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冰岩崩高位坠落后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河谷高速运动约22公里，最终冲击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约0.7平方公里区域受灾，27处建筑及附属设施被毁，道路、通信和电力中断。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给出明确判断，这次灾害由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的冰川失稳引发。
一周后的9月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发布《限制过冲：应对1.5°C升温突破及重返路径》。报告开始把“过冲”（overshoot）作为现实政策条件来讨论。这里的过冲，是全球多年平均升温越过《巴黎协定》1.5°C目标后继续上升，在达到峰值后再逐步回落。UNEP判断，未来几年越过1.5°C已经很可能发生，即使现有国家承诺和额外净零目标全部兑现，最佳情景的峰值仍约为1.8°C。全球气候治理面对的任务随之增加。各国仍要继续减排，还要尽量压低峰值、缩短过冲时间，并承担已经增加的适应和灾害成本。
就在气候风险越来越快地进入现实经济活动时，美国开始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2026年1月7日，美国政府要求启动退出程序，2月2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提交通知。按照UNFCCC第25条，退出将在2027年2月27日生效。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7日退出《巴黎协定》。这次退出继续向上触及支撑《巴黎协定》和全球气候谈判的基础公约。
UNFCCC于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都建立在这一框架之上。公约没有全球执法机关，也没有一套能够对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主权国家直接施加罚款的制度。《巴黎协定》履约委员会采取非对抗、非惩罚方式，UNFCCC第25条还允许成员依法退出。美国的选择把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问题推到台前：UNFCCC缺少强制执行能力，它究竟通过什么改变国家行为，这套作用在美国离场和1.5°C过冲同时出现之后还能维持多大范围？
美国退出首先检验UNFCCC的规则覆盖
美国退出让UNFCCC第一次失去了一个缔约方。UNFCCC长期拥有接近普遍的成员覆盖，主要经济体都在同一套公约框架内参加谈判和报告。联合国条约保存记录目前显示，美国是唯一已经正式通知退出UNFCCC的缔约方。 2027年2月27日退出生效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将不再承担框架公约下的参与、报告和分摊义务。
美国的退出对UNFCCC的预算影响是直接的。UNFCCC核心预算由缔约方按商定比例缴纳。秘书处为2026—2027年预算编制的分摊测算中，美国份额为21.447%，中国为19.501%，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分摊方。 两年期核心预算后来确定为8150万欧元。 尽管其他政府和非国家资金可以补充部分缺口，但是UNFCCC的长期运行仍需要重新安排可预测的资金来源。
美国退出更重要的检验来自规则使用范围。成员资格决定美国是否继续承担UNFCCC下的国际义务，却不能决定其他经济体是否继续使用UNFCCC形成的温控目标、排放核算和透明度规则。只要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继续在这套共同框架下报告排放和更新目标，银行、投资者和贸易规则继续引用这些数据，UNFCCC的影响仍将超过成员资格本身。
反过来看，规则分化会直接增加经济成本。世界贸易组织（WTO）环境委员会今年讨论碳标准时，多国已经对碳标准快速增加、相互碎片化以及企业合规成本上升表示担忧。中国提出继续推进碳标准信息梳理和技术讨论。 这说明美国退出后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只是谁留在谈判桌上，还包括各国是否继续维护可以相互识别的排放口径。共同口径减少重复核算，也为跨境贸易和气候融资留下协调空间。
共同规则怎样进入国内政策和市场
