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指示向美国等盟友传递“紧急戒严正当性”信息等，被第二综合独立检察组起诉（依据韩联社的报道）。此前的7月9日，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对尹锡悦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还要指出，2月19日，尹锡悦因带头发动内乱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4月27日该案已启动二审庭审程序）。上述这些案件都是相互关联的。
尹锡悦涉嫌严重犯罪，主要与2024年12月3日晚发布全国紧急戒严令有关——不过次日清晨他就不得不宣布解严。这场未遂的“自我政变”，也为其仕途敲响丧钟，不久他就身陷囹圄。
中国古代也有未遂的“自我政变”，比如三国时期魏帝曹髦就发动过，但他也因此亲手为自己敲响丧钟，殒身车下。有个成语与这次未遂政变有关，那就是“司马昭之心”。
曹髦的“自我政变”
在权臣司马师秉政时期，支持魏帝的中书令李丰与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等人企图发动政变，让太常夏侯玄出任大将军，替代司马师秉政。但消息泄露，司马师提前得知，李丰、张缉、夏侯玄等都被杀，还连累许允等人。皇后张氏很快被废。其后魏帝曹芳也被废——这是在嘉平六年（254年）九月。不久，年仅十三四岁的曹髦继位。
次年正月，司马师去世。二月，其弟司马昭自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在曹魏专权、秉政。
曹髦作为无权的皇帝，心有不甘。在甘露四年（259年），他写了关于“潜龙”之诗。本来作为现任天子，应该是“飞龙在天”，他却自比“潜龙”。司马昭“见而恶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他此后应该会加强对这位年轻皇帝的监视、戒备，而这对曹髦相当不利。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魏帝下诏大将军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以前司马昭曾“装模作样”推辞过，但这次不推辞，可见其野心已大。这可以视为司马氏篡位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也使得曹髦感到忍无可忍。
五月，曹髦召见他认为较可信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以及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他想与三位臣下共同讨伐司马昭。
然而，这三位都不愿意追随他。王经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此时距离正始十年（249年）导致曹爽被杀、司马懿秉政的高平陵之变，不过11年左右；距离司马昭开始专权，也不过5年上下。然而，王经等人都以为“权在其门”很长时间了。至于“祸殆不测”，属于非常严厉的警告。
需注意的是，此次曹髦召见的臣下中，不包括任何禁军将领。实际上，当时禁军已经被司马昭牢牢掌控。在现场的“三王”中，愿意劝阻曹髦的王经，还属于真为其着想的。至于王沈与王业，当时或许想着如何脱身，并尽快向司马昭报信。需指出的是，王沈作为侍中，深得曹髦欣赏与信任——他也曾是（正始年间在魏国秉政而后被司马懿杀害的）曹爽属官。
此时曹髦已无退路，不可能像王经说的“宜见重详”。他从怀中拿出黄素诏，扔到地上，并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可见他还有侥幸心理，认为未必会死，但也做好了被杀的准备——而其他人都会认为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定失败，进攻司马氏类似“以卵击石”。
他看到“三王”的反应，应该会很失望。于是他去禀报郭太后，一方面让这三位臣下相信他确实已下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究竟会留下还是离开。王沈、王业借此机会逃离，并向司马昭报信。他们临行前叫王经一起去，但后者没同意，而是说：“吾子行矣！”（《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晋诸公赞》）王经不愿追随曹髦向司马氏发动进攻，但也不愿跑上门向司马昭告密。他后来要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曹髦见郭太后，仅是告知而已，并不要求其同意。郭太后应该想到他会遇到巨大危险，因此她不会同意，但也无法阻止曹髦出发。
这位少帝出发前，已发现王沈、王业、王经都已离去，甚至会想到他们向司马昭报信。他已没有退路，只能带着“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曹髦的“自我政变”由此发动，但也很快失败。他当时掌握不了禁军，更不用说其它军队。他唯一寄望的，只能是作为皇帝，即便势单力薄，任何军队也不敢抵抗他。然而，有些忠于司马氏者，在关键时候，很可能会不择手段。
