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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三国时代的婚姻智慧,能否破解中国当代婚姻困局?

林原:中国目前处于价值观、婚姻观相对混乱的时期,但也是价值观、婚姻观悄然重整的时期。在“时代乱流”中,“战友式婚姻”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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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tart":8.63,"text":"在结婚率低迷、离婚率高企的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家庭问题层出不穷。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找到错误的配偶,都可谓“贻害无穷”。女怕嫁错郎,男其实也怕娶错妻。近期中国国内媒体刊登的两个案例,从不同方面给出了警示。"}],[{"start":28.68,"text":"陕西韦先生做亲子鉴定,发现三个女儿都非其所生。其妻曾经以见闺蜜为借口,夜不归宿。她还关闭家中监控,拆掉行车记录仪,以使其行为不易暴露。本年6月,该离婚案已由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法院基层法庭受理。"}],[{"start":48.45,"text":"另据报道,上海刘先生与从事房地产工作的李女士结婚后,说服父母将其房产转到自己名下,又很快转将该房产99%的份额转给李女士。约一年后,李女士就起诉离婚。在实现其离婚目的后,她又起诉,要按比例分割房产。这位女士企图通过短期婚姻,“空手套房产”。"}],[{"start":72.62,"text":"这对婚姻的另一方而言,近乎是灾难——不仅财产上受损失、感情上受创伤,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打官司。但需指出的是,对方固然没有正确的婚姻观,“受害方”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没想到择偶时需要避开哪些“雷人”,尤其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适合的结婚对象。下面,结合三国历史与人物谈谈该问题。"}],[{"start":97.85000000000001,"text":"选“战友式配偶”"}],[{"start":99.69000000000001,"text":"当代中国婚姻观较为复杂,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就主流而言,还是重物质主义。不过,也有一种婚姻观值得关注,那就是认为夫妻应是战友、队友,结婚是为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建立长期并肩作战的关系。双方能同甘共苦,相伴昼夜兼程,一起风雨同舟。即便一方“倒下去”,另一方也坚持前行。这样的婚姻,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start":129.5,"text":"这样的“战友式婚姻”,应该是“双向奔赴”的,而非一方单独付出。因此,结婚是为找“家中战友”的一方,会拒绝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的另一方,也会远离招蜂引蝶、交往混乱的人,还会疏远强势暴躁、多愁善感的人。他们择偶结婚,不在意或不很在意对方的相貌及财产,更在意其德行与能力——这对双方长期并肩作战、风雨兼程非常重要。"}],[{"start":157.27,"text":"不少人认为,中国已处于“经济下行期”,或“存量博弈期”。在这一阶段,家庭、个人压力增大,而“战友式婚姻”因为有较强“抗风险能力”,更显得可贵。人们都需要有福同享者,更需有难同当者,在人生低谷期能有人陪伴,共同奋斗。然而,在当前年龄歧视大行其道的中国,不少人在中年面临失业困境,但他们的配偶却弃其而去,可谓“祸不单行”。"}],[{"start":187.60000000000002,"text":"对一方而言,选“战友式配偶”,意味他不是找“花瓶”、生育工具、“管家”等。这种“战友式配偶”,任凭顺风、逆风,不管波峰、波谷,无论进攻、退守,都坚持与其配偶同行,在长途跋涉中彼此“搀扶”、相互帮助。"}],[{"start":205.25000000000003,"text":"诸葛亮与妻黄氏"}],[{"start":207.34000000000003,"text":"据史籍记载,诸葛亮妻貌丑。《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中有,沔南名士黄承彦对诸葛孔明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随即同意娶其女——他首先认可黄承彦(他们同属于当时襄阳及附近的名士、隐士圈),其次也相信其女与他本人才能相当。至于其女相貌问题,他不介意。而黄承彦敢开口提亲,并直言其女丑,其实已预料到诸葛亮会接受。"}],[{"start":241.08000000000004,"text":"不过,当时人们仍以为笑谈,他们择妻显然更看重相貌。乡里甚至有如下传言:“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实际上是,阿承荐女,孔明纳妇。附带一提的是,黄承彦并未通过媒人,而是直接向诸葛亮提亲——因为双方很熟。"}],[{"start":263.43000000000006,"text":"那时男人们选择婚姻对象,多数更看重相貌而非才能——不过诸葛亮与他们不同。《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真正才能出众者,在择妻时看重什么?诸葛亮给出了答案。他要找与自己“同类”者(才堪相配),可以同担风雨者。"}],[{"start":290.95000000000005,"text":"彼时的诸葛亮居于草庐,自己耕种田地,可谓贫寒。