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人对阿根廷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歌星麦当娜主演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电影主角是英年早逝的阿根廷“圣母”艾薇塔•庇隆（1919-1952）。她出身贫寒，认识胡安•庇隆之后即投身政治运动，积极组织工会，全力助选丈夫成为总统，很快成为“庇隆主义”的名片。她广受平民欢迎，甚至被塑造为“国家精神领袖”。当她年仅33岁离世的时候，民众悲痛欲绝，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花店鲜花售罄，她的葬礼更是让阿根廷万人空巷。据说这部著名音乐剧的主题曲后来成为阿根廷的“第二国歌”。
1955年，艾薇塔去世三年后，一场军事政变把庇隆总统赶出国门。实施了近十年的“庇隆主义”暂时画上了句号，但并没有终结。就和阿根廷历史上民主—政变多次交替一样，“庇隆主义”代表的经济左翼和右翼也来回摇摆。1983年之前，民主或民粹政权一上台就会推行左翼政策，推行不下去就发生军事政变，由军政权推行右翼政策。1983年民主转型后，军政权从此退出阿根廷政治舞台，代之以左右正当轮替。最近的一次右转发生在2023年，学院派米莱一上台就大刀阔斧推行“奥派”政策，被一众“奥粉”赞誉为“米莱奇迹”。我之所以对米莱感兴趣，是因为他的改革似乎不只是左右零和拉锯中的又一个“保守主义时刻”，而是也惠及底层劳工。
图1：庇隆总统夫妇但“米莱奇迹”能否持续，现在显然言之过早。毕竟，米莱远非阿根廷施行“奥派”改革的第一人。有什么能保证他的改革不过是阿根廷经济震荡史上的又一个波折？看看阿根廷的现代增长率，犹如一场密集而陡峭的过山车探险。1960年后至今60余年，增长率曲线有17个峰值、18个谷底，其中多达16个跌落到负增长，7次-5%以下、2次-10%以下——这才是最要命的。增长有快有慢、增长率上下起伏不奇怪，但一个上升的经济体不会把增速放慢变成严重负增长。阿根廷经济近百年来的极限震荡好比一次次西西弗斯之旅，国民经济这块“石头”推到山顶上后又无力地跌落到山底，造成巨大的发展内耗。
图2：阿根廷GDP年增长率，世界银行数据命运之神会不会在下一个山谷等着米莱？阿根廷会不会在为庇隆哭泣之后，再为米莱哭泣？考察阿根廷经济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左右震荡的原因，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凯恩斯和奥派究竟在说什么。
一、“大萧条”前后的阿根廷政治经济
1810年之后，拉美追随美国与法国革命，纷纷宣布独立。和墨西哥代表的中美洲模式和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代表的“热带模式”不同，阿根廷和智利同属自然与人文条件相对优越的“温带模式”。但1816年独立后，部分因为总统制和央地矛盾，阿根廷仍然频繁发生军阀内战。19世纪末，阿根廷终于安稳下来。1914年一战之前，阿根廷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人均收入一度接近西欧发达国家。
阿根廷的战前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农牧业产品出口。潘帕斯草原适合大规模农业和畜牧业，牛肉、小麦、羊毛出口强劲。同时，英国资本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铁路迅速发展，造就了阿根廷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同样明显：阿根廷经济主要从事初级产品出口，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虽然少数出口部门相当强大，带来较高的国民收入，但工业体系和制度能力的建设并未跟上，从而造成后来教科书级别的“阿根廷衰败”。
不过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阿根廷仍然经历了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保护并行发展的“黄金时代”。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就开始出现了有限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工伤保护、童工限制、妇女劳动保护、劳动时间限制、周日休息、工资按时支付规定等。1912年，阿根廷建立了强制性的男性公民匿名选举制度，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立法。1913年，阿根廷就有了养老金和退休福利立法。
1916年，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代表“激进公民联盟”首次成为民选总统。并不奇怪，民选政权有效促进了阿根廷的社会保障：1918年，通过了家庭和居家劳动规定；1924年，通过了未成年人劳动保护法；1929年，设立8小时工作制和每周48小时上限。虽然这些措施和今天的全民医保、全民养老金、全面失业保障和普遍家庭福利制度不能相提并论，譬如当时只有正式就业者享有福利，失业者反而没有资格获得基本福利，它们至少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未必排斥社会立法。左右未必势不两立，民主政治不仅可以和私有产权并存，而且能帮助解决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