他率领数百“僮仆”，很快遇到了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部队。他们在东止车门与曹髦等遭遇。曹髦左右呵斥这些人，于是司马伷部众奔走。看来司马伷不愿担弑君的恶名，未令属下进击，也未阻止他们逃离（《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其后，曹髦在南阙下遇到中护军贾充率领的部队——贾充应该知道司马伷的部队已逃散。他的父亲贾逵，曾为豫州刺史，在任时可称“精达事机，威恩兼著”，对魏国算是能臣。不过，此时的贾充，已成为司马氏死党。
面对贾充所部的曹髦，发现情况比方才更危险，于是亲自用剑。其左右也会呵斥这些军士，而他们见到皇帝其实也想后退。
但贾充仅追随司马昭，对曹髦不怀忠心，也无敬意。他呼帐下督成济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于是成济、成倅兄弟二人率领军兵出击。他们又回头问贾充：“当杀邪？执邪？”贾充回答：“杀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末传》）而干宝《晋纪》所载贾充原话有所不同：“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贾充属于杀害魏帝的“主犯”之一。当时成济兄弟听从贾充之令，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替罪羊。
双方初交兵，曹髦率领的“僮仆”难以抵挡。这位皇帝大喊：“放仗！”此时贾充方面的军兵都遵令。而成济兄弟就上前，此时曹髦左右乃至他本人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敢刺杀皇帝。成济走近曹髦，用力刺杀（按照《魏氏春秋》的说法他使用的是矛），“刃出于背”。他出手，就一定要曹髦死。
曹髦随即倒在车下。他所率数百人，应该溃散。当时“暴雨雷霆，晦冥”，雷声响震，白昼如同暗夜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司马昭听闻后，据传“自投于地”说：“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司马孚奔到曹髦被杀处——当时还无人收尸，“枕帝股而哭”，非常悲哀地说：“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而真正该承担责任的司马昭，却没这样说——其实完全可以认为，“杀陛下者，司马昭之罪也”。假若司马孚早些露面，应该也阻止不了曹髦前进，但或许能劝阻贾充、成济弑君。
当日，皇太后下令，除大肆攻击曹髦外，还极力与其“切割”。令中还有：“……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王经并未追随曹髦出兵，但因未随王沈等告密，仍被司马昭视为有“二心”者。而太后则企图用“罪过”王经来讨好司马昭。王经后来被杀。
曹髦遇害后，成济兄弟成为替罪羊。司马昭上言：“高贵乡公（指曹髦）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他表示自己曾下令将士不得伤害皇帝，但成济违令杀了曹髦。他未提及贾充，也不会追究贾充的责任。他这次上言，企图向世人表示他与弑君无关，并且愿对弑君者绳之以法。
成济兄弟不愿束手就擒，登上屋顶，“丑言悖慢”（《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他们应该是大骂司马昭与贾充，这两位杀为其“立功”之人。兵士们“自下射之，乃殪”。成济兄弟是否曾后悔，不该执行贾充之令？当时若拒绝执行，也会受到惩罚，但应该不会被杀。
魏帝曹髦遇害，导致司马昭“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他或考虑到魏帝被害后，群臣、民间有对其不利的看法，不得不“以退为进”。这次太后没有反对，而是下诏：“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太后内心对司马昭或也有所不满。
曹髦在发动“自我政变”前，未与任何人商量。政变当日，他召见“三王”——但他们都不可靠。当时他是非常孤立的年轻皇帝，无真正可信任之臣。这与其前任曹芳有很大差别。曹芳毕竟还有皇后之父、中书令等人真正支持他。不过，这些不满意司马氏专权的臣下，已经被逐步“去除”了，或销声匿迹了。
钟会曾经称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文”堪比曹植，“武”近似曹操。他在太学与诸儒论《易》《尚书》《礼记》，可见其“文”。至于其“武”，无所施展，仅略见于这次未遂政变。他得到的唯一一次率兵机会，就是这次“自杀式攻击”。
尹锡悦的“自我政变”
2024年12月3日，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了“自我政变”。不过，这次政变就像曹髦的“自我政变”一样，很快失败。
曹髦政变针对当时魏国真正的权力中心——司马昭。而尹锡悦政变主要针对当时韩国另一权力中心——国会，具体说来是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
依据韩国宪法，总统有权统帅军队。不过宪法又规定，在宣布动用军队实施戒严时应立即通知国会，并且当国会要求解除时应解除戒严。（参见金镐城：《当代韩国政府与政治》）。就戒严而言，国会可以制约总统的相关权力。
