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人均收入居欧盟之首，但贫富差距的阴云笼罩着很多国民，即将到来的选举将给予穷人一次发声的机会。

福鲁哈尔：数字时代科技企业获利最多，创造就业最少。它们应参与建设更广泛的经济生态系统，以防止经济与政治极化。

库柏：请想象地球上几乎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一间咖啡店，里面满是穿着入时、身形健美的人，在喝着5美元一杯的咖啡。

徐瑾：杜拉拉被认为成功，樊胜美则是失败，可能揭示了新趋势：财富阶层取代专业职位，背景出身取代职场套路，成为新的成功定义。

弗拉泽：欧洲议会前议长舒尔茨成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改变了德国国内围绕不平等和欧洲未来展开的辩论。

徐瑾：我们可能正处在全球化的断层线上。特朗普的成功，算是给各路精英上了一课。变化已经发生，主流精英应该多聆听普通大众的不满。

米拉诺维奇：随着习近平在G20峰会提到全球基尼系数，人们或许会希望，缩小全球不平等可以确实成为政治目标。

FT社评：一家智库认为，全球化对富国中产阶层收入冲击不如预想的严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的结果。

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剔除中国等异常因素后，近几十年全球收入增长其实相对均匀，富国下层中产阶级境遇并不差。

沃尔夫：全球化已遭遇瓶颈。在高收入国家经济疲弱、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全球化进程完全存在崩溃可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球基尼系数已超出0.6这一“危险线”，达到0.7。他表示，需要“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

收入不平等导致城市中的社会割裂加剧。如果不小心应对，十几二十年后，城市的贫富割裂程度将比现在严重得多。

这一数字为员工平均薪酬的140倍。CEO与员工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为英国首相特里萨•梅要企业限制高管薪酬的主张提供了支持。

哈福德：如果我们不能在发达经济体恢复广泛和持续的繁荣，英国退欧就不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后政治冲击。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米拉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指出，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使大多数国家内部、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危险在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很难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

FT专栏作家哈福德：有人认为，无差别地直接给每个人钱，能够帮助那些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而陷入困境的人。但这个方案带来的麻烦可能不会少。

《21世纪资本论》让皮凯蒂成为“摇滚明星经济学家”。由于他呼吁增税和加强监管，他成了左翼的宠儿，也成了右翼的敌人。有趣的是，他却自称“信仰资本主义”，因24年前的莫斯科之行让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他在思考如何在不重蹈苏联式灾难的情况下解决不平等。

去年全球前15大银行CEO去年平均年薪为1450万美元，比2013年增加17%

FT专栏作家库柏：安哥拉的不公现象已达到近乎荒唐的程度，过去西方至少还假装对其保有“民主化议程”，但如今的安哥拉政府喜欢提醒外国人：为了赚钱，所以闭嘴。

前FT非洲版主编霍尔曼：世行一份报告给出的证据显示，该机构许多员工对穷人的认知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很可能会加重穷人背负的负担。

FT专栏作家凯：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造成：金融业的壮大和高管薪酬的爆炸性增长。金融业一直在招募更多人才，并付给他们更高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