UNFCCC推动减排的第一步，是把国家气候政策变成可以公开比较的承诺。《巴黎协定》要求缔约方准备、提交并维持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NDC由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确定，每五年更新一次，后一轮应当体现更高进展。 一个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减排目标的具体强度，目标提交以后就进入国际登记、国内讨论和下一轮比较。
第二步是形成共同的排放账本。增强透明度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ETF）要求缔约方定期提交双年透明度报告，披露温室气体清单、NDC实施进展和相关政策，并接受技术专家审评。 截至2026年7月，149个缔约方已提交新一轮NDC，105个缔约方完成包括双年透明度报告在内的强制报告要求。 各国使用相近方法记录排放以后，承诺与实际进展才能被放到同一张表上。
第三步是把比较结果重新送回政策制定。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GST）每五年汇总一次全球进展，用来判断现有行动离《巴黎协定》长期目标还有多远，结果再反馈到下一轮NDC。 这套机制没有替各国建设电站、改造工厂或调整交通系统。它持续提供目标、数据和校准周期，让政府能够看到已经承诺多少、实际完成多少、下一轮还需要增加多少。
真正决定排放变化的环节发生在国内。NDC需要进入能源规划、工业政策、财政预算和基础设施项目，排放才会发生实际变化。UNFCCC在2026年的工作重点已经明显向这一环节推进。秘书处第二季度更新显示，相关支持正在集中到把NDC和国家适应计划转化为“可投资项目”，讨论工业脱碳融资、国家层面的气候融资安排和项目实施能力。 国际规则只有进入项目和资金，才能改变真实的能源和资本存量。
这个传导过程也解释了UNFCCC为什么仍然会影响企业。政府根据NDC调整能源和产业政策，金融机构根据减排路径判断资产风险，贸易伙伴再把产品排放写入市场准入规则。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已经把部分进口产品的隐含排放与证书成本直接连接起来。2026年第二季度CBAM证书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75.28欧元。 企业最终承担的是国内法律和区域市场规则产生的成本，但这些规则所使用的温控目标和排放语言与全球气候制度高度关联。
1.5°C过冲改变了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UNEP《2025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目标、政策和温控结果之间仍有清晰差额。假设各国完整实施已经提交的NDC，本世纪全球升温仍约为2.3°C至2.5°C。按照已经落地的现行政策计算，升温可能达到2.8°C。 2.8°C与2.3°C至2.5°C之间的差额，反映部分承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国内政策支撑。2.3°C至2.5°C与1.5°C之间仍有距离，说明现有承诺即使全部兑现，减排强度也需要继续提高。
排放量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国落实政策的速度仍旧不足。根据UNEP测算，要与1.5°C路径对齐，2035年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比2019年下降约55%。按照现有国家承诺完整实施，2035年排放降幅约为12%至15%。 虽然NDC每五年更新一次，但是对于发电设施、工业设备和城市基础设施来说，这些基础设施往往运行二十年甚至更久。一个高排放项目一旦建成，就会把未来多年的排放和改造成本一起锁定。
9月2日发布的《限制过冲》把时间因素进一步推到前台。多年代际平均升温越过1.5°C以后，峰值越高、持续时间越长，人类和生态系统承受的风险越大，未来依赖二氧化碳移除把气温拉回来的规模也越高。 这意味着2035年或者2050年的终点目标还需要与近期排放路径一起判断。假设两个国家最终都达到净零，其中一个更早压低排放，它经历的峰值和累积风险会更低。
过冲还改变了国际谈判需要分配的成本。继续减排决定峰值能够压到多低，适应投入决定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已经发生的影响，损失与损害机制处理超出适应能力的后果，未来碳移除则关系到温度能否逐步回落。这些支出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也对应不同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气候合作今后也会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未能及时减排产生的成本由谁融资，资金能否在灾害发生前进入最脆弱的地区。