1928年，伊里戈延第二次当选总统，但“大萧条”的降临随即终结了“黄金时代”，不仅造成了经济大衰退，而且造成了政治大倒退。对于美国这样民主力量强大的国家，“大萧条”通过民主政权更迭带来了罗斯福“新政”；但是在阿根廷这样民主相对脆弱的国家，它带来的是民主崩溃和军事独裁。危机发生后，阿根廷出口价格和出口量急剧下降，造成农业出口收入下降、失业增加、财政和金融压力加大。对于高度依赖牛肉、谷物等农牧产品出口的阿根廷来说，“大萧条”的冲击是直接而致命的。面对经济危机，出口和土地利益集团要求削减政府支出，而城市中产阶级则要求政府增加支出以保护就业和收入。伊里戈延政府夹在两者之间，最终两边都不讨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1930年9月，阿根廷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从此进入了民主政权¬—军事政变循环。虽然政变名义上是“保守主义复辟”，但在效果上反而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干预。1932年结束军政权，让位于“协和联盟”建立的保守主义政府。尽管政权形式上由男性普选产生，保守派利用选举舞弊和地方政治控制操纵选票，维持了一个有限竞争的寡头统治。1932-1943年，保守派政府建立了外汇管制、贸易保护、农业价格管理、中央银行、公共工程和国家产业政策，政府机构规模显著扩大。这套措施和美国“新政”似曾相识，对于阿根廷的经济复苏和转型也是必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名义上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政府该做什么就得做什么，经济政策不能被意识形态所绑架。面对大萧条，保守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当现代的国家干预措施，帮助阿根廷经济从原来的农牧业出口—工业品进口模式向制造业发展。虽然农牧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但由于“大萧条”导致进口下降、外汇短缺和进口商品昂贵，阿根廷本国工业反而获得了发展空间。危机让阿根廷采取“替代进口的工业化”（ISI）战略，使原有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1930年以后，阿根廷农业出口下降，制造业则开始扩张，产业工人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1943年，阿根廷再次面临大选，保守派政府准备故伎重演，激起了民族主义军官集团的不满。这个集团的底色是国家主义、天主教保守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英美帝国主义，它期望建立更强大的国家、更清廉的政治和更有序的社会。二战期间，美国也对阿根廷施压，要求它放弃中立地位。民族主义军官不仅担心美国干涉阿根廷主权，而且认为现有政治体制被腐败和既得利益绑架，无法回应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要求，也没有正常改革的能力。虽然这些军官未必认同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希望结束选举舞弊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因而发动第二次政变，推翻了早已失去合法性的腐败保守政治集团。
军人夺权后，陆军上校庇隆出任劳工部长，很快利用劳工群体建立了群众基础，工人和工会也由此获得了巨大政治组织能力。1943年12月，庇隆与阿根廷最大的铁路工会达成协议，几乎满足了工会15年来始终未能实现的全部诉求，并在工会成员中赢得了“阿根廷头号劳动者”的称号。通过庇隆，军事政变成功产生了一个以民主选举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政治运动。
二、庇隆主义及其致命短板
1946年，庇隆以压倒性多数当选总统，阿根廷进入了“庇隆主义”时代。一言以蔽之，庇隆主义是一场以工会和社会福利为核心的民粹主义运动。其三大核心纲领是（1）通过“社会正义”对抗社会与经济不平等；（2）通过“经济独立”发展本国工业，使阿根廷经济不依赖其他国家；（3）通过宣示“政治主权”防止外国势力干涉国内事务。
更细致一点观察，庇隆主义同时混杂了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其进步主义的一面包括扩大工人权利、实施女性选举权、公立大学免学费、尝试推动离婚法制定等。庇隆政权赋予工人在政府中实质性地位，并通过改革来削弱阿根廷寡头的权力。其改革措施还包括赋予宪法规定的住房权、结束对原住民的压迫、向地区立法机构增派工会代表、冻结零售物价、为工人补贴食品等。
庇隆主义的保守一面则包括倡导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军事化治理方式，以及在公立学校推行天主教教育。庇隆提倡民族团结和“公民民族主义”、反对“族群民族主义”。他的国家主义还体现于建立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其中包括由国有化产业和社会福利制度构成的庞大公共部门。这个具有再分配功能的体系赋权工会，并优先保障工人福利。
