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76,"text":"2022年底，我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了一个周末中文班。当地原有的中文班因疫情停办，不少家长希望孩子能够继续学习。我们利用大学的场地和教师资源，将课程重新组织起来。推动这件事的，是当地家庭一个很具体的教育需求。"}],[{"start":29.57,"text":"这与孔子学院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宣称，30所美国大学里出现了80个以不同名称运作的“宣传细胞”，任务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并宣布五角大楼已将相关组织列为国家安全威胁。"}],[{"start":49.36,"text":"我的英国经历无法裁定这些美国机构的具体情况。但这次表态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承担语言文化教育功能的合作平台，会被赋予如此庞大的国家想象？在这场争论中，地方社会究竟需要什么，往往很快就从讨论中消失了。"}],[{"start":69.56,"text":"我在2019年至2025年担任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六年多来，我越来越感到，围绕孔院的两种相反判断，可能共享着一种理解方式：将机构的海外存在，直接视为中国国家力量的延伸。"}],[{"start":86.47,"text":"从这一角度看，支持者容易把机构数量和活动规模当成中国影响力扩大的证明；反对者则可以沿着同一张地图，将这些机构看作中国影响力渗透的据点。双方对结果的评价截然不同，却都可能高估一个国家通过组织布局改变他国社会的能力。这里的关键，是文化接触究竟能否按照资助者的意图，转化为政治认同。"}],[{"start":112.39,"text":"我将任职经历写成三卷孔子学院院长回忆录，也是为了重新审视这种转换。第一卷《孔子学院：争议与现实》从一线院长的经历出发，记录疫情、总部解散和英国关闭孔院风潮带来的冲击；第二卷则进一步讨论，海外项目如何被当地环境重新塑造；尚未出版的第三卷则将目光转向中方，分析中方合作院校、原孔子学院总部及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在孔子学院发展与运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三卷书共同呈现的，是一个经常偏离宏观设计、需要不断协商的合作过程。"}],[{"start":150.54,"text":"总部的变化尤其说明问题。2020年，原有孔子学院总部的解散，带来了资助和治理安排的转型。我在第一卷中详细记录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组织变化，以及它给一线机构带来的不确定性。海外学院并没有随着总部解散而一同消失，已有的大学伙伴关系和地方需求，仍然支撑着它们继续运作。"}],[{"start":175.32,"text":"这一变化既不能证明中国已退出，也不能自动消除外界对中国资助的疑虑。但它说明，理解一个海外项目，需要跟踪组织关系怎样变化。若无论架构怎样调整，都只将其解释为同一战略的伪装，那么实际发生的制度转型，就很难获得独立分析的空间。"}],[{"start":195.97,"text":"地方需求也会赋予同一项目不同的意义。我们在布莱克浦与当地小学合作开展中文教学。英国教育标准局2019年对其中一所学校的检查报告，关注的是学生能否认识“布莱克浦以外”的世界，并记录了六年级学生已经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短交流。对于当地学校，中文课程的价值可以体现为孩子接触陌生社会的机会。"}],[{"start":223.24,"text":"这些教育成果当然不能为任何不当行为免责。但将它们一律理解为中国国家影响力的增长，也会抹去接受方自己的目的。一所英国学校完全可能出于本校学生的利益，主动利用中国提供的资源；家长让孩子学习中文，也未必是在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表达态度。"}],[{"start":244.14000000000001,"text":"这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同样构成提醒。资助了多少机构、举办了多少活动，都是容易统计的投入与产出，却无法直接告诉我们，参与者对中国形成了什么判断。机构能够把课程办起来，不等于能够决定受众怎样理解课堂之外的中国。"}],[{"start":262.92,"text":"学生学习中文之后，对中国的认识完全可能变得更复杂，甚至更加批判。他们可以欣赏中国文学，也可以质疑中国政策。接受这种结果，是认真对待教育的一部分。如果把文化交流的成效，预先限定为外国受众是否变得更加认同中国，就会给一线机构施加一个很难兑现、也不应由语言教育承担的政治任务。"}],[{"start":288.03000000000003,"text":"相应地，安全审查也需要容纳这种距离。一个人愿意接触中国文化，不能因此被视为接受了北京的政治立场；一个项目获得中国资助，其参与者也仍然可能拥有各自的目的。赫格塞思提出的严重指控，应当通过对相关组织行为的调查来检验。文化合作中存在政治意图，与这种意图能够按计划实现，是两件需要分别讨论的事。"}],[{"start":315.33000000000004,"text":"一旦两者被混为一谈，交流就容易陷入困境。资助方希望证明项目扩大了国家影响力，批评者又将影响力的任何迹象视为威胁；一线机构则需要不断解释，自己为什么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越多工作被用于处理这种政治期待，留给教学和地方合作的注意力就越少。"}],[{"start":336.99000000000007,"text":"因此，对中国海外文化合作更有价值的反思，是怎样让合作伙伴真正参与决定项目的用途。学校能否按照学生需要调整课程，地方社会能否提出资助者最初没有想到的目标，参与者能否保留对中国的不同判断，都应成为评价合作成效的内容。"}],[{"start":356.33000000000004,"text":"这也意味着，中方需要接受一种未必显眼的成功：一个项目对当地教育确实有用，却没有带来可供展示的政治认同；受资助者愿意继续合作，同时保持批评和距离。这样的关系可能比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更持久，却很难简单换算成某种国家影响力指标。"}],[{"start":376.79,"text":"赫格塞思的最新表态，将孔子学院再次置于大国竞争的聚光灯下。但在兰卡斯特那些周末的课堂里，项目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孩子适合怎样的课程、家庭能否负担，以及教师能否把课教好。国际合作能否持续，最终也要经受这些具体问题的检验。"}],[{"start":397.53000000000003,"text":"（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系主任、教授，曾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英方院长六年多。著有《Memoris of a Confucius Institute Director》第一卷（Palgrave Macmillan，2025）与第二卷（Palgrave Macmillan，2026）；第一卷中文版《孔子学院：争议与现实》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于2026年出版。第二卷英文版开放获取。第三卷还在创作之中。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3347068_4781.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