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84,"text":"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中国九•三阅兵前夕访问日美。这一外交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有意避开阅兵，此前，传出北京邀请李出席九•三阅兵典礼，然而，受制于美国压力，李在明拒绝了邀请，改派国会议长出席。这个当然会被看作北京试图拉拢韩国新政府遇到的一次挫折，也意味着李在明的“务实外交”路线面临很大的现实约束。"}],[{"start":34.29,"text":"李在明在5月上台之初，曾提出“实用主义外交原则”，强调韩国外交应该从韩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而非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阵营对立，以区别于尹锡悦时期的外交路线。后者的过度亲美亲日，有意与中国关系疏远，导致双方关系跌至建交以来最差。这让韩国的进步派很不满，认为有违韩国国家利益，也被时任在野党党首的李在明所批评。因此，他当选总统后，包括笔者在内，外界普遍认为他会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对朝和对华关系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然而，从其上任至今的表现，包括这次出访，李在明虽然不乏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但他所面对的内外约束极其严峻，几乎注定了只能在有限空间内作出微调，而无法真正重塑韩中关系。"}],[{"start":85.6,"text":"李在明的“实用主义外交原则”一度让外界充满想象。在过去的韩国外交传统中，进步派政府往往更注重平衡，强调韩国外交的自主性。文在寅时期，尽管最终没能避免与华盛顿的矛盾，但总体上仍然努力在中美之间维持回旋余地，修复前任因“萨德”问题对韩中关系造成的破坏。出身于进步派的李在明，在韩中关系因萨德追加部署、芯片四方联盟、美对华出口管制、对台表态等问题陷入低谷之时，被认为会尝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以降低对抗对韩国带来的经济成本。"}],[{"start":123.88999999999999,"text":"但现在看来，事情要比很多人预想的艰难得多。北京邀请李在明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的九•三阅兵，这原本是一次改善中韩关系的契机，作为也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的领导人，不太存在心理上的障碍，十年前出身于保守派的朴瑾惠，不顾美国压力，来中国参加了一场同样主题的阅兵典礼，何况李在明在历史问题上一向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然而在美国方面明确释放压力，不希望韩国总统在这样一个象征意义浓厚的场合与中国走得太近后，李在明最终选择不参加，反映了其实用主义外交在现实面前的妥协。他并非不理解出席阅兵对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但在美国强大的同盟约束下，无法冒这种风险。"}],[{"start":170.96999999999997,"text":"外交顺序的安排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李在明当选后，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顺序是先美再日，最后中国。这与尹锡悦完全一致，而与之前的 “美—中—日”的顺序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在这次对日美的访问（虽然访日在访美之前，也是打破了过去的惯例，但并不表明对日外交的重要性超过对美外交）之后，接下来并没有安排对中国的访问。或许在他看来，这只是技术性安排，但在外交实践中，排序就是立场。它表明了韩国在战略优先级上的考虑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而他也无法逆转这种变化。所谓的实用主义外交，在现实中被迫让位于制度性惯性和外部格局的压力。"}],[{"start":219.09999999999997,"text":"从对日关系的处理上，更能看出李在明面临的困境。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慰安妇与强征劳工问题高度敏感，这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民族情感。在野时，李在明在这两个议题上持强硬立场，曾多次批评尹锡悦对日妥协，但在这次访日前夕，他转而表示要维持现有协议，理由是“国与国之间的承诺必须保持连续性”，否则韩国将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一态度的转变，几乎可以看作是起“实用主义外交”的一次反讽：所谓务实，不再是为国民情感争取公正，而是服从国际承诺与现实约束。"}],[{"start":257.76,"text":"这种对日的妥协与转向还表现在，李在明不仅提出要扩大韩日经济合作，还设想以“北极航道”作为新的合作平台，带动韩、美、朝、日、俄的多边合作。但在这个构想中，没有中国。北极航道对中国意义重大，北京早已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并视其为“一带一路”北向的重要延伸。李在明在阐述其构想时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不能简单理解为疏忽，而是对当前中韩关系敏感性的反映。