总体上，庇隆主义的政治基调是左翼国家主义。庇隆表示自己受基督教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左翼政治学家拉斯基的启发，主要目标是实现阿根廷的经济独立，包括阿根廷资源国有化、国家控制经济命脉、限制跨国公司与外国企业、财富再分配、强化工人力量、废除精英主义与“反国家”的资本主义等手段。他曾表示，自己的社会正义思想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基督教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要终结资本主义对阿根廷的“剥削”，并要维持国家主权、对抗帝国主义。
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毛泽东惺惺相惜，偶尔甚至宣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抄袭”了他的思想。毛泽东在接见亲庇隆的阿根廷毛派民兵时表示：“如果我是年轻的阿根廷人，我会成为庇隆主义者。”庇隆则投桃报李：“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成为毛主义者。”
当然，庇隆毕竟是实打实靠选票上台的，不能只有意识形态、不做实事。庇隆主义可以概括为以民族主义为口号、以劳工主义为基础、以强人政治为手腕，推行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有：（1）强大的工会：庇隆把工人组织成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工会不只是一个劳资谈判组织，而且是庇隆主义政治联盟的一部分。（2）社会保障和劳动权利：庇隆政府扩大了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劳动保护、体面工资、带薪休假等制度。直到今天，许多阿根廷劳动者仍然认为庇隆主义是其社会权利的来源。（3）替代进口的工业化：阿根廷试图改变出口农产品—换外汇—进口工业品的传统依赖性经济，实行关税保护、外汇管制、限制进口、国家支持工业等干预政策。
问题在于，庇隆主义的高工资、高福利、国家补贴这套机制需要长期稳定的生产率增长和财政收入。如果生产率和财政收入没有同步提高，就容易形成“工资上涨—成本上升—通货膨胀—政府控制价格—企业投资下降—政府进一步补贴”的恶性循环。庇隆主义的诸多政策不仅不符合传统的斯密经济学，而且也不能和凯恩斯主义同日而语。凯恩斯的原始逻辑是反周期——衰退时扩张、繁荣时收缩，庇隆主义则是国家—工会—企业之间形成的稳定利益联盟。政府不只是在经济衰退时实施财政刺激，而是长期承担工资保护、社会福利、价格补贴、就业保障、工业补贴等义务。这种体制在高增长时期不是问题，一旦增速放缓就会让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1946-1955年，庇隆执政九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在头三年，阿根廷确实经历了经济繁荣和大规模再分配，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乐观景象。1946-1951年，庇隆依靠战时积累的农业外汇储备和政府借款推动工业化，实际国民生产年均增长达到4.5%上下。但从1949年开始，危机即已显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汇短缺和出口危机。庇隆政府把战后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用于工业化、国有化、基础设施、加工资、社会福利和补贴消费。农业则受到相对不利的价格政策、劳动力转移和投资不足影响，出口能力下降。1951-1952年的歉收最终导致外汇危机爆发。二是通货膨胀。1951年，阿根廷生活成本已经上涨约 50%。三是增长停滞。1951-1954年，人均实际GNP平均每年下降约3.6%。1952年，庇隆政府不得不从原来高工资、高消费的扩张性政策转向工资约束、财政和货币收紧、进口限制的稳定政策，同时鼓励农业生产。经过纠正第一阶段的扩张政策，1953-1955年基本实现了恢复和稳定，通胀下降、农业丰收、经济增长重新开始。
然而，这个时候的庇隆已经堕落为一个独裁者，压制反对党、限制反对派媒体、控制广播等传播渠道，甚至逮捕反对派人士。虽然工会仍然支持庇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庇隆阵营，包括军方、保守派、教会、部分中产阶级和企业精英、部分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1955年6月，海军和部分空军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直接轰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目标是杀死庇隆并推翻政府，结果造成300多人死亡。9月，海军以及部分陆军、空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反对党和天主教会给予支持。经过一周的武装冲突，庇隆最终宣布辞职并流亡国外。这个从军政府接手的政权，到头来还是亡于军事政变。
三、后庇隆时代的民主—政变循环
庇隆走了，却留下了深远的政治遗产——庇隆主义。虽然执政的军方或保守精英不愿意接受，庇隆主义仍拥有大量群众支持。庇隆主义造就了极为稳定的社会利益结构：强大的工会、大量养老金领取者、广泛的能源和交通补贴、庞大的公共部门……军政权接管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禁止庇隆主义、禁用庇隆主义标志，试图从政治上“去庇隆化”，但这样并不能清除庇隆主义的政治与经济遗产，工会仍然是庇隆主义的组织核心。
