略，甚至重组供应链。
这种变化会推动企业分化。拿不出可验证范围三数据的企业，不仅可能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也可能在报价和供应商筛选中处于劣势。李传友认为，在未来CBAM的执行中，承压最沉重的，将会是中小型贸易商，以及做来料加工的加工厂。例如江浙沪一带的中小加工厂，它们面对上游钢厂缺乏议价能力，难以要求钢厂降价或提供细分碳数据；面对下游贸易商和欧洲客户，又很难把新增成本完全转嫁出去。
与此同时，iGDP报告作者刘雪野指出，CBAM的影响可能继续向下游扩展。欧盟2025年底发布的《欧盟议会与理事会关于修订<(EU) 2023/956号法规>以扩大其适用范围至下游产品及反规避措施的法规提案》[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5PC0989]提出，欧盟未来可能将更多钢铝含量较高的下游工业品纳入覆盖范围。若这一趋势成为现实，中国对欧出口的汽车部件、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行业，也将面对更直接的产品碳数据和供应链管理压力。
再加上2026年至2034年间欧盟免费配额逐步削减，出口商的合规成本可能逐年上升。对企业而言，CBAM不是一项一次性合规任务，而是一套会逐步嵌入采购、报价、核算和客户关系的长期规则。这套规则需要同时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过，规则并非只能由欧盟单方面定义。张译戈认为，在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的等领域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中同样具备优势，类似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不仅是标准的参与者也是制定者之一。与此同时，他们已经积极开始通过“电池护照”等数字化工具，将绿色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甚至建立起一套特色中国出海服务方案。“话语权也未必完全在欧盟。当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应对变化，在生态链里构筑起全生命周期的标准时，或许挑战就变成了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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