尹锡悦筹划政变有一段时间，并且也谋及个别人，包括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曾任总统府警卫室长，也是尹的高中学长）。军中几个关键职位，比如反间谍司令部司令，尹锡悦也委任其高中校友出任。这些与曹髦还是有区别。这个从登基起即无实权的皇帝，几乎没有任何可信任的大臣。他也很难从原所在封国召来旧属下担任身边重要职务。
还需指出，两人的政变准备工作都很不充分——曹髦更是如此。尹锡悦算是实权总统，但因怕泄密，在政变发动前也严格保密，就连韩国总理、执政党党首等都不知情。另外，韩朝边境的军事将领们对于政变也不清楚情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称：“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方式的(关于戒严的)商议”。
2024年12月3日晚间10点多，尹锡悦在首尔总统府发表紧急谈话，“为铲除从北势力，维护自由宪政秩序，宣布紧急戒严”，“铲除一直以来罪大恶极的亡国元凶、反国家势力”。他将矛头明确指向国会，声称它“恐吓法官、弹劾多名检察官等，导致司法工作瘫痪，国会还试图弹劾行政安全部长官、广播通信委员长、监察院长、国防部长官，让政府陷入瘫痪”（参见《朝鲜日报》）。
被尹锡悦指定为戒严司令的陆军参谋总长朴安洙，则发布了《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一号）》，其中包括“无需逮捕令即可直接进行拘留、拘押、查抄”等（参见《韩民族日报》）。朴安洙还用电话向韩国警察厅厅长赵志浩传达戒严布告令内容，并要求控制整个国会大楼。
三国时期的曹髦，无法直接诉诸民众，只是在政变前召集来自不同机构且他又认为较可信的王经、王沈、王业，其后又告知太后。他能动员的属下非常有限。
韩国此次政变发动后，有军队遵令出动，士兵主要来自陆军特战司令部。戒严部队封锁了国会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等。
不过，韩国反对党党首李在明与执政党党首韩东勋都反对戒严。议员们连夜赶往国会大楼，有些甚至翻围墙入内。而戒严部队未真正阻止议员们进入国会大楼，也未实施逮捕。当时还有数千民众在国会外抗议。
国会在4日凌晨召开会议。尹锡悦曾要求军人破门进入并拉走议员，这样可以让表决人数达不到门坎——但现场指挥官未执行。其后，在场190位议员（超过国会议员总数的一半）全票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军警随后撤离国会大楼。另外，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内的军人也很快撤出。
发动政变的尹锡悦不但未能控制国会，而且未能控制新闻媒体，包括韩联社等。实际上，他也未能真正掌握军队。这主要是因为，尹锡悦并非出身军事将领，与军队渊源不深。他担任总统时间也不算长，在军队中威信有限，培养的军中亲信数量远远不足。还有，他可能低估了韩国军队受美国影响的程度（以及错估了美国对其“自我政变”的态度）。
在国会通过相关决议案后，尹锡悦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继续推进政变，不久他决定“退让”。凌晨4时多，他宣布，依照国会要求撤回戒严部队。他又召开国务会议，于5时许正式解除戒严。这样，他孤注一掷的行动遭到失败。
政变期间，尹锡悦没有到第一线指挥军队，这与曹髦不同。韩国反对政变者当时并无军队可出动，这样，此次政变不存在两支武装力量对峙或交战的情况。尹锡悦也没像曹髦一样被杀。不过，假如曹髦当时不被杀，他也会被废且被囚禁，以后生死难料。
结语
“自我政变”都与政治权力再分配有关。失败的“自我政变”，则意味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出现不利于政变发动者的演变。“自我政变”的发动者都抱有侥幸心理，曹髦如此，尹锡悦也如此。他们都已对其他“对抗性掌权者”（掌握几乎全部或部分重要权力）感到难以忍耐，就冒险发动政变，但很快遭到失败，陷入“灭顶之灾”。
回顾与评析曹髦、尹锡悦的“自我政变”，对以后预测及研究其它“自我政变”，会有帮助。
对于曹髦的评价，《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他用失败的进攻及牺牲，将贾充乃至司马昭钉在弑君者的“耻辱柱”上。正史《晋书》批贾充“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犯顺”近于犯上作乱），“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用语不可谓不严厉。还需指出的是，在曹髦失败的“自我政变”后，曹魏政权进入“风雨飘摇”的最后阶段。
至于尹锡悦，其失败的“自我政变”，也将其政治声誉、政治前途完全破坏。他何尝不可称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就连韩国亲保守派的《朝鲜日报》，也曾刊登文章批尹锡悦“他独断冲动的决策也不断引发问题。……他用违背时代的戒严自爆，把自己、保守阵营和整个国家变成了废墟。”韩国国家没有成为废墟，但在尹锡悦失败的“自我政变”后，保守派政权随即进入了“倒计时”，而保守阵营也步入“低潮”。
（林原，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