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政策必须对症下药，但真正要做到对症下药是很困难的。因为信息的混乱以及对权威的僵化认识，有很大可能会影响到政策的清晰判断，最终造成政策效果很差或是根本无效。
数据早已清楚表明，中国现在的消费不振已经非常严重。对此问题，一个有共识的成因是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吞噬了购买力，影响了消费；但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则可能会让人震惊，这就是结构替代型通胀。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物价表现，实际是一种“伪通缩”，真实的问题是结构替代型的通胀。这个通胀意味着人们需要比以往付出更多的钱，才能得到原本可以得到的商品和服务。
从大家公认的一种认识，也即现在是通缩的局面，一跃到了通胀，显然这就有了很大的冲击力。
什么是结构替代型通胀？
人们常说的通胀是有很多种类的，常见的如生产、需求以及货币等都会导致通胀，不过这里所提及的“结构替代型通胀”，是相对特殊的一种。通胀是根据商品篮子统计的，价格高低，看的是商品篮子，很多人通常会假定这个“商品篮子”是不变的。我在这里说的结构替代型通胀，恰恰强调的是，这个商品篮子发生了改变，于是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实际造成了价格上涨，但被CPI统计数据所掩盖，因而大家还以为现在就是通缩呢，这也就是“伪通缩”的由来。
结构替代型通胀是怎么来的呢？
举例来看，你过去用一个翻盖的老手机，可能是几百元到2000元的价格，但现在只有智能手机可以选择，价格从4000元到1万元，价格不止翻了一倍。你过去买一台服务器电脑，只要3万元，现在购买一台服务器电脑可能就要十几万。你过去完全不用考虑买车，现在你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要价起码几万元，而且电池更换可能还有几万到十几万的费用开支在后面。你过去吃个饭，就是几块钱一个菜，现在很多餐厅都关闭了，选择大大变少，剩下的餐厅一个菜一百多元到二百多元。菜品没有大的改变，但价格却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几乎没得选，因为餐厅就剩下那几家了。
类似的现象，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有选择的，现在没选择了；过去低价格的，现在高价格了，商品和服务价格随着技术变化、结构变化而产生替代，随着商品和服务的替代，价格不断大幅走高，这就是结构替代型通胀。这种结构替代型通胀在技术更新快速迭代的年代，在城市化大幅推升成本的时期，在政策几乎强制要求所谓“升级”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发生，而现在恰恰就是这样的时期。
那么结构替代型通胀，是如何造成“伪通缩”呢？所谓“伪通缩”，就是看着CPI统计数据显示的价格水平不高，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但消费者面对的价格水平实际很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统计不均衡，中国的城市分布广泛，整个东三省的很多地方，街道上餐厅的一个菜只卖3、5元人民币并不稀奇，而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之外，这种地方有很多。这些低价区的“萧条城市”，拉低了CPI的通胀数据。当然，CPI是加权平均的结果，但因权重差异“拉低”的影响依旧存在。低物价地区确实可能通过统计权重降低全国CPI平均值，使高物价地区居民感受到的通胀远高于全国数据。事实上，全国CPI作为平均指标，无法完全反映地区差异、消费结构差异和群体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安邦智库建议政策面应该越来越重视分地区CPI、分收入群体通胀、生活成本指数，而不仅仅是看一个全国CPI数字的原因。
其次，商品和服务篮子里面的结构变化，并非一夜全部发生，因此在同比或环比的比较通道里面，连续性被中断，实际被相对熨平了，看着不明显了，而实际需求所面对的价格涨幅则是刚性的，连续上涨的，这就使得CPI数据在结构变化很大、不稳定的年代里实际是失去了意义。
第三，技术性因素，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很大，买一个软件过去一次性就花500元，现在表面只花300元，但实际每年软件一定要升级再花200元，使用期的价格大幅高于过去的支出。新能源车等都是这种类型，房地产税的性质也一样，实际支出被分解，价格总量上升。还有医疗用品和药物，技术导致的价格上升，分布面很广，实际明显涨了价格。
第四，可替代品减少，过去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可以提升替代，价格高，就不要了，现在因为政策、技术等因素，导致产品和服务，实际无可替代的越来越多，比如支付工具就是这样，让人别无选择，想选低价的都没得可选。
第五，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甚至过快，将会导致物价反应的隐蔽性更大，让CPI的数据失灵。
所以，大致综合来看，结构替代型通胀完全可能在统计数字上表现为低通胀，甚至接近“无通胀”甚至是通缩。这正是传统价格统计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化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当在北京街道上摆摊卖的煎饼，从过去的2元到数年前的5元，再到今天的12元的时候，结构替代型通胀是一种可能被传统CPI低估的通胀形式。它不是表现为同一种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是表现为低成本选择消失、新技术体系接管、消费者被迫进入更高成本结构。在统计数据上可能呈现的低通胀，但在实际生活成本上可能表现为明显的价格压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一个更大的、但非政策研究所要讨论的主题：工业时代的CPI模型，是否适用于数字经济和技术快速迭代时代？
在这样的通胀形势下，经济政策需要特别审慎，“指标-现实”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非如传统经济学理论那样是线性的。制度空间的变化以及成本，也一定会转化为价格，再由消费者承担。这种条件下，常见数据可能会导致某种幻觉，因而消费增长的实现，一定将会非常困难。
概而言之，中国当前的问题可能不能简单归结为“通缩”。CPI很低，不等于老百姓实际生活成本在下降。技术升级、消费结构变化、低价选择减少，都可能把家庭推入更高成本的生活体系。如果政策只盯着传统物价指标，就容易误判形势。未来需要关注的，是居民实际承担的生活成本，以及这种成本变化，对消费能力的持续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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