军政权接手的经济不堪重负，外汇储备不足、出口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工业设备老化、铁路与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财政和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工资与价格关系严重扭曲。到1957年，军政府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乏善可陈，农业出口下降、外国投资增加不多、国际收支仍然困难、黄金和美元储备继续下降。由于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军政权的合法性很快消失殆尽，最后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阿根廷已进入大众民主时代，不可能永久排除人口中占比巨大的庇隆主义选民，因而只能又让位于民选政权。
1958年，激进党的弗朗迪齐（Arturo Frondizi）赢得大选上台。由于同属左翼政党，弗朗迪齐实际上获得了庇隆主义选民的大量支持。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公民激进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简称“激进党”）。它其实不是字面意义的“激进左翼”，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民主主义，主张社会改革和国家干预，但也尊重个人自由——换言之，它很接近今天所谓的“白左”。历史上，它的主要反对目标是阿根廷19世纪末的保守主义寡头政治。相比之下，庇隆主义则是以工人和工会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在主张社会福利和国家干预方面，庇隆主义和激进党相似，但其政治模式是以群众运动和领袖崇拜为基调的民粹主义，因而比激进党更危险。
军方之所以能接受激进党上台，恰恰是因为弗朗迪齐所属的发展主义派其实并不激进。这一派在经济上相当重视私人资本、外国投资和市场机制，从而把阿根廷从简单的“反庇隆主义”推向了另一种发展战略。虽然国家仍然主导工业化，但利用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和市场来实现工业化。由于庇隆的政治遗产，弗朗迪齐一开始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支持，不得不提高工资、扩张财政，结果很快造成外汇流失和国际收支危机，通货膨胀急剧恶化。1958-59年，生活成本一年上升约30%，而且每月仍以约4%的速度上涨。
1959年，弗朗迪齐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采取货币紧缩、财政紧缩和工资控制，造成比索大幅贬值，同时减少进口管制并吸引外国资本。例如在石油领域，他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入阿根廷，在经济自由化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一开始，稳定政策造成了严重衰退。1959年，实际GDP自1952年以来首次出现明显下降，实际工资下降超过20%，而生活成本和批发价格却上涨超过100%。但1960-1961年，阿根廷经济又重新快速增长，完成了一轮扩张—外汇危机—紧缩—衰退—调整—增长的循环。
到了1962-1963年，阿根廷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这次衰退既有发展主义政策积累的失衡，也有军事政变后的货币紧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1962年省级选举中，庇隆主义又有市场了，庇隆主义候选人取得重大胜利。弗朗迪齐开始允许庇隆主义者重新参政，令军方忧心忡忡，于是逼迫弗朗迪齐下台。
1963年大选，激进党的伊利亚（Arturo Illia）当选总统。伊利亚当政时期，阿根廷经济强劲复苏。1964年，GDP增长约 10.3%；1965年，增长约 9.2%。失业率下降，实际工资上升，外汇状况改善，外债下降。虽然通胀较高，但并没有达到后来的灾难性程度。然而，军方和部分经济精英仍然认为伊利亚政府太软弱无能、行动太迟缓、太拘泥于民主程序、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1966年，军方再次认为民主政治已经无法有效治理国家，于是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并实施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
图3：阿根廷人均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军政权竟然懂得怎么管经济。1967年，军政府开始实行稳定化政策，冻结工资、压缩财政赤字、控制价格、减少贸易保护、鼓励私人投资，同时维持相当规模的公共投资。结果成效显著，通胀率大幅下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胀率从1966年的30%，下降到1968年的不到10%，造就了阿根廷战后罕见的稳定时期。然而，保守主义改革不会让所有阶层都受益。尤其是工资被冻结，工会力量受到压制，部分传统工业和地方经济受到冲击。虽然国家继续投资，但收入分配的变化注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以政治压制为代价。1966年之后，军政府关闭国会、禁止政党、限制工会、控制新闻、渗透大学，试图建立一个长期去政党化的威权国家。因此，虽然宏观经济指标不错，但政治和社会不满却不断积累。1969年5月，科尔多瓦爆发了著名的大罢工。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军政府。科尔多瓦大罢工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使一个没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权永久稳定。