这也改变了衡量UNFCCC成效的尺度。过去最容易观察的是各国是否提交目标。进入过冲阶段以后，更有意义的指标包括近期排放是否下降、投资是否与NDC一致、适应资金是否到位，以及碳移除是否建立可信的核算和长期责任。提交承诺仍是起点，执行速度开始直接决定未来损失。
2.8°C应当怎样进入中国的经济判断
当前我们处于全球平均升温2.8°C的路径下。《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显示，1961年至2025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C，高于同期全球平均速率，北方快于南方，西部快于东部。同期全国累计暴雨站日数每10年增加4.5%，极端高温事件自21世纪初以来明显增多。 全球平均温度继续上升时，中国是在已经升高的气候基线上面对下一轮高温、强降水和冰冻圈变化。
2025年的观测已经给出这种变化的现实参照。全国平均气温较1991—2020年常年值偏高约1.0°C，位列1901年以来最暖的两个年份之一。华东和华中平均气温达到1961年以来最高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刷新1873年以来年平均气温纪录，华北雨季的雨量和持续时间也创下历史极值。 对寿命跨越数十年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产来说，过去气象记录正在变得不足以覆盖完整运行期。
2026年的异常天气又把气候风险变成了现实财政支出。财政部7月22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年中国天气异常性和极端性突出，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快速核拨11.9亿元救灾资金，并通过农业、水利、交通等渠道安排145亿元相关预算。 应急管理部统计显示，7月单月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1.5亿元。 这些损失包含多类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已经通过抢险、基础设施修复、农业恢复和人员安置进入公共财政。
吉隆“8•26”灾害提供了另一种风险形态。高位冰川失稳以后，灾害链在六至七分钟内抵达口岸，跨越国界影响道路、通信、电力和建筑。新华社随后援引专家解释，全球变暖会使冰川周边原本冻结的坡岩体融化、破碎并丧失稳定性，增加冰川断裂和崩塌风险。 中国科学院今年发布的研究也显示，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正在持续退化，前期热量积累会让地下冻土在近地表增温放缓后继续发生变化。 山区工程需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次极端天气，还包括地基、边坡和冰冻圈环境的长期改变。
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实际考量的是把2.8°C看成一个长期压力测试情景。一条设计寿命五十年的铁路，需要检验更强降雨和冻土退化下边坡、排水和维护成本是否仍然可控。一座运行二十多年的工厂，需要估计高温日数增加以后制冷负荷、设备效率和停工风险会怎样变化。一个依赖单一港口、山地通道或关键供应商的供应链，也需要计算极端天气中断七天、十四天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流影响。全球温升情景只有进入具体资产，才会变成可以管理的经济风险。
需要把国际目标变成可追踪的国内执行
中国已经有把国际承诺继续拆入国内政策的制度基础。国务院2026年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 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目标继续对应到具体项目、建设周期、资金来源和预期减排量。一个项目延期多久、会少减多少排放、需要补上多少替代投资，都应当能够从年度执行表中看出来。
NDC管理也需要从“目标完成率”推进到“投资一致性”。电网扩容、煤电改造、工业设备更新和交通基础设施决定未来几十年的排放。如果新形成的资产与2035年目标不一致，后续只能通过提前淘汰或者更高成本改造来纠偏。财政、发改、能源、工业和地方政府可以在重大项目审批和投资计划中加入与NDC的一致性检查，让国际目标在资产形成之前产生约束。
适应投入需要进入公共资产的长期财政账。中国已经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也要求把强降水、高温、干旱等风险纳入规划和基础设施标准。 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在重大公共项目可研中同时估计适应投资和未来可能减少的救灾、重建、维修支出。防洪、电网韧性、城市排水和高山道路加固会增加今天的资本开支，却可能减少未来几十年的或有财政负担。把两类现金流放在同一个期限内比较，适应项目的经济价值会更清楚。
