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9.41,"text":"7月23日，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中国籍数学家。对于希冀用国际大奖来证实自己科研实力的中国来说，这自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所以外界看到，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兴奋，铺天盖地在讨论这件事，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说明中国数学开始“厉害”起来，甚至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start":35.93,"text":"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声调出现，一些人冷言冷语，说他们的研究都在国外完成，现在也在国外工作，获奖和中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中国人不过是在强行“沾光”。"}],[{"start":48.9,"text":"本文不重点讨论前一种看法，说说后一种声音，是否有道理，以及王、邓二人的获奖，真正应该提醒中国的是什么。"}],[{"start":57.71,"text":"我认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清醒，但其实和它反对的民族主义一样，走向了另一极端。"}],[{"start":64.87,"text":"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不论持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二人的获奖，首先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国家不能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掠美。道理很简单，数学不是奥运会，菲尔兹奖也没有国家奖牌榜。王虹解决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在非线性色散方程、波湍流以及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方向取得突破，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也有合作者的贡献。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为一本护照，把数学家的个人成就收归国有。"}],[{"start":98.80000000000001,"text":"在认可这个前提下，民间把他们的获奖视为中国数学的荣誉，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两人获奖时毕竟仍然是中国公民，这和以前获得菲尔兹奖的一些华人数学家不同。他们不是只有一张出生证明和中国发生联系，也不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只剩下华人血统，而是身份明确的中国籍数学家。何况，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长大，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最初的数学训练。王虹在北京大学完成数学本科；邓煜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数并获得金牌，随后进入北大，后来才转往麻省理工学院。"}],[{"start":138.49,"text":"换言之，他们的数学天赋是在中国被发现的，最初的数学思维和知识基础也是在中国打下和形成的。一个数学家当然不是读完中学和本科就已定型，但也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博士阶段和发表获奖论文的机构才算培养，之前十几年的教育全部一笔勾销。"}],[{"start":158.16000000000003,"text":"从这个角度看，普通中国人为两个同胞站上世界数学最高领奖台而高兴，这是一种很正常、也很朴素的自豪感，不应将此简单理解成“往自己脸上贴金”。"}],[{"start":170.65000000000003,"text":"此外，中国官方这次的表现也很克制，主要强调，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没有宣称两项成果是在中国大学完成，也没有将此直接包装成中国科研体制的伟大胜利，连二人的母校北京大学都没有发贺电。"}],[{"start":187.29000000000002,"text":"官方克制当然是基于以下事实：二人的关键研究训练以及获奖成果，主要是在欧美完成的。王虹从北大毕业后去了法国，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她进入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研究前沿，离不开欧美数学界的训练和环境。邓煜从北大转入麻省理工，在普林斯顿取得博士学位。他获奖成果的主要研究环境也在美国，现在任教于芝加哥大学。"}],[{"start":224.35000000000002,"text":"欧美大学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办公室和工资，还有一流导师、强大的同行网络、长期积累的学术传统，以及让一个数学家能够长期思考困难问题的环境。这也是前述把他们的获奖看成和“中国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观点的主要根据。"}],[{"start":243.82000000000002,"text":"在科学界，一项科学成就并不只能归一个国家所有，它可以同时体现工作机构的科研实力，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才成长和数学教育水平。这种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其实非常普遍。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的统计，1901年至2024年，获奖时隶属美国机构的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中，大约35%出生于美国之外。典型的如2016年，在美国大学任职的六名科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全部出生于国外，其中五人出生于英国，一人出生于芬兰。毫无疑问，他们的获奖证明了美国大学和科研环境的强大。但英国政府照样公开庆祝“五位英国研究人员获得诺奖”，并把他们计入英国出生的诺奖得主总数。芬兰政府同样把获奖当作芬兰学术界的荣耀。没人因此讥笑英国和芬兰是在沾美国的光。"}],[{"start":302.32000000000005,"text":"数学界也有一个更接近王虹、邓煜的例子，就是陶哲轩。陶哲轩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成长的华人，从小进入澳大利亚的数学教育和竞赛体系，在弗林德斯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后来赴普林斯顿读博士，之后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2006年获得菲尔兹奖时，主要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澳大利亚始终把他视为本国数学家的代表，他获奖后被评为“南澳大利亚年度人物”。"}],[{"start":333.39000000000004,"text":"上述事例说明，一项科学成就，既可以看作获奖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国家的学术成就，也可以是该获奖者出生国的荣誉。我们需要反对的，是那种把“中国数学家的荣誉”偷换成“中国科研体制独立培养和完成的成果”的做法，但不能为了反对这种偷换，又把“成果主要在国外完成”偷换成“他们的获奖与中国毫无关系”，似乎民众冷眼旁观才对，这也是要批评的。"}],[{"start":359.95000000000005,"text":"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能不能为他们高兴，而是中国为什么已经能够产生菲尔兹奖级别的人才，却还没有让这些人才更多地在中国大学完成最重要的研究。这也正是中国数学目前的真实处境：人才已经很强，国内科研环境却还没有强到同人才储备完全匹配的程度。"}],[{"start":380.71000000000004,"text":"中国最不缺的是聪明学生。国际奥数长期领先，说明中国从庞大人口中发现数学天才、进行基础训练的能力，早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真正的短板，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能不能在中国大学里提出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能不能用十年甚至二十年，去做一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的研究。"}],[{"start":404.08000000000004,"text":"持平而论，这些年，中国的科研环境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科研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率的大幅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以数学为例，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大学建立了一批高水平数学中心，年轻学者的待遇提高，海外人才和国内学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丘成桐、张益唐等世界级数学家开始全职加盟中国大学，都说明人才流动不再只是单向外流。"}],[{"start":436.45000000000005,"text":"但钱多了、中心多了、“人才帽子”多了，并不等于原创研究的环境自然形成了。中国大学仍然过分迷信量化考核。论文数量、项目级别、人才称号和行政评价，往往决定一个学者能得到多少资源。年轻研究人员需要不断申请项目、填写表格、接受考核，还要在复杂的师门和行政关系中寻找位置。"}],[{"start":462.74000000000007,"text":"数学研究尤其需要自由和耐心。一个人可能几年没有成果，也可能十年只做一道题，最后甚至失败。中国科研体制嘴上鼓励创新，真正面对这种长期没有产出、无法保证成功的研究时，却未必有足够的耐心。"}],[{"start":480.7200000000001,"text":"王虹、邓煜在国外完成突破，因此既是中国值得高兴的理由，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尴尬。他们证明中国能够产生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头脑；他们的经历又提醒中国，这些头脑成长为改变数学进程的学者，目前仍然更多依靠欧美的研究环境。"}],[{"start":500.3500000000001,"text":"换句话说，冷眼旁观没有必要，但高兴也不必膨胀成体制自夸。中国接下来要等待的，是下一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能不能主要在中国大学完成他的学术成长和重大突破。只有到那一天，中国得到的才不只是一份可以分享的荣誉，而是一个数学乃至科学强国真正的底气。"}],[{"start":523.07,"text":"（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5132642_3970.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