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央工作期间，股民有句戏言，中国股市没有牛市、熊市，只有“朱”（猪）市。1996年秋，沪深股市一路暴涨，按照朱镕基指示，《人民日报》12月1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严厉警告“暴涨必暴落”，“投资者对此（按：政府救市）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股市应声暴跌，也避免了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暴跌。
爱憎分明 至情至性
古今中外，皇帝、宰相平庸者居多，能干者稀少，这符合正态分布。中共建国以来，最能干的总理当属周恩来，几乎无争议；第二能干的总理就见仁见智了，笔者浅见，两个最出彩的候选人是赵紫阳、朱镕基。朱镕基经历坎坷，爱憎分明，一贯本色，至情至性，至大至刚，典型的官场异类。
1998年3月17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后，全国人大代表爆发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一再打断大会执行主席试图推进程序的努力，以此表达认可。掌声停歇，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与会代表躬身致谢。他即将70岁高龄，可惜反右、文革耽误，如果早十年“拜相”，对国家贡献更大。
2002年12月9日，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出席和讲话后，与会的正部级高官纷纷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持续约两分钟，以此表达敬意。他眼眶有点湿润，双手合十致意，场景感人至深。
他任总理每年召开记者招待会，都是各界期待、万人空巷、好评如潮，这在共产党国家极其罕见。1998年3月18日首次记者会上，他发表著名的就职宣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场中国记者鼓掌，外国记者也鼓掌。
但在后期记者会上，也流露出无奈。被问及希望卸任后获得怎样的评价，他回答：“我只希望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接着说：“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总理年度记者招待会干脆取消，中国少了一个开放透明、沟通引导的重要窗口。
1998年夏长江发生特大洪灾，江西主要官员事先夸海口称，九江大堤“固若金汤”，结果打脸，竟然决堤。朱镕基视察时，发现防洪堤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的钢筋细小如面条，有的没有钢筋，当场怒斥这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湖北荆江大堤面临更严峻的洪水考验，政治局决议授权前线指挥的分管农业、防汛副总理温家宝决定是否分洪，温家宝征求专家意见后，决定不分洪，大堤守住、武汉未淹，立下头功。温家宝事后说，如果荆江大堤决堤，水淹武汉，他就“投江”谢罪。9月4日，江泽民特意选择九江大堤而非荆江大堤发表总结讲话，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以此安抚江西。从这个故事中，可看出江、朱、温的为人、处事、性情的区别。
朱镕基的口才一流，在昏昏欲睡、死气沉沉的官场流行话术体系中，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一振，辨识度极高。坐江山太久，不少官员太懒了，基本功能退化，被文山会海淹没，人浮于事，不思进取。如同废物一样，脖子上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连个主持词都需要笔杆子写好后照念。脱离了讲话稿，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很少会用群众的思维和语言，与群众打交道。
朱镕基的真诚和幽默不仅打动同胞，还打动很多外国人，1999年4月访美就刮起“朱旋风”。面对外国媒体各种刁钻的问题，他妙语连珠、游刃有余，在中国高官中罕见。例如，听西方歌剧“只想打瞌睡”；针对克林顿说中国只有20多件核武器，美国有6000多件，回应“中国是不是有20多件核武器，我确确实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克林顿总统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针对中美关系的矛盾，提出“诤友才是挚友”，在白宫致词最后用英文说，“我爱中国人民，我爱美国人民”；告诉美国记者“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想来（访美）”，因为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New Face（新面孔）将要变成一个Blood Face（头破血流）啊”。
1996年底，他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话剧《商鞅》，为改革家的车裂命运而潸然泪下。在东盟“10+3”会议上，他见到以“彻底改革派”政见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一郎，惺惺相惜。了解这个背景，就不难了解他逝世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方致唁函，“对朱镕基原总理为日中关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日本驻华大使馆迅速下半旗致哀。
2009年至2013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先后问世，销量累计高达800余万册。他陆续捐出全部版税4000多万元，本人不经手，由出版社转交给他创办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师生等公益活动。
