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正在加速”感觉的年份。
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10月，中国男足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上海成功举办APEC会议，世界主要领导人悉数到场；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回头看，那一年几乎像一道门槛，中国真正大规模进入全球化体系，普通人的生活、企业的机会、国家的发展轨迹，都在那一年才真正开始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
对我个人来说，2001年同样是命运转折年。18岁成人礼之后，我进入大学，专业却被调剂到了此前几乎没有听说过的阿拉伯语。入学第五天，也就是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双子塔燃烧、坍塌的画面很快传遍全世界。我当时最直接、甚至有些幼稚的念头是：本来还想着以后去美国留学，现在却学了一门“恐怖分子说的语言”，美国还会让我去吗？
当然，后来我很快知道，阿拉伯语和恐怖主义之间没有这种简单关系。它是一门承载了诗歌、宗教、哲学、商业和几亿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语言。但“9•11”确实把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恐怖主义和美国安全，在全球公众认知中粗暴地捆在了一起。此后的25年，美国的命运被改变了，我自己的学习和职业道路，也越来越深地嵌入中东。
今天回头看，“9•11”已经不只是一场恐怖袭击。它更像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道分水岭。美国在双子塔的废墟中迅速完成了动员，也在随后漫长的战争中付出了远超预想的成本。
一、没有输，也没有赢
“9•11”袭击造成2977人死亡，遇难者来自90多个国家。“基地”组织策划并实施了袭击，这一点没有疑问。美国随后进入阿富汗，推翻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2003年又发动伊拉克战争。此后反恐战争不断外溢到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叙利亚等地，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政策的主轴之一。
从军事能力看，美国取得过很多明确战果。“基地”组织核心组织体系遭到重创，本•拉登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一批主要骨干先后被清除。美国本土也再没有遭遇“9•11”这种规模的袭击。今天的基地组织依然存在，而且以更加分散的网络和地区分支延续下来，但它已经不再拥有2001年前后那种以阿富汗为中心的组织形态。
问题在于，战争最后交回来的政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阿富汗打了20年，2021年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迅速垮台，但美方战前用来论证战争正当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最终没有找到。此后的政权重建、教派冲突和国家能力崩解，又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提供了生长空间。美军可以在几周内摧毁一个政权，却很难在几年、十几年里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建一个社会。
美国为了这场战争付出的成本更是惊人。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美国在“9•11”之后后历次战争的直接费用和关联支出达到了惊人的8万亿美元；相关战区有约94万人直接死于战争暴力，如果把战争造成的饥饿、疾病、基础设施崩溃等间接死亡计入，研究团队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到450万至470万，另有约38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所有死亡都能直接归责于美军，但足以说明“全球反恐战争”最终变成了一套规模远大于最初目标的战争体系。
更值得反思的是美国由此付出的战略机会成本。2001年4月，中美刚刚经历南海撞机事件，当时华盛顿不少人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冷战后最重要的长期竞争者。几个月后的“9•11”迅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优先级。美国的注意力、军费、情报资源和政治情绪，大量投入中东和反恐；同一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业化、城市化、出口制造、基础设施和科技产业进入高速扩张阶段。
中国后来的成长当然不能简单归功于美国“分心”，真正决定中国发展的仍是自身改革、全球化红利、产业能力和巨大的人力资本。但从大国竞争角度看，美国确实把相当长的一段战略时间消耗在了中东。它杀死了本•拉登，却没有消灭恐怖主义；推翻了塔利班，却又看到塔利班重返喀布尔；推翻了萨达姆，却没有把伊拉克改造成它原本设想的样子。美国没有在战场上失败，却在不断延长的战争里变得越来越疲惫。
“9•11”之后，美国国内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爱国者法案》扩大了国家在监控、调查和反恐方面的权力，新的国土安全部成立，机场、边境、金融交易和情报系统都被重新设计。美国的安全能力虽然由此明显加强，但“反恐”也逐渐从一场针对“基地”组织的行动，扩展成一种长期的国家治理逻辑。一个本来要消灭特定敌人的战争，最后改变了美国全民对隐私、移民、宗教和海外用兵的态度。战争的成本因此从预算表蔓延到制度和社会心理。布朗大学的研究也把公民自由和人权受侵蚀列为“9•11”后战争的长期代价之一。
二、25年后又一场战争
也正因为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我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在2026年又走进一场可能长期化的中东战争。
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至今战争已经持续半年多。美国和以色列严重打击了伊朗的军事和核基础设施，伊朗也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但战争并没有迅速换来一个可控的政治结局。今天的局面越来越像一种昂贵的僵持。油轮、港口、海湾基地、霍尔木兹海峡和全球能源市场都被卷了进来，战争的成本开始由全世界共同承担。9月以来，布伦特原油一度重新突破每桶100美元，能源冲击又开始向欧美通胀和利率传导。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政策的变化。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经济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2025年12月通胀达到42.5%，里亚尔大幅贬值，德黑兰大巴扎商人发动抗议并迅速扩散。制裁、财政失衡、能源和水资源短缺、投资不足，都在侵蚀伊朗经济。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增加伊朗政府的经济压力，其实根本不缺工具。
可是美国还是选择了战争。打了近半年以后，8月24日，美国财政部又启动“经济放逐行动”（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也就是对伊朗经济的“极限施压”行动，公开提出要切断伊朗剩余的经济生命线。此后，美国连续扩大对石油、金融、航空和第三国交易网络的制裁。到了9月10日，新的制裁仍在增加。