而黄承彦妻子与(当时控制荆州的)刘表后妻是姐妹关系。另外,蔡瑁是黄承彦妻子的弟弟,而他“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参见《襄阳耆旧记》)"}],[{"start":313.27000000000004,"text":"黄承彦及其妻应该能为女儿找到比诸葛亮家境更好者。但他及其妻女都不嫌弃在家财方面缺乏优势的诸葛亮。这样,诸葛亮所娶妻,不仅与其才能相当,还能与其共患难——而这是黄承彦向诸葛亮“提亲”时未明说的。"}],[{"start":332.43000000000006,"text":"需指出的是,对这位躬耕于野、“苟活”于乱世者而言,娶美妇未必是幸事,也可能是“祸端”。《左传•桓公十年》中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类似地可以说,“匹夫无罪,藏娇其罪”。在乱世,有的人即便未因美妻惹来杀身之祸,坐视其为人所夺,也会非常难受。"}],[{"start":357.1600000000001,"text":"以后诸葛亮追随刘备,也经历过“惊涛骇浪”。尤其是刘备在当阳长坂败于曹操后,其两女也被曹纯抓走。刘备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遁走(参见《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史书未言及诸葛亮之妻当时如何,但他应该提前有所安置。"}],[{"start":379.43000000000006,"text":"而诸葛亮在从政过程中,是否曾与其妻商讨过需处理的棘手问题,史书未记载。不过,这种可能性难以完全排除。与诸葛亮“才堪相配”的黄氏——诸葛亮对此也认可,似乎完全隐于幕后了。"}],[{"start":396.00000000000006,"text":"诸葛亮曾经上表后主刘禅:“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他去世时,果然如其所言,家内外都无多余的财产。尽管他贵为丞相,长期掌权,但家中仍清贫,而这应该得到其妻黄氏的支持。尽管条件较为困难,黄氏坚持抚养其子成人,且能使诸葛亮无家中之忧,也非易事。她可谓深明大义,是诸葛亮最好的战友——尽管在不同战线上。"}],[{"start":431.45000000000005,"text":"许允与妻阮氏"}],[{"start":433.35,"text":"三国时期的丑妻不止一位,史书留下记载的,还有许允之妻。许允在曹魏政治特定时期曾发挥特殊作用。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城中发动政变。当时辅政的曹爽、中领军曹羲(曹爽之弟)等与少帝曹芳在城外祭扫魏明帝陵墓,而这给了有异心的司马懿可乘之机。"}],[{"start":457.90000000000003,"text":"彼时大司农桓范给曹爽出谋划策,劝其与魏帝前往曹魏另一都城许昌,招集外兵——但曹爽犹豫不决。而时任侍中的许允与尚书陈泰则劝说曹爽“早自归罪”(《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曹爽听从了两人的话,并派他们前去见司马懿。司马懿声称对曹爽仅免官而已,于是曹爽等人回到洛阳城中。然而,很快曹爽、曹羲等都被夷三族。"}],[{"start":489.62,"text":"此次许允得到了司马氏家族(洛阳政变后,他们控制了朝政)的信任,后来他就任中领军这一非常重要的军职。不过,他也与司马氏的“潜在政敌”夏侯玄、李丰关系较好。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秉政。李丰因企图发动政变而遇害,夏侯玄也被杀。"}],[{"start":510.85,"text":"司马师任许允为镇北将军,假节督河北诸军事,这样他不再担任中领军这一要职,并需离开洛阳这一政治中心。许允见魏帝辞行时,“涕泣歔欷”(《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魏帝随后下诏促其离开,而权臣司马师则派人抓捕他——因为他自己暴露出对魏帝的感情,而这使得司马师下决心不让他前往河北(之前对此应也有顾虑)。其后许允被“徙边”,但在途中就去世,死因其实有些可疑。"}],[{"start":546.74,"text":"许允之妻阮氏也被载入史册,她虽贤明但貌丑。两人举行婚礼时,许允第一次见到她,感到“愕然”。礼毕,许允却不愿入“洞房”。后来他被人劝入,但很快又起身,想要离开。这时新妇抓住其衣襟,不让他离去。许允回头对新妇说:“妇有四德,卿有其几?”阮氏回答:“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她承认自己相貌不佳,但追问对方品行问题。许允说:“皆备。”新妇说:“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阮氏以“德”责对方。许允面露惭色,知其非同寻常,于是“雅相亲重”。"}],[{"start":601.16,"text":"许允在不清楚女方德、才的情况下,先以貌取人。但经双方简短“交锋”,他立即发现对方不同寻常,也就不再以貌取人。两人本质上都是重德者。"}],[{"start":614.35,"text":"那一时期的曹魏官场不时“暗流汹涌”,若有不慎就可能惹祸上身。阮氏在“波浪突起”的关键时刻,能给许允提供关键建议——而这就体现出她作为战友的价值。"}],[{"start":627.7,"text":"魏明帝时,许允为吏部郎,参与选郡守。明帝曹叡怀疑人选有问题,将加罪于他。阮氏对许允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其后许允在魏明帝前,“据理力争”,而非一味求情。明帝听其所言有理,释放了他。曹叡见其衣服破旧,称其为“清吏”。当时许允应不富裕,但阮氏并未因此嫌弃他,也不介意他穿破旧衣服上朝。"}],[{"start":658.0500000000001,"text":"司马师任许允为镇北将军后,他自以为到外地任官可以免祸。但他的妻子却担心地说:“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后来许允果然被捕,虽未被杀,但被“徙边”,死于途中。