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很复杂，我们一般很难预料它的走向。然而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以参院54席，众院256席大胜——却是在预料之中，它有点儿“太合逻辑”了，以致政治的底层规则——只要人民对政府感到厌倦，就可以用选票把它赶下台（林肯语）——显现了出来。这大概是因为事情被推向极端，就没有太多偶然了。
特朗普执政两年来，除了受政治虚荣心的驱使，以及情绪化个性的时有暴发，其实他的努力还是为了落实他在竞争选中的承诺。最重要的，一是限制及驱赶“非法移民”，一是通过关税让制造业回流，增加美国的就业。这两点他都做了，而且做得特别坚决，甚至是过头了。但要说错，与其说是他的错，不如说是他的选民的错。当初选民在投他的票时，就是这样认为的。普通民众首先是关注自己的当下利益，第二是认为政策是很简单且直观的，却很难了解一个政策的综合结果和连锁结果。他们更不会关心政治家是否人违反宪法，破坏宪政制度。所以在2024年选举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而不管他曾煽动1月6日骚乱和犯有其他重罪。
实际上，某些看似有效的政策并不会增进民众的当下利益，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政策并非单一因果的，也不会止步于直接结果。经济体系是个复杂体，任何一个政策输入，都不会仅影响它欲影响的那个结果，必然也会影响其他方面。例如对他国产品加征关税，会遭到相关国家的关税报复等强力反弹，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且价格上升使得贸易逆差更大。据统计，2025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升至1.2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的贸易逆差只会更大。即使特朗普的政策目标真的达到了，经几个因果链后，可能会带来其他不利后果。如果美国与所有国家都没有贸易逆差，就会减少通过贸易发行美元的数额，打破此前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以补充军费开支的良性循环，颠覆美国军事帝国的地位。这也是不少美国人不愿看到的。
驱赶无证移民的政策也是如此。直观地看，减少移民就会减少对美国就业机会的竞争，美国工人的工作就会更安稳，工资会更高；但本来移民做的工作就与美国人的工作有很大错位，他们多是从事季节性农业工作，干危险和脏累的活儿，将他们赶走或吓阻，在不少行业，如农业中，就很快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会引致劳务成本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市场现象，美国每年设定的合法移民配额不会自动满足这一需求，只会偏向更少，从而所谓“非法移民”就是弥补这种政府管制与市场需求之间差额的一种不可能消弭的方法。正因如此，“移民问题”才成为长期存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可以成为一种绝好的政治题材。特朗普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将其利用至极致，从而他的移民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作秀成分，而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导致了全国动荡，社会紧张，族群对立。
然而，这样的结果并非选民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这就给民粹主义政治家可乘之机。也许特朗普并非如此思考，只是他敏锐地观察到民众中的怨气和倾向，并认为是一个达到权力之巅可以利用的借口。另外一个选择是政党。迈特∙格罗斯曼在其《美国政党政治》一书中说，民主党是一个许多寻求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小集团的集合，而共和党是一个有着主流意识形态传统的政党（2021，第6~10页）。我可以简化为，民主党是一个“问题党”，而共和党是一个“主义党”。“问题党”就是要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它不太可能走极端，不太可能让追随者耐心等待“下大棋”的结果，甚至要承受当下的牺牲以获得未来的大利。
而“主义党”却是以意识形态号召民众，许诺光辉的未来激励追随者，以简单的象征性的口号和形象鼓舞民众，却可能没有实际解决方案，但这对于要攫取权力的人是无所谓的，他们要的就只是借助民众的选票获取权力。在这方面，民粹主义领导人获得普通民众拥护的技巧，一是树立敌人，一是宣称自己有“神器”。民众过得不好，总得有人来负责。对于希特勒，坏人就是犹太人；对于特朗普，坏人就是“非法移民”；深挖一步，就是民主党。他的神器就是MAGA运动，有时还会借助于马斯克的“人工智能”。作为表面上的共和党，他还是沿袭了“主义党”的保守传统，只是这时，意识形态也瞒天过海地变成了MAGA意识形态，这就是摧毁“深层国家”，排干“华盛顿沼泽”的正义精神，并且借助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宗教热情。
