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鹏MONA产品经理恩塔在发布会上使用“老登”一词，赞美年轻人而贬损中老年人，引发争议。10月24日，小鹏集团副总裁于涛，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给出了回应。
他说明，“老登”只是内部调侃负责人的玩笑话，从来不是说给外部用户听的。他肯定了产品经理恩塔的表现，认为他们把“产品打磨里和‘老登领导们’碰撞、脑暴（头脑风暴）、拉锯的真实日常搬上了台”。他认为“这种真实的共创过程，才最能让用户看懂一台车的底色。其实真正的互联网同学文化，可能不是其它企业上下有别等级森严，而是年轻人敢开老板玩笑的松弛”。
他还写道：“‘老登’这个词本身没什么问题，让人不舒服的是一部分人身上那种固步自封的味道，别再揪着00后口诛笔伐。”
事情发生后的反映，往往比事情本身更能反映本质。事情和随后的回应，都深刻反映了，中国车圈困在互联网思维里而不自知，没有警醒，反以为傲。
所谓老登，大意是指说教，而年轻人讨厌说教，所以老登带上了贬义。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讨论、沟通、说理，是公共生活的基本方式。任何以年龄为由，一概对说理进行否定——“我不管你说什么、对不对，反正先扣个老登”，这并不是合理的，更不是好的公共生活方式。比如，在发布会上用老登这个词，缺乏尊重，错了就是错了，而不能诉诸年龄：“这是对00后的口诛笔伐”。
更深刻的是，当下年轻人未必更开放、更自由。如今的老登，经历过最有活力的校园、开创了市场经济、开创了互联网时代，而年轻人其实朝着保守的方向在发展。从思想上谁更老登呢？
我很多年前就写过，所谓年轻人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无非“产品经理”四个字而已。
10年前，在双创时代，网上流行这样的说法：“90后是网络的原住民，80后是网络移民，70后是网络难民”。如今，这个说法可能要改成00后是网络原住民了。
这些说法当然都是错的，实际上40-50岁年纪的“老登”，本身就一直身处互联网时代。毕竟，中国网站门户时代，已经过去30年了。时间退回30年，年轻人一定比办公室的老人懂电脑，而如今，未必如此。
老登这个词，某种程度上，就是从那时盛赞年轻人，逐渐演变而来的。
当时盛赞年轻人，是因为市场形势使然。那时移动互联网方兴未艾，App、消费电子，用户都是年轻人。市场必然盛赞自己的客户。与此同时，新兴行业需要新技能，年轻人更有优势，大量年轻人涌入这些岗位。当行业供需两面都被年轻人占据，行业自然会盛赞年轻人的创新。
但实际上，当时大多数对年轻人的赞美之词，所谓年轻人创新，大多限定在互联网相关岗位，最典型的就是围绕网络而生的App、文化、娱乐领域的产品经理岗位。
6年前，有个很火的视频《后浪》，其中有这样一段“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不知不觉之中，就代入了产品经理这样的互联网年轻人作为歌颂对象。
所以所谓推崇年轻人，实际上脱胎于互联网思维。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推崇年轻产品经理的思维，对汽车行业是有害的。
首先，在双创时代，可以说没有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目标对象是中老年人。但车企即便某款车型是面向年轻人的，但其他更高价位的汽车，难道没有中老年客户吗？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和汽车工程师本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岗位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二者的交付物完全不一样，容错成本更是天差地别。所以，两种岗位对创新、风险、对用户的定位也完全不一样。
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创新，是探索式的试错创新，行业信奉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很多互联网产品需求，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于是产品经理将用户当成重要的反馈来源，将新功能小范围放量，进行灰度、A/B测试，在真实使用场景里收集数据。如果效果不及预期，或有缺陷，就回滚版本、下线功能，改正的成本很低，而失败的反馈本身，也是迭代的素材。
先上线，再打磨，用用户做一部分验证。产品经理眼里的用户，是创新验证的一环，是反馈源、是共创者。在这种文化里，变化是常态，鼓励试错，创新至高无上。互联网需要创新，而年轻人更具创新能力，所以备受推崇。为了让这种创新能力反映在产品上，互联网公司也演化出了平等的扁平的企业文化，以便让基层的创新，更高效的通达产品——毕竟，点子错了也没关系。
带着互联网思维，中国进行了新能源车时代。
但是，汽车行业完全不一样。汽车承载着人身安全，一旦量产交付，故障背后可能是事故、惨剧，大规模召回与沉重的责任，这些都无法一键撤回。因此，新电池方案、新底盘、新智驾算法这些新技术、新结构、新算法，都不能直接交给用户检验。
在交付给消费者之前，汽车的打磨，更本质的环节，不是依靠产品经理的头脑风暴，而是需要工程师经过仿真、台架测试、极端环境试验、耐久路试、碰撞验证等层层评审，穷尽各类极端工况和误操作场景，不把未证实的风险交给用户承担。
互联网和汽车行业，两种文化的节奏也相去甚远。互联网以周、以月为迭代周期，需求优先级随时可以调整。所以，带着互联网思维的造车人，居然会夸耀短时间造出多台车。
但是，整车研发以年为单位，一款车型从立项到量产普遍2-4年，项目越靠近量产，变更的代价就越昂贵。互联网看待失败，多将其视作一次可以复盘的数据；而汽车行业里，任何在量产环节的失效，都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所以文化底色里自带风险规避的倾向。
汽车工程师文化并非排斥创新，只是天然对未知风险保持敬畏，创新永远排在安全、合规与可靠性之后。所以，和互联网不同，汽车行业是先验证，再上车。汽车工程师眼里的用户，是产品的使用方，是被保护的对象，而不是参与共创的实验样本和测试人员，不应该承担任何试错风险。
汽车企业，讲究的是工程师文化，而不是产品经理文化。这样的文化中，年轻人不再备受推崇，稳妥、安全，才是最高原则。以此对应的，则是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毕竟，一个新点子，动辄数亿的代价。层级分明，正是为了层层把关，或者说分摊责任。
其实，这也是社会一直以来的常识，如果让人去描述心目中的刻板印象，App的产品经理，往往是有着五颜六色头发，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而汽车工程师，一定是一个严肃的中年人。不妨想象一下，即使面向年轻人，一个成熟稳重的工程师会不会更好呢？或者一个年轻人搭配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工程师呢？毕竟，年轻人的命也是命，他们也看重安全。
但这个常识，最近几年被打破了——虚拟按键、隐藏式门把手、奇怪的车内拉手等等，最终，速成车成为官方定性的词。某种程度上，所谓速成，就是互联网思维在车圈的再现——快速迭代、试错、小步快跑。
这些思维反映在文化层面，则是推崇年轻人，推崇互联网文化。比如，作为一个汽车企业，本不应该叫产品经理，而应该叫产品工程师。其实，在制造业企业中哪怕是销售和采购，也叫称为销售工程师、采购工程师。
最后，我再说一遍，事后发生的事，往往比事件本身更能反映本质。这一场风波乃至回应，都反映了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仍然没有从互联网思维转变过来。不过，我觉得快了，不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汽车，起码在公关、营销层面，会很快和互联网三个字切割了，因为其背后的快速迭代、用户试错、灰度测试等话语乃至心态、方法论，对汽车行业都不是好词。
营销、公关层面，容易改，但真正重要的是，在观念、心态、文化上的彻底放弃互联网产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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