可见,阮氏的“政治洞察力”其实超过许允。按理说,许允应该对共事多年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当了解,然而,他在知人方面或许不如其妻。"}],[{"start":685.9000000000001,"text":"还应指出,高平陵之变期间,如果许允真正了解司马懿以及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人,应该预测到曹爽返回洛阳后风险难测,不仅仅失去权力而已。然而,当时他内心应该相信曹爽仅会被免官,而不会被杀。倘若他清醒认识到曹爽以后会遇害,以他的为人,也许就不忍心劝其“早自归罪”了。另外,假设当时在洛阳城外,他有机会与阮氏商量是否当劝曹爽“归罪”,阮氏会阻止他吗?曹爽被杀距离许允自己的死亡,其实不过五年左右。"}],[{"start":723.8400000000001,"text":"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许允被“徙边”后,阮氏并未借机与其离婚,以求自保。不久许允去世,阮氏独自抚养两子许奇、许猛——在失去战友的情况下,她还需要继续战斗,支撑过艰困的岁月,为这个残破的家庭。"}],[{"start":741.1900000000002,"text":"当时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有一些名士被害。而司马氏对许允的儿子也不放心,甚至派钟会来“探视”。阮氏教其两子如何应对钟会,而后者也未发现可疑之处。于是他们得以免祸。"}],[{"start":757.4400000000002,"text":"许奇后任司隶校尉,而许猛则任幽州刺史。他们都被视为“有治理才学”。许猛甚至被赞为“礼乐儒雅,当时最优”(《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晋诸公赞》)——可见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包括家教)。而这些也从特定方面体现出阮氏作为战友的价值,那就是完成丈夫的遗愿。"}],[{"start":782.7800000000002,"text":"就婚姻观而言,许允在新婚时能迅速“改过”——改正其失礼,他本质上还是重德而轻色的。阮氏则重德而轻财,她其实认可许允的德行。两人匹配正在于此,而非郎才女貌,也非郎才女财、郎财女貌、郎财女财、郎貌女财之类。许允与阮氏提供了古代“战友式婚姻”的典范。"}],[{"start":807.3100000000002,"text":"赵昂与妻王氏"}],[{"start":809.3500000000001,"text":"三国时期还能找到另一“战友式婚姻”的范例。赵昂为天水(汉阳)人,其妻为王异。与曹操对抗的猛将马超攻冀城时,赵昂夫妇都在城中。王异帮助赵昂从事守备,又脱下“所佩环、黼黻”以奖赏战士(《三国志》卷二五《杨阜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可见,她在战斗期间并非躲于家中、担惊受怕,而是“挺身而出”,且不吝惜财物。"}],[{"start":839.1700000000002,"text":"后来,刺史韦康降马超后被杀,而赵昂被劫持,其嫡子赵月也被送到汉中南郑,成为人质。"}],[{"start":847.7900000000002,"text":"赵昂与杨阜等人密谋反对马超,但担心其子赵月的安危,心有不忍,于是谋及其妻。王异则果断地说:“忠义立于身,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女人决然舍弃其子,男人又岂能继续“优柔寡断”?这样,赵昂下定决心,与杨阜等一起,将反马超计划付诸实施。后来马超被逐出冀城,不过作为人质的赵月也被杀。"}],[{"start":878.6800000000002,"text":"在关键时刻,王异促其丈夫做出决断,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比男人更勇于做出牺牲,尤其是牺牲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普通女人那样的“儿女情长”,但能做到“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参见《汉书•贾谊传》)。猛将马超后来的败亡,也与赵昂、王异夫妇舍子举义有重要关系。"}],[{"start":900.4300000000002,"text":"三国时期其实也有这样的事例——在丈夫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妻子给其出“馊主意”,导致丈夫犹豫不决,最终未能摆脱灭亡。倘若彼时王异因爱其子而劝阻其夫,导致赵昂犹豫不决甚至放弃行动,其实后果难料。"}],[{"start":919.1900000000002,"text":"阮氏比其夫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洞察力”,王氏则比其夫表现出更强的“政治决断力”。在动荡时代,她们都是其夫可贵的战友。"}],[{"start":930.0500000000002,"text":"结语"}],[{"start":931.7700000000002,"text":"《诗经•邶风•击鼓》中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可视为对“战友式婚姻”的一种刻画。中国目前处于价值观、婚姻观相对混乱的时期,但也是价值观、婚姻观悄然重整的时期。在“时代乱流”中,“战友式婚姻”非常值得关注。它以后是否会不断得到发展,影响越来越大,还需继续观察。"}],[{"start":960.2000000000002,"text":"(注:林原,历史学博士,米兰大学、厦门大学博士后,都柏林大学访问学者,旅加时评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5406051_390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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