普通民众着眼当下利益，但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还只是一张期票。让他们愿意等待的恰是这种MAGA“主义”的精神。他们相信，一旦特朗普上台，他们的期望很快就会兑现。而对于少数知识分子，“主义党”传统也有着神奇的作用，这就是它会让人们只相信它宣称的主张。MAGA主义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共和党传统的保守主义，它强调小政府，信赖市场，减税和减少管制，以及珍视传统价值。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主义真”，其他一切只是小节。更加上成为共和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成分的福音派宗教传统，重视保守家庭价值（反对同性婚姻），反堕胎，反变性，反对多元、平等和包容（DEI），认为这些价值胜过经济利益，这使得少数知识分子甚至比普通民众更痴迷于特朗普，而不能从他的非保守、反传统的行为中醒悟过来。
为了获得宣传效果，民粹主义政治家更倾向于刺激感官的动作，于是就可能极端行事。所谓极端，就是违反政治常规，最大的政治常规就是宪法。特朗普的极端不仅是单个行为的超出常态，如对全球加征关税，以斩首行动不宣而战，在街头射杀美国公民，等等，而且是违宪行为过于频繁，如迄今其二期所遭诉讼已高达993起，不仅远高于其他总统任职期间（如奥巴马8年的78起）、也远高于其一期（4年138起）的诉讼数量。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们关心当下利益，而不管宪法是否被违反；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讲，“主义”比宪法重要，为了实现完全正确的主义可以突破宪法的束缚。然而，美国宪法作为最高法律而不仅是一组纸面原则，还是在独立后由国父们经过激烈辩论和理性妥协的产物，它是其他一切规则的规则，违反这个基本规则，其他派生的规则就可能出错，以致具体行政行为就可能出错。
例如特朗普关税问题，即对所有国家都加征关税的疯狂举措，就是违宪的。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征税权属于国会，其中包括进口税。只是特朗普钻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空子宣布“紧急状态”，宣称有权管控经济事务以应对境外威胁。这一普遍加征关税的措施导致美国与几乎所有贸易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它们或者直接报复，或者暂时屈从。关税报复使美国的出口产品受阻；即使美国成功地加税，其后果却是美国民众承担。尤其是那些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弹性很低，关税加价基本加到了消费方，导致美国物价上升。由于美国是在国际分工之中，高关税也抬高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回流美国并没有优势。而如果国会决定关税，会有在野党的制衡，断不可能出现如此疯狂之举，以及事与愿违的后果。
宪法与具体结果之间并没有如此直接和紧密的关系，但宪法既然是规则的规则，它派生下的规则会约束人们，尤其是总统的行为不至偏离正当行为规则太多，从而少犯错误，却是明确的。宪法不能保证遵循它事事都对，但会在总体上保证多数事情的结果是好的。所以特朗普采取大量违宪的行动，必然总体上带来负面结果。再例如只有国会才有对外宣战权，总统没有这个权力。但特朗普却擅自决定突然袭击伊朗，开启了对伊战争。伊朗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在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数十名高级领导人被炸死后，它仍然坚持对抗美国，并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致使油价高启。美国宪法并不会预见伊朗对美国攻击会如何反应，却会通过让国会讨论和投票使战争行为更为谨慎。
还有一些宪法规则并不直接与经济政策或对外政策有关，却是在一般意义上避免行政权力走极端的基本规则。如第一修正案保证自由表达的宪法原则。它保证美国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意见可以表达出来，虽无强制力，却是在舆论上牵制政府不至于走向极端。如关税政策，移民政策和对外战争，美国国内都有反对声音，从民众街头抗议到电视台播报的新闻和讨论，从大学和智库的研究到在野的民主党的主张，而特朗普的作法是一反历届总统对反对声音不加干预的作法，直接滥用行政力量打压大学发出的独立声音，威胁电视台停播他不喜欢的主持人，甚至限制他们的采访权利。这些作法虽然遭到了司法审查的阻止，却反映了特朗普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刚愎自用，以致他后来都无视电视台民调中他的支持率的显著下降。而在反对声音中制定政策，多少还可以防止极端行为的出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特朗普大量的违宪行为就会导致具体政策错误带来的恶果。这是普通民众可以看见且亲身感受的。即使他们只是看到眼前利益，也很自然投票反对特朗普所属政党——共和党，这是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惨败的主要原因。虽然特朗普在此前利用其行政权和国会优势企图改变政党力量对比，如在各州重划选区，钦定选民名单，以限制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人数，限制邮寄选票以阻止亲民主党选民（假设的）投票，这些举动都有违宪之嫌，也部分被法院裁以违宪而加以禁止，最终并不能改变选举结果，阻止民主党的大胜。这再一次说明宪法原则的合理性。总统最好的作法是听取民众的、尤其是反对的声音，及时纠正错误，而不是弄机巧，才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这是美国宪法要保证“人民说了算”基本原则的现实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