气候融资还需要区分项目的收入结构。新能源、节能改造等项目通常能够依靠电力销售、节能收益或碳资产形成部分现金流，防洪、公共卫生、生态修复等适应项目很难直接产生稳定收入。UNFCCC当前正在推动把NDC和国家适应计划转化为可投资项目，并讨论相应的融资安排。 对中国而言，商业回报清晰的减排项目可以更多引入市场资金，公共收益占主导的适应项目需要财政、政策性金融和风险分担工具提供更长期的资本。
国际碳核算兼容性也应当被视为经贸政策的一部分。WTO成员已经公开担忧不同碳标准增加企业重复核算和合规成本。 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出口链条长，同一产品如果在不同市场分别按照不同边界、排放因子和核验规则重新计算，会增加企业长期制度成本。中国完善国内产品碳足迹和碳市场规则时，提高与UNFCCC体系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可比性，有助于降低重复认证，也能在全球规则出现分化时保留谈判空间。
六、企业需要把气候风险放进成本和资本预算
企业面对的气候成本已经通过两条路径进入现金流。高温、洪涝、干旱和冰冻圈变化影响厂房、设备、能源供应、物流和保险。碳价、产品排放要求、能源政策和贸易规则影响生产成本与市场准入。前一类风险需要管理资产暴露和业务连续性，后一类风险需要管理产品排放、技术路线和合规成本。把两类风险分开核算，才能知道钱具体损失在哪里。
产品碳数据正在接近成本会计。欧盟CBAM把进口产品的隐含排放直接与证书成本连接起来。 集团层面的年度排放总量无法回答一吨钢、一吨铝或一批化肥进入欧洲市场需要承担多少成本。出口企业需要把排放继续分解到工厂、产品和主要供应商，并与能源采购、原材料和订单系统连接。碳排放能够对应到具体产品以后，企业才能比较不同生产基地、原料来源和客户市场的真实毛利。
长期资本开支需要增加气候情景压力测试。新工厂、物流园区、数据中心和能源设施往往运行二十年以上，选址和设备标准会把今天的风险判断锁定很长时间。企业可以估计不同升温情景下的高温停工天数、洪水暴露、缺水风险、电网中断、维护费用和保险保费，再把这些变量放进项目回报率。某些地点现在土地和能源更便宜，未来极端天气造成的停产和维修可能抵消这些成本优势。
供应链韧性也可以按照财务损失来计算。增加备用供应商、替代运输路线和关键库存都会占用资金。企业可以先计算某个关键节点中断七天或者十四天会造成多少停产、违约和客户流失，再决定值得投入多少冗余。这样，供应链韧性从原则性要求变成一项可以与采购成本比较的投资。
保险价格能够提供一个外部风险信号。保费持续上升、免赔额扩大或者某些风险难以承保，意味着市场正在重新评估资产暴露。企业可以把保险报价与当地气象数据、自身停产记录和设施维护成本放在一起，判断哪些风险适合转移，哪些风险需要通过工程改造、备份系统和自留资金解决。对于高风险地区，保险条件还可以提前进入下一轮选址和资产更新。
过冲情景还会提高市场对二氧化碳移除的需求。UNEP同时提醒，移除技术在规模、永久性和成本方面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企业制定净零路径时，需要先识别生产和供应链中能够通过技术、能源和材料替代直接降低的排放，再为确实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安排可核验的移除。这样可以减少未来碳移除价格上涨、核算规则收紧和低质量碳信用失效带来的资产风险。
结语
美国退出以后，UNFCCC会继续存在，判断它是否有效不能只看缔约方数量和年度会议能否照常举行。更值得观察的是，各国是否继续使用同一套排放账本，国际承诺是否进入预算和投资，金融和贸易规则是否仍然围绕这些共同标准运行。只要这些环节继续使用UNFCCC形成的目标、数据和比较体系，这项制度就仍然能够通过国内政策和市场规则影响减排。
1.5°C过冲又给这套机制增加了时间压力。减排推迟一年，会增加累积排放，也会增加适应、灾害恢复和未来碳移除的负担。对政府来说，国际承诺需要更快转成项目、预算和基础设施标准。对企业来说，气候变化已经需要进入产品成本、资本开支、保险和供应链设计。UNEP的2.8°C情景提供的意义也在这里。它提醒政府和企业检验今天形成的长期资产，在更高温度、更强降雨和更频繁极端事件下还能否安全、连续和有利润地运行。
美国可以结束自己在UNFCCC下的成员义务，全球气候风险仍会继续积累，其他市场的碳规则也会继续演进。UNFCCC今后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降低各国共同计算排放、比较行动和组织融资的成本，并让这些共同规则更快进入真实经济决策。一个缺少强制执行能力的全球制度能够推动多少减排，最终要在电站、工厂、道路、预算和企业现金流中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