1971年，政治压力迫使阿根廷重新诉诸财政扩张、放松工资政策，最终导致通胀再次加速，通胀率年年高启两位数，1972年高达64%。军政权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再次把政权让给民选政权——这次是庇隆主义政府。1973年3月大选，庇隆本人还在国外，但他的政治阵营赢得选举。讽刺的是，1955年，军政权想永久扼杀庇隆主义；1966年，军政府又想通过永久排除政党政治来消灭庇隆主义，却终究消除不掉庇隆主义的社会基础。7年以后，它还是不得不通过选举把庇隆主义重新请回来。
事实上，军政府执政期间，部分年轻人开始把庇隆主义与反军政府、反帝国主义、革命政治结合起来，形成了庇隆主义的激进左翼组织，致使庇隆主义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左翼化和激进化，并为1970年代的政治暴力埋下伏笔。等到庇隆回国的时候，庇隆主义组织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右翼就是以老牌工会官僚和地方政治机器为中坚的传统庇隆主义，左翼则包括青年组织、激进工人等“革命派”，他们认为庇隆主义最终应该走向社会主义。两派已经水火不容，甚至开始武装冲突。1973年6月20日，庇隆回国，左右两派大批成员都去埃塞萨国际机场热烈欢迎，总人数达到350万人。这时，占据机场控制点的右翼武装组织向参加游行的左翼群众和青年开枪扫射，当场杀死数十人。此次事件被称为“埃塞萨大屠杀”，象征着庇隆主义内部派系不可调和的冲突。
9月，庇隆再次当选总统，但并没有结束阿根廷的政治危机，反而把矛盾带进了庇隆主义内部。庇隆重新执政初期，阿根廷确实一度稳定，工资上涨、价格冻结、通胀一度大幅回落。但好景不长。随着他1974年7月去世，两派矛盾再次爆发，通胀率也从1973-1974年的40%上下猛增到1975-1976年的340%。1975年6月，阿根廷实施激进的稳定政策，造成比索大幅贬值、公共事业和汽油价格大涨、实际工资急跌，工会立即发动全国大罢工。伴随着通胀爆炸、工人罢工、财政赤字、外汇危机、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政治暴力和经济危机开始互相强化，右翼敢死队和左翼游击队的政治暴力急剧增加。庇隆的第三任妻子、副总统伊莎贝尔接任总统，但完全控制不住局势。
1976年，阿根廷再次发生军事政变，并再次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军政权统治。军政府执政的头几年，阿根廷确实经历了短期稳定，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资流入。但1980年遭遇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衰退、实际工资下降和外债危机。1981-1982年，军政权的经济治理已陷入严重困境。不仅如此，第二个七年的教训远比第一次更为惨痛，在此期间发生了“肮脏战争”（Guerra Sucia）等人道主义灾难，前后共造成1.5万-3万人遭到杀害或强制失踪，此后才使军政权彻底失去合法性。
1930-1976的半个世纪年间，阿根廷经历了多次民主崩溃，军队成为一个具有“否决权”的政治力量。阿根廷军方反复以民主失败为借口中断民选政府，形成长期的军人干政传统。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既不是民主失败，也不是经济和社会失序，而是阿根廷并没有确立一个所有主要政治力量都愿意接受的政治自然法则，那就是文官治国和民主竞争。譬如1976年，民选政府确实同时失去了经济治理能力、政治控制能力和社会秩序维护能力，使得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企业界和保守派最初期待军政权能至少恢复秩序，但军事独裁随后造成的人权灾难证明，独裁政权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伤远大于错误政策造成的经济失败。
面对政治和经济失败，军政府孤注一掷，不惜诉诸致命的政治赌博，试图用一场民族主义战争来重新获得民众支持。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兵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一开始，政治效果确实很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盛大集会，原本反对军政府的很多人也支持捍卫主权，军政府的支持率短期飙升。但随着阿根廷很快战败，军方输掉了最后残存的政治资本。6月14日，阿根廷军队在斯坦利港投降。这对阿根廷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军队不仅不再是唯一能够拯救国家的力量，而且还把整个国家带进耻辱的灾难，其国家信誉彻底破产。