他显然不愿在对外表述中给人留下“向中靠拢”的印象，因为这会立刻引发美日的疑虑，甚至可能带来地缘战略上的代价。"}],[{"start":298.65999999999997,"text":"在半岛安全问题上，李在明提出的“三阶段去核构想”也是如此。表面上，它是一种区别于尹锡悦时期“先无核化、后谈合作”的新路线，强调先冻结、再缩小规模、最终废弃，体现出一定的务实性和渐进思路。可细看之下，他又强调这一构想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以此为基础重启韩朝对话。换句话说，他虽然在形式上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在实质上仍然嵌入美韩同盟的框架。这一框架决定了中方并不被视为关键角色。缺少中国的积极参与，无核化构想在现实中几乎难以落地，但在他的表述里，中国的角色被明显边缘化。这也说明了他的两难：既要展现差异化的务实构想，又不能突破美方划定的红线。"}],[{"start":349.17999999999995,"text":"正因如此，人们对李在明“纠偏”的期待，恐会落空。这背后的原因，非是李在明在当选总统后个人立场的突然转变，而是受制于多重制约所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包括韩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国际格局，国内政治，特别是内部有着强大的反华势力。具体而言，"}],[{"start":370.28999999999996,"text":"（1）对美的安全依赖与同盟刚性。韩美同盟是韩国立国的基石，朝核威胁迫使韩国必须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尹锡悦时期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制度化，进一步将韩国绑定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架构中，几乎没有独立运作的余地。"}],[{"start":387.83,"text":"（2）产业与供应链的双重锁定。韩国半导体产业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对美国市场、技术和资本的依赖度极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仍是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和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然而，在美方不断强化的“友岸外包”与出口管制之下，使其无法简单“回摆”。"}],[{"start":408.84999999999997,"text":"（3）国内政治与官僚惯性。韩国社会对美安全“保险”的共识十分稳定，而财阀与产业界也偏好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反对党和韩国社会中，反华力量这几年很强大，在中国问题上内部撕裂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外交和安保官僚的政策路径依赖非常强，不允许总统贸然冒险。"}],[{"start":432.80999999999995,"text":"（4）外部结构压力。中美竞争已成“新常态”，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的安全架构、美日韩三边机制都在不断升级，任何明显的“亲华”动作都可能将遭遇巨大的外部惩罚，令总统的外交动作受限。"}],[{"start":447.94999999999993,"text":"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李在明的“实用主义外交”，最终只能在表面上保持某些差异，而无法实质性改变尹锡悦时期的外交路线。"}],[{"start":458.0899999999999,"text":"李在明还有近五年时间，对韩中关系来说，未来的关键或者真正的考验是韩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尹锡悦时期，美日韩联合声明多次提及“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北京对此极为敏感，并多次提出严正交涉。根据最新报道，李在明这次访日，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的联合公报没有涉台内容，显然，这是他刻意回避了在该问题上的表态，不想刺激北京。因为他知道，在台湾问题上，不管如何表态，都会令北京不满，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谈。可以预期，他接下来的访美，和特朗普的会谈应该也不讨论台湾。如果首尔今后不就台湾问题随意表态，韩中关系就守住了这一底线，未来几年就不会有大的震荡出现。"}],[{"start":507.2299999999999,"text":"上述对李在明外交开局的分析表明，或许他本人真心希望以务实为原则打开外交新局面，但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维持脆弱的平衡，而不是扭转方向。对他来说，改善对华关系，不是一个靠个人意志就能完成的选择，而是受制于结构的困境。他可以在某些议题上展现差异化调性，也可能在具体合作上创造有限空间，但要想真正重塑韩中关系新格局，让“实用主义”外交路线转化为对华政策的实质调整，这条路注定很难。"}],[{"start":541.5699999999999,"text":"（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6181660_4535.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