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美国宪法有些逻辑漏洞，会有人钻宪法空子。其实正如谚语所说，有一百条法律，就有一百零一个法律漏洞。根据哥德尔定理，一个封闭的体系就不可能在逻辑上完备。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部分规则，只覆盖强制性实施的部分；而一个社会要有效运转，还要靠非强制性规则，或曰非正式规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等。美国宪法也假定当选总统是遵守道德底线的人，而无需再去做硬性限制比如总统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在论证他的宪法草案时，假设总统因道德原因而行为，以此自圆其说。
如在讨论总统任命权时，汉密尔顿说，“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如果在参议院面前暴露出任人唯亲或者哗众取宠的倾向，那对于他的个人名声，对于他的整个政治生命，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将耻于并且不敢将最受人尊重、最肥缺的职位授予那些不称职的老乡，或者其他个人亲属，或者是只会溜须拍马、讨他欢心的无耻之徒。”由于假设当选总统有道德底线、顾忌名声，所以这种宪法安排是成立的。（2014，第459页）然而这种判断在特朗普这里就失效了。他的内阁大多是溜须拍马之徒，尤其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缺少军事经验、却有性侵污点、唯特朗普马首是瞻，却被特朗普大言不惭地提名，并获得共和党多数票通过。这种总统与国会都由一党控制的局面大概也是汉密尔顿没料到的。
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是美国国父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在立宪时精心设计了选举程序，建立了选举人制度，并认为这样可万无一失。汉密尔顿说，“这样的总统选举流程提供了足够的可靠性，可以保证总统职位永远不会落到某个资质不能完美满足要求的人身上。玩弄权术的手段，哗众取宠的把戏，可能会让一个人得到某个成员国的最高荣誉；但是, 如果想要在联邦总统的选举中获胜，还需要其他各种才能，要从各种不同的标准，在整个联邦或者大部分成员国内树立他的声望和信誉才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这样的选举方式，联邦总统职位总会由那些才高德重的人来担任。”（2014，第413页）然而特朗普大概不是他们心目中“才高德重的人”。他们的设想出了什么问题？
对选举程序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最早提出投票悖论的是18世纪的法国人孔多塞，之后的研究不断揭示投票制度的弊端，如多数人暴政，波德效应，互投赞成票等。另一个法国人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又揭示了群体心理的广场效应，指出“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 他甘心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2014，第11页）。这种群体心理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更会被放大，也更易被敏锐的政客所利用。勒庞说，一切政治家“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2014，第7页）”。应该说，特朗普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两次胜选就是明证。
事实证明，美国国父们在总统选举上的自信还是有些疏漏，他们低估了投票制度的问题和群体心理的弊端。然而他们也不是没有防备。麦迪逊说，“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014，第312页）所以他们做出了三权分立的安排，防止任何一权独大。即使总统是民选的，也不可为所欲为，也要将他的行为限制在宪法的范围之内。重要的一维是司法权，通过司法审查可以叫停违宪的行政命令。据Just Security数据，迄今为止，对特朗普二期的司法审查有326起原告胜诉，有167起政府胜诉，比例大约是2：1。我在“特朗普二期的美国司法审查”一文指出，“司法审查制度基本上是有效的，法官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能独立裁决，在重大问题上仍可以不畏惧总统的施压；但也有一些小的瑕疵，如仍有一些政党政治的倾向。而在执行法院命令方面，却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盛洪，2026）
尤其是，特朗普滥用总统权力，对抗法院命令，咒骂和威胁法官，大大削弱了司法权一维；并企图改变政党政治力量对比，长久把持立法机构；还放话要连任连第三期。因而特朗普的危害还不仅是他已经违宪导致的损害，而且是他为了长久掌权而企图摧毁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这个使美国曾经伟大的最宝贵的制度财富。不过美国国父们还有一着，这就是国会议员的错期选举。这就是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则每两年选举一次。他们与总统任期（四年）交错，就可避免国会与总统同届导致的权力同步问题。这就是这次中期选举的作用。人们会问，既然有投票悖论和群体心理问题，中期选举就不会再错一次吗？答案是，概率极低。
