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写过《英国工党全国大会的隐形权力——华人党代表的亲历笔记》。现在回看，字里行间都是发现新世界的兴奋。今年仍有鼓舞，但连续第三年以党代表身份参会，我开始明白：进入会场与被听见和被看见之间，还有很长的路。
“党代表”听起来郑重，仿佛经过激烈竞争。我的情况却简单：当地只有我和另一位党员愿意承担任务，而今年需要派女性代表。工党保障女性参与的政策，令我的性别成了优势。
党代表有任务，不能只挑喜欢的活动。每天上午十点进入大厅，听报告，参与投票，通常下午五点以后才能离场，中午休息一小时。许多党员不愿把几天时间这样绑住，我倒乐意年年“献身”。当地党组织承担火车和住宿费用，我则坐在里面，学习政党如何组织、讨论和作出决定。
过去两年，我多少有些“无知者无畏”。2024年第一次去，谁也不认识，主要看热闹。台上的首相与大臣都是新闻里的熟面孔，能与他们自拍，就觉得兴奋。2025年，带着BCC（British Chinese Council）的任务，当时正在筹备第二次下议院会议。重要人物云集大会，给了我邀请不同少数族裔代表的机会。今年，开始有人主动打招呼，议员和市长看见我会挥手。做了一年多的BCC，终于开始被看见。但这份高兴很快变成另一个问题：我们此前离这里究竟有多远？
因为如今逐渐看清了政府的职务层级：从普通后座议员，到初级部长、国务部长、内阁大臣，再到首相。议员之间虽无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资历、人脉与影响力却有差别。对我而言，认识议员是接近决策体系的入口，距离推动国家政策仍然很远。
最近与Hollie Ridley（前工党总书记）的工作交集，又让我开始了解工党总书记所负责的组织与行政工作。政府之外，政党本身也是一套庞大的组织体系。我们这些义务参与的基层党员和党代表，能够进入大会，却并不了解这套体系如何运转。有了一点常识，才知道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可以被忽略。
我从中国来到英国，花了二十年时间才逐渐找到进入公民生活与选举体系的路。如今穿行于大会的活动之间，仍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为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群发声。
我们是谁？是那些在海外出生、后来在英国扎根的第一代移民，是从欧盟以外来到这里、对英国公共生活缺少经验的人。我们工作、纳税、养育孩子，生活早已属于英国，却不知道怎样参与决定共同生活的规则，对于英国无处不在的公民生活方式几乎无知。
主流称呼我们为Immigrants（移民），但占据主流被热烈讨论的，是refugees（难民，曾经长期是个褒义词）和migrants（刚刚来到英国，还未获得护照的人）；我们自己喜欢把移民按合法与非法区分，但这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英国主流那里，合法与非法不是移民的区分标准，我们说的非法移民，很长时间以来被主流视为“值得同情，值得帮助，逐渐走法律程序，获得合法居住地位的移民”；华人还喜欢把自己与难民区分，但在英国主流思维里，难民就是移民的一部分，而且是移民群体的重要代表。
我们还喜欢说自己是第一代移民，可第一代和第二代这样的认知，仍然还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英国主流没这想法。我不知道平权的概念，是否模糊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的认知，模糊了合法与非法的区别，我只是在过去一年的摸索中确认：我们这些在欧盟以外出生的移民，大都被政府与主流忽视了。主流看见“移民生活得不错（因为他们看见的是第二代移民），难民有很强的法律和经济保障”，就觉得移民没啥大问题了。
我们的声音与存在仍被忽视。整个工党大会里，难民被保护、妇女参政等等都是火热话题。如果我进入那些讨论，当然是可以的；可如果我想讨论“我们这些在欧盟以外出生的移民至今还在公民生活以外”的话题，那没有场合！但凡这问题不被认识到，就不会成为公共认知，自然不会进入讨论。
BCC承载的，就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几十年被主流忽视的问题提出来，并且获得重视，并被讨论。
梦想很高尚，现实很尴尬。我处在这样一个窘境里：左边的主流不知道我右边那位在海外出生的移民的存在；我右边的第一代移民也不知道主流公民生活方式的存在，因为那是一个我们此前从未经过的社会构成方式。两个不相交的生活圈，哪怕每天他们彼此擦肩而过，甚至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也一辈子无法相交。
整个英国的政策讨论，是不同利益集体的博弈，而竞选活动（campaign）则是通用手法：政党参加大选，不断通过竞选活动获得执政的机会；不同少数族裔组成集体，在下议院或者媒体里通过竞选活动获得关注与支持。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中，少数人进入了工会或者政党，按照那里的游戏规则发展；但大多数人只甘于生存，既不懂公民社会里的规则，更不懂竞选活动。在英国，发表言论是竞选活动最重要的手段，社交媒体则是言论最重要的竞技场。试问有几位第一代华人设有英文社交媒体账号？除了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否此生都将与英国公民生活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这些移民被极右翼当作靶子，毫不忌惮地猛烈攻击，因为知道我们人再多也没用，不单没有组织，而且没有意识，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甚至连被攻击都不知道，因为大多数人不看英文媒体，也没有英国朋友。
一位地方议员对我说：“也许明年，你就会坐在工党大会的论坛嘉宾席上了。”
我很惊讶，但我反思了她的建议：大会期间，许多智库和机构举办公民性质会议（Fringe）。也许有一天，BCC可以办一场自己的公民性质会议，讨论第一代移民如何从经济融入走向公民参与？我们已经逐渐有了地方与国会议员、市长、媒体与智库方面的联系，现在只缺资金。
当英国主流已经吵翻天，还有一大群沉默的移民，如同住在遥远星球一般寂静无声，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明年如果真的坐上嘉宾席，我希望谈的，是我们这一整群被英国主流忽视几十年的现实：我自己花20年才走进来，怎样让后来的人，直接走入英国公民社会，不必再花二十年寻找入口？以及怎样让我们最终都成为英国公民社会的一员？
收笔后的第二天，我发起了BCC的第一场竞选活动，主题是“We Contribute. Help Us Take Part”，邀请BCC成员给自己的议会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MP）写邮件。邮件事先草拟成模版形式，统一内容发送。
左：作者与安迪•伯纳姆合影；右：邮件模板。至今已经有超过10位成员分别将邮件发送给国会议员James Asser MP，Tulip Siddiq MP，Karin Smyth MP，Anna McMorrin MP，Sarah Jones MP，Margaret Mullane MP，Dan Norris MP，Calum Miller MP，Rachael Maskell MP。
这非常难得，因为不是每一位华人都能意识到并且认同我们的立场：即BCC说的第一代移民需要帮助，是指“成年以后移民英国，无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但对英国公民生活概念和方式仍然无知，需要议会议员帮助建立公民生活意识，参加到公民生活里去。”能够做出行动，给MP写邮件，对大多数华人移民而言，是迈出走向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
启动竞选活动不到24小时，最迅速的回复来自于自民党Calum Miller MP办公室，以及James Asser MP的回复。如果不是急事，议会议员通常要几周甚至一个月才回复选民，在不到24小时之内回复，十分神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