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10日），上海外滩大会开幕。作为大会主办方之一，蚂蚁集团自然成为现场最受关注的公司之一。
本届外滩大会的主题是“共创AI新经济”。蚂蚁重点展示Agentar 2.0（智能体超级工厂），面向金融和产业场景开发商业智能体，并提出“让智能体成为交易主体”这一核心概念。
这种布局的基础，来自支付宝长期积累的用户规模、支付网络和金融科技生态。大会展区内，蚂蚁相关展台吸引了大量参会者和媒体关注。
我在朋友圈写道：“这届外滩大会科技展，某种程度上也是蚂蚁集中展示技术实力的一次窗口。”一位上市互联网公司创始人留言反问：“蚂蚁还有多少技术实力可以展示？”
我的回答是：曾经中断的发展势头，如今试图从技术和产业创新中重新寻找增长动力，这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同一天既是教师节，也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司庆日，同时还是马云的生日。几重时间节点叠加，也让人自然联想到马云长期以来鲜明的“教师”式公共表达。
站在今天的外滩大会现场，人们很容易想起六年前马云在同一场合发表那次引发广泛争议的演讲。
当时，蚂蚁集团上市在即，市场预期高涨。2020年10月26日，上交所公告显示，蚂蚁集团A股发行价确定为每股68.8元，对应估值约2.1万亿元人民币。
但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他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部”，称传统金融存在“当铺思想”，并以“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形容金融创新与监管方式之间的张力。
此后，蚂蚁集团原定于11月初进行的上市计划被暂停。阿里巴巴及平台经济所处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也由此进入一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随后，互联网金融监管持续强化，多家相关企业调整业务定位和品牌表述，从强调“金融”转向强调“科技”，并经历整改、重组与业务边界重塑。
当然，那次讲话并非后续变化的唯一原因，但从公共叙事的角度看，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分水岭。由此也引出本文真正想讨论的问题：马云之后，中国科技企业家的公共表达发生了什么变化？
早年，海外媒体在介绍阿里巴巴时，曾将马云形容为“受人喜爱的梦想家和演说家”。这两个标签，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他作为企业家的独特之处。
所谓“梦想家”，是指能够以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凝聚人才与资源；所谓“演说家”，则是能够把企业愿景与时代趋势、社会情绪连接起来，为企业建立鲜明的公众认知。
这种能力过去常被中国商界低估，却是企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正非多年来的内部讲话，几乎构成了一部华为发展的思想史；于东来近年来围绕员工待遇、商业伦理和企业责任的公开表达，也在不断塑造胖东来的品牌形象和价值标准。
不同代际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公共叙事方式。
在上一轮互联网和平台经济扩张期，头部企业家往往通过高频公共表达影响公众认知、市场情绪，甚至参与塑造政策讨论。马云、任正非都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此后，这种企业家形象正在明显减少。
如今，字节跳动的业务规模已进入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之列，但张一鸣在2021年卸任CEO时表示，希望“以十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可能”，此后逐渐淡出日常公众视野。黄峥卸任拼多多董事长后，也将更多精力投向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因公司技术突破受到高度关注，却很少主动进行公众表达；宇树科技王兴兴虽然频繁就技术趋势发表判断，但其表达重点也更多集中于产品与技术，而非更宏观的公共叙事。
因此，本文所说的“大佬”，并非财富意义上的富豪，也不是单纯以公司规模衡量的商业领袖，而是指兼具商业成就、公共表达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志性企业家——能够把商业逻辑、时代变化与社会心理连接起来的人物。这样的企业家形象，在新一代科技公司中正变得少见；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新一代创业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种变化并非没有代价。公众需要理解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企业同样需要建立与社会之间更稳定的沟通机制。
问题或许并不是中生代、新生代企业家缺乏表达能力，而是公共表达的风险收益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在平台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宏大愿景曾经是一种重要资产。企业需要吸引人才、资本和用户，一个具有感染力的愿景，往往比技术参数更容易形成共识。公共表达因此成为企业增长的杠杆。
如今，这种杠杆的风险显著上升。一句话可能影响监管预期、资本市场判断乃至企业声誉。与此同时，公众对宏大商业叙事也更加审慎。那些曾经高频出现的“梦想”“奋斗”“改变世界”等词汇，在被反复使用之后，其动员效应正在下降。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又进一步放大了断章取义、标签化和情绪化解读的可能。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正在从“塑造时代情绪”转向“强调合规、交付与产品”。
产业阶段同样发生了变化。平台经济早期更接近“从0到1”的市场动员，需要故事和愿景；AI、机器人与硬科技则越来越进入“从1到N”的产业化阶段，更需要产品、订单、收入和技术验证。
由此再看马云。六年过去，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阿里巴巴方面，吴泳铭接任集团CEO后，“用户为先、AI驱动”成为核心战略。最新财报显示，AI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单季AI收入达到123.76亿元。至少从收入表现看，AI正在从战略叙事转化为实际业务。
蚂蚁集团也早已不再是一家单纯的支付公司，而是在支付、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更复杂的业务生态。2025年净利润约153亿元；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增加人工智能相关投入。
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看，马云仍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企业家。阿里巴巴B2B、淘宝、支付宝、阿里云、菜鸟等业务，分别推动了电子商务、数字支付、云计算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与此同时，他的公众形象也经历了显著变化：从早期被部分年轻用户亲切称为“马爸爸”，到后来因“996”等劳动议题受到更强烈的质疑。这种变化本身，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资本与平台经济认知的转变。
不同代际的企业家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产业周期与社会预期，其表达方式自然也会随之变化。
企业家公共叙事并未消失，只是叙事的主体和载体正在改变：过去更多依赖具有个人魅力的创始人，如今则越来越转向产品、代码、开源生态和技术成果。
这或许少了一些个人魅力，却也更符合当前科技产业的运行逻辑。
马云所代表的企业家叙事，强调通过公共表达塑造认知、凝聚共识；张一鸣、黄峥，以及更年轻的梁文锋、王兴兴，则更倾向于保持低调，以技术、产品和经营结果建立影响力。两种方式很难简单判断孰优孰劣，它们更像是不同时代环境下的不同选择。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企业家明星”是否还会出现，而是中国科技企业如何在更复杂的监管、资本和社会环境中重新建立公共沟通能力。从阿里、腾讯、华为，到字节跳动，再到宇树科技、DeepSeek，新一代科技公司最终仍需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专业克制、又能与公众有效沟通的表达方式。这可能才是“马云之后”更值得讨论的变化。
（作者系资深新经济观察家，自媒体“冠雄看天下”主理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