张千帆教授指出，“孔多塞定理”为多数主义民主提供了逻辑依据。所谓“孔多塞定理”是指，“假设人的认知基本平等，且选择正确的概率高于一半——也就是比扔骰子随机选好一点，那么选择错误的概率和人数的平方根成反比。”（张千帆，2026）这保证了民主投票是可靠的。但它可以解释这次中期选举，却解释不了特朗普上次的胜利。有意思的是，这个孔多塞和那个提出“投票悖论”的孔多塞是同一个人。他是自相矛盾吗？我猜想，他是相信民主，但留有余地。这就是，我们还不能避免在小的概率上会出现错误。这就是希特勒或特朗普的当选。但我们应该相信，这是很小的概率，在短时间——尤其是在两次连续的选举中出现两次的概率几乎为零。这才可以解释中期选举的结果。
在本次中期选举之前，著名历史学家、前里根顾问罗伯特 ∙卡根曾在访谈中担心美国“实际上已经站在地狱门口了”，希望美国民众要多理解宪法，而不应仅关心油价（马丁 • 沃尔夫，2026）。这种期待让人理解，但并不现实。投票规则就是建立在普通民众从他们自身利害出发表达意愿上。要想深入理解宪法，就必须有法律知识，最好还要上大学宪法课。这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社会中有不少理解宪法的人，如法律人，政治精英（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些媒体人和不少知识分子，但在民众中他们只是少数，不能显著影响投票取向。大多数人就只关心油价。那为什么中期选举还是羸了？这就是宪法规则在起作用。《尚书》有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这适用于古今中外。其中的“德”我们可以理解成宪法原则，“惠”就是油价。德与惠也不是完全对立。德的结果可能是惠，遵循宪法原则大概率会给民众带来好的境遇。所以仅关心油价的民众最终会抛弃掉因不遵循宪法导致油价上涨的政治领导人。
这里所说的宪法原则是指的理想的元规则，它接近自然法，美国宪法是借鉴启蒙思想、在提炼普通法规则价值基础上创立的，它吸纳了之前的习惯法——自发秩序（自然法）的精华，包含了使具体社会秩序保证民众权利的总体原则，遵循它，民众就安全和受惠，社会就繁荣，国家就强大。在德与惠之间，在宪法原则和油价之间是有着因果关系的。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民众也会辨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所以油价虽然不是宪法原则，但是宪法原则的间接指标。所以仅关心油价的民众投票照样会反对违反宪法的总统。
所以宪政经济学家布坎南就简单地把市场中的规则——一致同意规则用于公共选择领域。在市场中，人们只对于已有利的交易表示同意，而不同意不利于自己的交易。只有双方一致同意，交易才是合法的。这只是对价格的表态。在公共选择领域，人们的投票也类似于对价格的表态。他们对油价，通货膨胀率和生活成本的升降是否满意，就是他们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依据。这种一致同意规则也可以用于对抽象原则（如宪法原则）的投票。只是在公共选择领域实行一致同意规则太难，成本太高，在现实中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多数规则。虽然它还有缺陷——会侵害少数的利益，但究竟多数同意比少数同意要好；况且还有宪法保护着少数的权利不受侵犯。
更抽象地说，人就有着先天的公正判断能力。这在王阳明来说就是“良知”，它是生而知之的；在康德来说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就是“道德的形而上基础”。这种先天的善来自数十亿年的生物演化史，只有合作的、亲社会的倾向才会使生物朝着更为复杂和有效的方向演化，人类就是跨过无数门槛而演化生成的，他们的基因中自然包含着合作、友好和公正的取向，因而人性首先是善的。这在哲学上就奠定了民主的坚实基础。人生来就有良知，它可能会在后天被遮蔽，但不仅大多数人仍是善良的，能辨别善恶，而且那些良知被遮蔽的人心底层仍是良知。所以满足“孔多塞定理”的条件——“选择正确的概率高于一半”是轻而易举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民众理解宪法不重要。全民都熟知宪法当然更好，只是不现实。美国建国250多年，一代又一代人在宪法的熏陶下长大，相信美国人懂得宪法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即使如此，他们仍让民粹主义政治家钻了空子。宪政体制不能在假设人人皆知宪法的前提下创建，它必须假设大多数人只对油价作出反应。而熟知宪法自觉捍卫宪法的法律精英和政治精英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作用不是投票，而是改善宪政体制本身。特朗普对宪政体制破坏的惨痛教训应该被记取，并想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层次，强调宪法是重要的。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样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候选人蔑视宪法的行为（如不承认合法选举结果的举动）可以作为取消资格的证据；或对在任总统的违宪行为加重处罚或降低弹劾门槛。
参考文献
格罗斯曼，迈特，《美国政党政治：非对称极端化不妥协》，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
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勒庞，古斯塔夫，《乌合之众》（电子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盛洪，“特朗普二期的美国司法审查”，《FT中文网》，2026年7月7日。
沃尔夫，马丁 ， “前里根顾问：美国‘ 实际上已站在地狱门口’”，《加美财经》，2026 年 11 月 3 日。
张千帆 ，“美利坚复活了？中期选举的五点启示”，《FT中文网》，2026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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