这当然不能简单理解成美国“承认战争失败”。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军事打击可以摧毁设施，却没有让伊朗按照华盛顿设定的条件迅速屈服。美国最终仍然要依赖金融体系、能源封锁、外交孤立和时间去改变对方的计算。既然如此，前面那半年战争究竟获得了多少战略收益，又制造了多少原本可以避免的仇恨和外溢成本，就值得认真追问。
如果局势最终变成“长期经济封锁、海上封锁再加间歇性军事打击”，那么战争的走向就越来越具有伊拉克式战略陷阱的特征。美国当然有能力继续打，也有能力继续投入资源，问题是他们能否把军事优势兑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呢？
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摧毁旧秩序往往只需要几周，建立新秩序却可能二十年都做不到。伊朗人口更多、国土更大、民族国家传统更深，牵动的能源和海湾安全利益也远超过当年的伊拉克。
尤其让人难以释怀的是米纳卜那所学校。2月28日战争第一天，美军打击造成上百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五角大楼后来提升了调查级别，结果背锅的是旧地图，等于间接承认了误炸的事实。这么重大的事件，不得不让我们发问：一个孩子死去以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同学会怎样理解这场战争？其中绝大多数人会继续生活，但有没有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在多年以后把悲痛转化为复仇？这一点，没有任何情报机构能够提前给出答案。
三、重新理解恐怖主义
如果把现代恐怖主义简单理解为“伊斯兰的问题”，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它。
20世纪的政治暴力有很多不同来源。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犹太地下组织伊尔贡曾制造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北爱尔兰共和军长期使用爆炸和暗杀手段；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具有世俗民族主义色彩，却把自杀式袭击发展成极具杀伤力的战术。恐怖主义会借用宗教，也会借用民族主义、革命、种族、领土和政治理想。它真正需要的土壤，通常是持续冲突、身份撕裂、政治无望，再加上一套能够把杀戮神圣化的叙事。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今天的现实。近二十年来，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恐怖组织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分支占据重要位置。但恐怖主义的地理中心也在移动。202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降到5582人，为2007年以来低位，恐怖主义的重心已经从中东和北非明显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萨赫勒地区（北部阿拉伯国家和南部黑非洲的过度地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独狼式攻击和青年网络极端化风险又在上升。
这恰恰说明，恐怖主义既不会因为一个本•拉登被杀死就结束，也不会永远固定在某一个地区。
过去十多年，以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以及摩洛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都越来越清楚地把经济发展、就业、城市建设、教育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看成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这条路是对的。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找到工作、建立家庭、看到生活改善的路径，极端组织对他的吸引力通常就会下降。发展不能解决一切，却能降低绝望成为政治燃料的概率。
这里也需要避免另一个过度简单的解释。贫穷本身不会自动制造恐怖分子，富裕和受过教育的人同样可能走向极端，本•拉登本人就出身富裕家庭，“9•11”劫机者中也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真正危险的往往是经济失望、身份危机、政治挫败与极端叙事碰到一起，让个人相信正常生活已经无法恢复尊严，暴力反而能够赋予自己意义。因此，发展政策的重要性不在于“给穷人一点钱就没有恐怖主义”，而在于扩大普通人通过教育、工作、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获得尊严的正常渠道。
当下的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不太平，全球增长正在放缓，很多国家的青年就业和收入预期都在恶化；社交媒体、加密通信和人工智能又大幅降低了极端思想传播、模仿攻击甚至个人实施暴力的门槛。过去，一个恐怖组织需要训练营、资金网络和跨国人员流动；今天，一个孤立的年轻人可能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进入一个完全封闭的仇恨世界。
对防守者来说，必须处处成功；对攻击者来说，一次突破就可能制造大规模杀伤，甚至改变历史进程。这决定了恐怖主义很难被“彻底消灭”，它更像现代国家必须长期管理的一种安全风险。
四、反恐情绪的战略惯性
25年过去，我越来越觉得，“9•11”对美国最深的伤害，可能不只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当天。
那一天，美国失去了2977条生命。此后美国完成了巨大的安全体系重建，提升了情报协同、航空安全和反恐能力，也确实避免了另一次同等规模的本土袭击。这些成就应该被肯定。可与此同时，复仇情绪、威胁放大和对军事力量的过度自信，也一步步把美国拖进了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今天的伊朗这样的泥潭，难以全身而退。
一个超级大国最稀缺的资源从来不只是钱和武器，更是战略注意力。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体系、科技体系和金融体系，它的问题常常出在相信这些力量足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导弹可以炸掉核设施，却炸不出一个稳定的伊朗；军队可以占领巴格达，却无法替伊拉克人建立国家认同；无人机可以击杀恐怖组织头目，却无法消除下一代人心中的屈辱、愤怒和绝望。
2001年9月那个刚刚开始学阿拉伯语的18岁年轻人，当时担心的是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去美国求学；25年以后，这个中年人更关心的是以后美国会怎么继续影响世界。
反恐情绪不应该继续决定美国的走向，这么做当然不代表遗忘死难者，更不意味着对恐怖主义软弱。它意味着一个强国能够区分复仇和战略，区分军事胜利和政治成功，区分一个恐怖组织和一个文明、一种宗教、几亿普通人的生活。也意味着它终于明白，安全不能只靠把敌人杀掉，还要减少下一批敌人产生的条件。
如果伊朗战争继续拖下去，如果巴勒斯坦问题继续没有出路，如果中东一次次在空袭、制裁、报复和代理人战争之间循环，那么“9•11”留给美国的那套战略惯性就还没有结束。恐怖分子当年无法摧毁美国，但他们诱使美国在此后的很多年里，用极其昂贵的方式反复证明自己的力量。这也许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9•11”二十五周年了，愿2977名死难者安息。
也愿下一个25年，人们纪念“9•11”的时候，谈论的终于只是历史，而不再是另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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