和甲午战败加速了中国立宪改革一样，马岛战败也沉重打击了阿根廷军方力量和威信，并促使阿根廷反思军事独裁的危害。1983年之后，阿根廷主要政治力量认识到文官治国和民主选举的重要性，终于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变循环中走了出来。此后，即便经济崩溃、通胀失控、总统极不受欢迎，军事政变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解决之道。
四、1983之后——从政变交替到左右交替
1983年，阿根廷终于完成了民主政治转型，激进党的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当选总统。民主政府接手的是一个深度衰退、通胀超过300%的烂摊子。人均产出大致相当于15年前的水平，国内储蓄大幅下降，外部融资大幅减少，政府财政巨额赤字，外债严重膨胀。1975-1982年，阿根廷实际工资下降了约41.3%。1983年，通胀率高达380%。阿方辛的初期政策有明显的需求扩张和工资调整倾向，但没有根本解决财政、货币和工资价格机制等问题。1985年不得不推出财政紧缩计划，取得短期成功后失效。1989年，阿根廷出现极端通胀，全年消费品价格通胀率竟超过3000%！工资购买力急剧下降，商场出现抢购和骚乱。但即便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阿根廷也没有再次发生军事政变。
图4：阿根廷实际价格通胀率，世界银行数据是年5月，阿根廷举行总统大选，代表正义党的梅内姆（Carlos Menem）胜选。鉴于执政党已完全失去经济控制能力，阿方辛6月宣布辞职，提前五个月将权力交给梅内姆。这是阿根廷自1916年以来不同党派的总统之间首次实现和平交权。梅内姆其实是一个正统的庇隆主义者，但他上台后的政策却来了一个180度大右转，大力实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削减国家干预，并实行固定汇率，以1:1比值将比索和美元铆钉在一起，结果非常成功地遏制了长期通胀。可见执政党的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和某个意识形态绑在一起。经济讲求实用主义，“猫论”在这里确实很管用。
1990年代前期，梅内姆的改革带来了高增长、高稳定，但后期又出现了失业上升、工业竞争力下降、财政赤字和外债增加、固定汇率造成僵化等问题。2001年，终于爆发严重危机，阿根廷出现强烈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情绪。2003年，增长率一度跌破-10%。阿根廷政治延续之前的左右摇摆模式，右翼失败、左翼上台。2003-15年，基什内尔(Kirchner)夫妇代表庇隆主义的左翼——“基什内尔主义”，先后出任总统，经济钟摆再次向左摆：增长工资、增强工会、增强社会福利、强化国家干预、保护国内工业、增加公共支出、管制资本、干预汇率。2003-07年，阿根廷赶上大宗商品交易和农产品出口繁荣，经济高速增长。但到了后期，财政、货币、价格控制和外汇管制越来越严重，通胀重新成为紧迫问题。
由此可见，1983年转型成功奠定了阿根廷的政治民主，却没有解决阿根廷的经济问题。1983年之后，政治经济危机的解决不再通过军事政变，而是通过周期性选举，但阿根廷仍然经济危机频发，形成了一种危机驱动的“政策钟摆”：扩张开支、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左翼政策几乎必然带来财政压力、货币超发和通胀；选民厌恶通胀，又将强调稳定、市场改革和财政纪律的右翼政府选上台，结果通胀下降、财政改善、资本回流，但失业增加、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减少，引发工会和中低收入阶层抗议；选民重新要求国家干预和分配正义，再次将庇隆主义左翼或激进党政府选上台……
每一次“政策钟摆”的摆动都是对上一阶段经济失衡的纠偏，却又制造了下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失衡，从而造成周而复始的增长率“过山车”现象。“政策钟摆”对阿根廷经济杀伤力特别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稳定的产权保障，而且要求稳定的经济政策，以保障可靠的币值和长期投资预期。如果换一个政府意味着经济政策全部反转，那么民主制度反而会抑制长期投资。这是阿根廷长期以来投资过低的根本原因之一。毕竟，没人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个绝望的西西弗斯。通胀是对所有人财富的最大隐形杀手——你辛辛苦苦投资建厂，好不容易开始赢利，或辛苦打工一年，甚至名义工资翻番，但300%的通胀率让你的实际收入一下子缩水四分之三，这一年几乎白干了。谁都不愿意在这么不确定的环境下生活，更不用说投资了。
可是，阿根廷似乎注定无法走出“政策钟摆”。无论左右，每一派都在解决上一派制造的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下一个问题。譬如基什内尔主义是为了解决2001年的失业、贫困、工资崩溃、金融危机，但为此长期积累了财政压力、通胀、价格扭曲、资本管制。2015年上台的马克里要解决资本管制、市场扭曲、财政失衡，但产生了紧缩成本、实际工资下降、债务和汇率危机。2019-20年，增长率再次跌落到-10%。“阿根廷钟摆”再次左摆，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代表庇隆主义和中左联盟赢得总统大选。他要解决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问题，但其财政扩张政策在新冠疫情期间迅速陷入危机。2023年，阿根廷全年通胀率高达211%。
现在，米莱又来解决通胀、财政赤字、国家过度干预，但他能做得比前任更好吗？