英雄迟暮 有心无力
毋庸讳言，朱镕基有不少争议和不足。自我批评时承认，“性情很急躁”，“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他任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破例兼央行行长，对国务委员、原央行行长严厉批评。坊间传言他事后登门向行长道歉，说明他虽然会伤害人，但明是非、知进退、够坦荡。
尽管要求和批评官员严厉，他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仍然明确“部长手中要有一把米”。这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尊重，更是对人性和制度、传统和现实的尊重。上级不掌握一定的资源（包括权力、金钱、项目等），很难有地位，很容易被忽视，不能高估人性的平均道德素质。
他力推的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初建，更无足够财力支撑，导致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为生存挣扎，一代人承受数代人的痛苦，有怨气和怨言很正常。笔者无论在哪里，打车时喜欢和司机闲聊，话题广泛，这是随机了解民意的一个很好窗口。至今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打摩的，司机为下岗的国企员工，气愤地说：“朱镕基逼我们早点死。”
他力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部委表面上完成减编、减人一半的任务，当时就有部委公务员质疑成效。一些分流的公务员去考研究生，教育部开设单独录取通道，有些人读书还是单位掏钱，毕业后又回原单位工作，高校应届毕业生做梦都想不到这种“特权”待遇。机构继续膨胀，改革流于形式。
性格就是双刃剑，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就是其缺陷，修炼到炉火纯青、收放自如的已非人。笔者在某银行总行实习时，有位处长闲谈，坦率提及朱镕基的两个缺陷：一、喜欢口头表达能力强，重用了一些夸夸其谈的人（按：当时朱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已被捕）；二、擅长经济，过于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
罗小朋在《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献给2012和中共18大》长文中，只尊赵紫阳，对改革开放以来总书记、其他总理批评居多。虽然肯定了朱镕基“既有魄力也有能力，尤其善用行政权威调控经济”，更多还是批评。例如，批评朱镕基在税改的第一回合，做出了不应该的妥协：1993年未过，就同意以当年实绩为基数，导致以广东为首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个虚增财税收入的热潮；1994年初，朱镕基认识到了自己失误的严重后果，以强制性手段迫使地方与中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霸王合同”，一些财税收入大省1994年后对中央的上缴收入必须确保以超过18%的年率增长。
又如，批评“朱镕基不懂农业，又自以为是，铸成许多大错”，实施“灾难性的农业和农村政策”。1994年粮价突然暴涨，朱镕基下令各省增加政府库存，打击私人贩运，这反而推高了粮食市场价格，恶化了通胀；又进一步迫使粮食输入省份提高自给，强迫发达地区农民种粮，从而导致产粮大省农民卖粮难的荒唐局面。
1998年粮改“更充分地反映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造成大量无法消化的政府库存”和“财政损失”。朱镕基对类似批评在清华隔空回应，后文介绍。罗小朋还认为，“朱对洋人和海外学者颇迷信，暗中从一些海外学者那里获取建议”；“朱镕基至今对批评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
朱镕基上任之初，雄心万丈，勇往直前；离任前夕，难免泄气，英雄迟暮，心气不足。当年舆论有一种声音：朱镕基担任总理政绩不如副总理时大。《亚洲华尔街日报》就在社论中指出，任总理四年后的朱镕基，“已在官僚体制的窒息下失去了改革者的雄心和激情”；承诺要完成的“三个到位”中的前两项，即三年内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两年内让金融体系摆脱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化，都没有实现。
朱镕基任副总理、总理出现的问题，不能全部算在他的账上，也有体制上的缺陷，有心无力。他刚到中央任副总理时，根基不稳，受到某种程度的冷遇，分工只是边缘化的生产工作。直到十四届一中全会升任政治局常委，才进入权力核心。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知晓，领导中国经济不是国务院，而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2018年机构改革后称中央财经委员会），总理未必能掌控经济实权。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赵紫阳因此以总理身份掌握经济大权。胡耀邦曾干预经济工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听取国务院部长们（通常兼部委党组书记）汇报工作，被中共元老批评和制止。很快政治局势逆转，江泽民1989年任总书记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此后的总书记也都兼这一职务，成为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者；总理权力缩水，不再掌管中国经济，而是成为最高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