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9.27,"text":"本月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新作《夏帆》尚未由内地出版社引进，AI译本却已经以1.78元的价格在网上平台流通。“AI是否超越人类翻译”这个问题再度引发讨论。资深翻译家对此表示惊叹，也有学者指出AI翻译无法理解细微的上下文。作为在媒体与传播领域探索人机协同、讨论技术与社会的专栏，从数字媒介生态的视角来看，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词转换，而是跨平台、跨文化的数字媒介中介过程。本文既无意扮演中世纪抵抗印刷术的守旧派，也无意鼓吹AI无所不能。目前诸多关于“AI可否取代人工翻译”的辩论，之所以鸡同鸭讲，原因之一在于讨论者犯了概念降维的谬误。"}],[{"start":58.34,"text":"首先，绝大多数断言AI可以取代翻译的技术派，并没有真正见过或者理解翻译实践。在基础技术定义里，翻译是从A语言到B语言的信息映射（information mapping），这是一个工程学和条件概率问题。在这个狭隘的边界内，机器不仅能做，而且注定比人更快、更便宜。几十年来，计算语言学界流传着一句略带调侃的名言（最早用来形容语音识别系统的发展）：“每开除一名语言学家，系统的表现就提高一大截。”这种嘲讽并非全无根据：机器翻译的底层是超高维向量空间里的条件概率分布，比如计算“猫”与“cat”共同出现的概率，就可以判断中文的“猫”很可能对应英文的Cat，这个过程中，计算机不需要懂任何人类语言，会算数就行。"}],[{"start":106.61000000000001,"text":"在很多应用场景里，AI翻译确实提升了效率。这类场景往往有几个共同特征：基于正规文本、非实时交流、应用类和商业场景偏多，如跨境电商（尤其基础的产品介绍）、代码注释、自然科学论文的初步阅读。对于行业内部的沟通者（比如买卖双方都是皮革厂），机器翻译完全可以达到基本需求。乐观主义者会说：AI以万分之一的价格解决了90%的需求，翻译产业完了。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要追问：真的是这样吗？就以看似最标准化的跨境商务对接为例：挪威语里的“Hytte”，查字典会告诉你是“小屋”，但那其实是维京人流传至今的精神圣殿：每逢复活节前后，他们举家奔赴山林湖畔的祖传木屋度假，那是刻进民族性格里的文化图腾，绝非“合家欢度假屋”几个字可以承载。如果你的挪威商业伙伴在这段时间联系不上，字典给出的翻译不会告诉你原因，但文化常识会。推而广之，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作为技术的转码”与“作为人类沟通机制的翻译”。如果把低成本转码等同于理解，会导致公共语境低质化和简化。这就像90%的基础代码能被AI自动生成，并不代表“计算机工程学”被取代一样。"}],[{"start":188.4,"text":"再进一步说，在人际口译领域，翻译是一种随行护航（escort）的角色，也是组织传播学中的“边界穿梭者”（boundary spanner），负责在两个彼此隔绝的意义系统之间，识别、过滤、展现什么可以被“说出来”，这绝非简单的语言转码，而是整个会面使团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遥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争年代，陪同外国进步记者深入中国内地的年轻译者们，其工作更远不止逐句转译：记者口述、译者连夜誊抄整理，再辗转安排成书出版，其风险艰辛，绝非“信达雅”三字所能概括。他们的翻译，早已越过语言的边界，成为书写和见证历史的一部分。"}],[{"start":227.02,"text":"把翻译和文化创作降为技术问题，无意间透露了一种未经高级世情浸润的生疏：他们对“高级翻译”的认知来源于简陋影视剧的夸张演绎，也没有机会处理过高级的商业谈判和小范围C Suite那些暗流涌动的修辞和试探，所以一看到AI可以模仿某些翻译大家的只言片语，就立刻觉得AI无所不能。这本身无可厚非，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场域运用AI，但是如果为了AI的发展而忽视“功夫在诗外”的传播分寸，对人机协同AI传播的讨论并无益处。"}],[{"start":259.69,"text":"当然，在如今大语言模型时代，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实践者会告诉你，通过上下文提示（context），AI辅助翻译具备了相当强的感知语境的能力，你可以在翻译时设定翻译对象（比如，这是一份海外最新投资简报，读者是体制内一位年长的男性领导）、长度（对方时间很短，只看结论）、架构（现状——进展——方案——请示）、语气（该文本涉及多方利益，翻译措辞时要隐晦）。是的，AI可以处理得不错，但AI不会察言观色，除非你将其变成提示词，但是撰写提示词本身来自你的社会经验。"}],[{"start":295.17,"text":"我必须指出，翻译技术不等于“翻译”这种“工种”，更不是“翻译”这个职业。不同语言之间的概率映射，不过是“翻译”这一复杂社会传播实践中最浅显也是最容易的一块。人机协同传播未来之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扩展。翻译系所培养的是缝合文化断层的社会化粘合剂（Glue Person，FT专栏作家Sarah O' Connor近期对此有精彩论述）。翻开大学翻译专业课表，核心从来不仅仅是查字典，还包括数字媒体下的谈判技巧、跨文化冲突处理、公共舆论、外交礼仪与危机应对。这就如同计算机系的课表里不可能只有算法，必然充斥着公共政策与系统伦理。真正的翻译，包含着语境判断、利益博弈、待人接物、察言观色乃至“信达雅”背后的审美、品味和责任。更重要的一点，此人还需要识别没有明示的“话外之音”，甚至处理双方情绪失控时的冲突。"}],[{"start":355.97,"text":"正如此前我在FT中文网的《人机对抗，为何双输？》一文中用记者所做的类比：不能因为记者的主要工作是写字，而AI可以生成文字，就轻率地断言AI可以取代记者。真正的好记者是“跑”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走访、调查、叩门、抗压、变通，但孜孜不倦。央视调查报道与《南方周末》的经典报道过程，早已给了我们答案。说AI可以取代记者的人，大概只是从电视剧或娱乐狗仔队的只言片语里了解“记者”的工作，更因自身的偏见而断言记者“只知道添乱”：他们无法处理复杂的思辨和公共讨论，所以把记者的上下求索理解为没事找事，把涉及复杂利益博弈与公众权益的辩论理解为“瞎扯”。"}],[{"start":401.07000000000005,"text":"未来的人机协同沟通究竟会是什么模样？我在《数字人的情感幻觉与权力游戏》中提及的《星球大战》礼仪机器人C-3PO，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未来参照（即便这未必是唯一的优解）：它拥有具身的人类外形，也会吐槽；但其最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在这个日益分崩离析与话语撕裂的世界里极其罕见：精通全宇宙六百多万种交流方式，在博弈前线充当沟通桥梁，缝合文明与文化的隔阂。"}],[{"start":430.21000000000004,"text":"（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张昕之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他考察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传播生态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由此推动的媒体创新转型。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6492400_3936.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