五、“米莱奇迹”能否持续？
2023年10月大选，阿根廷已陷入多重危机：长期财政失衡、高通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不足、IMF 债务压力、资本管制、经济停滞。在211%的通胀率面前，传统政治力量已丧失可信度与合法性。换位思考，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或能理解阿根廷选民为什么会把票投给一个风格激进古怪的70后“自由意志主义者”——米莱（Javier Milei）。虽然他在第一轮大选中排名第二，他在决选中以56%选票当选总统。
面对极端失衡的宏观经济，米莱断然采取“休克疗法”，大规模裁剪政府部门并削减政府支出，把国家部委从18个减至9个、国务秘书处数量从106个减至54个，关闭阿根廷国家通讯社美洲通讯社、阿根廷司法与人权部以及国家反歧视、反排外、反种族主义局等机构，削减公立大学支出，并取消已经招标但尚未开工的项目；削减能源、交通补贴，提高进口税和非农业出口预扣税，停止央行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放松劳动市场和价格管制，减少贸易和外汇管制，推动国企私有化，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和相对价格，将比索和美元汇率调整为1比800（当时的官方汇率是1比366）。不要忘记，1991年，梅内姆政府的固定汇率是1:1。时隔32年，比索竟贬值800倍！当下的汇率更是达到1比1500，这钱还是钱吗？可想而知，这些措施招致此起彼伏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但一贯我行我素的总统不为所动。
一开始，“休克疗法”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2024年，阿根廷增长率再次跌落到负值，GDP下降了1.7%。2024年上半年，阿根廷贫困率一度达到52.9%，意味着一半以上的阿根廷人口进入贫困线以下，20%的人口变成无法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赤贫，但随后情况发生逆转。2025年，阿根廷经济即恢复增长，GDP反弹约4.4%。据世界银行预计，2026年仍将维持约3.6%的增长。据IMF评估，米莱上台以来，阿根廷年通胀率已经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近20年来首次连续两年实现财政盈余。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宏观经济成就，称之为“米莱奇迹”也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2025年下半年，阿根廷贫困率已经下降到约28%。据IMF评估，2023年第三季度至2025年第三季度，阿根廷底层20%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约33%，而最高20%人群的收入增加约26%。这组数据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米莱的“奥派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劫贫济富”。至少到目前为止，底层实际收入的恢复速度反而超过了高收入人群。如果这个趋势可以维持，底层人口的收入待遇能持续得到改善，那么他们至少不会反对米莱的保守主义改革。米莱改革就不是一次零和游戏，阿根廷经济也有望走出困扰其数十年的“政策钟摆”。
虽然许多人将“米莱奇迹”归功于奥派经济学，米莱在竞选时也宣称要施行其自由放任主义甚至“经济无政府主义”，他上台后的实际政策并非纯粹的奥派主张。譬如他并没有实现竞选时承诺的“美元化”、取消比索，也没有取消央行，而只是限制了其超发货币职能，米莱政府仍然在进行货币和汇率政策管理。可见米莱没有实践自由放任主义，而只是要通过财政纪律重建一个可信的货币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米塞斯或罗斯巴德主义者，他的经济政策融合了奥派思想、芝加哥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宏观稳定政策。
和之前的保守主义政府相比，米莱的经济政策其实最接近梅内姆时期的庇隆主义右翼。二者都强调通胀控制、财政纪律、市场化、开放资本和贸易市场、减少国家干预，只是米莱更激进也更接近奥派立场而已。梅内姆的问题是虽然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并没有真正建立长期财政纪律，结果出现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借债，外债越来越大，最终在2001年走向经济崩溃。米莱试图吸取梅内姆时期财政失控和债务积累的教训，实现更彻底的市场化和财政货币重建。他强烈怀疑央行和政府干预，并极度反感财政赤字。
这确实非常符合奥派立场。哈耶克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市场价格不只是交换工具，还是分散知识的传递机制。它比中央政府官僚更能有效传递信息，因为知识分散在社会中，政府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来代替市场价格机制；中央机构不可能知道每一个人的偏好、每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每一种商品的稀缺程度或每一个地区的需求，而市场体系把这些信息压缩成价格信号。虽然哈耶克自称自己不是奥派，分散知识和“自发秩序”一直是奥派理论的重要基础。奥派也认为央行是通胀的根源之一，人为降低利率和信用扩张会扭曲价格，诱导企业家错误投资，从而造成资本错配和结构失衡，进而产生繁荣—萧条的周期性危机。
在这个意义上，阿根廷的长期价格管制和多重汇率确实是违背奥派教义的极端反例。但米莱改革也绝非像某些奥派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完全自由放任，例如“大型投资激励制度”（RIGI）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2024年米莱推出的一项制度，旨在通过法律对大型能源、矿业、农业等投资项目赋予长期税收和监管确定性，以大力吸引外资。2026年5月，米莱政府还向国会递交了“超大型投资激励制度”（Super RIGI）法案，对一些关键领域加大了税收优惠力度，旨在将阿根廷打造为“世界级投资目的地”。这显然不是经济无政府主义要求的无所作为，而是政府通过制度设计积极创造投资条件。
无论米莱的“奥派度”有多高，也不论奥派核心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它对西方发达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批评是对症的：长期通过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人为维持繁荣，最终会破坏价格体系、资本配置和生产结构。这也正是阿根廷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政策钟摆”的症结所在。阿根廷经济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财政赤字，政府支出长期超过收入，而政府融资困难，国内资本市场不够大，国际市场也经常因失信而陷入困境，因而只能依靠“货币融资”，通过政府或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就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购买力下降，人们纷纷逃离本币、倾向持有美元，造成本币贬值、外汇储备减少、进口价格上升，进一步引发更高的通胀……一旦货币失去社会信用，阿根廷居民和投资者都不相信比索，经济就进入危险区。如果政府长期人为扭曲价格体系和货币秩序，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资源错配——在阿根廷，奥派的这一判断获得了相当有力的经验支持。事实上，如“《国富论》250岁之后”一文所述，凯恩斯本人也不会反对这个主张，而是后来各国的政策实践“把经念歪了”。
当然，“米莱奇迹”能否持续还是一个未知数，关键取决于阿根廷的长期生产率及其未来增长。只有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投资持续增加、制造业恢复竞争力、实际工资持续增长、贫困率稳定在较低水平，米莱改革才算成功。进入2026年，阿根廷增长趋势已经放缓，米莱开始面临财政紧缩带来的实际收入、就业和债务压力。如果增长不可持续，或产出增长赶不上开支增长，那么阿根廷将重蹈“政策钟摆”覆辙，并在不远的未来为“米莱奇迹”的夭折哭泣。
六、回到斯密？稳定增长的社会条件
我一直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判断——或偏见：富国才“配左”。越富裕的国家，越有能力“左”。 经济学一个通识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用来支付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但穷国不适宜高福利，因为它没那个能力。
先看一组假想数据：假设一个富裕国家的税收占GDP的40%，即便高达35%的福利支出也可以持续；而如果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税收只能占GDP的20%，那么即便要达到30%的福利支出也必须借债印钱——尽管这个比例的福利开支能提供的人均福利仍然很低，因为它的GDP本来就不高。因此，福利国家首先要求具备财政能力。一个社会能够维持的福利水平取决于经济生产率、可持续税收能力与财政制度质量。一个穷国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但很难在维持低税率的同时提供高养老金、高医疗支出、高教育补贴、大量公共部门就业、能源补贴，否则很容易产生财政危机。
阿根廷的社会福利其实不算高，但加上其它的附加项之后仍然让它入不敷出。现在看一组真实数据：2023年，德国是一个标准的发达福利国家，其人口不到阿根廷2倍，但GDP是阿根廷的7倍，税收总额更是阿根廷的9.4倍，占其GDP的37.3%（包括社保缴费，以下百分比皆为占GDP比重），加上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等收入后占45.8%，而福利保障支出约占20%。强大的财政能力使德国能够支持养老、疾病、残疾、失业、家庭、住房、社会救助等高额福利项目，而2023年的财政赤字仅占GDP的2.5%。
相比之下，阿根廷同年税收占GDP的27.7%（包括社保缴费），税收汲取能力比德国小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联邦政府收入占16.7%，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占12.6%，其中养老金占了6.7%、贫困救济等社会救助占了3.9%。加上联邦政府工资（3.3%）、能源与交通等价格补贴（2.1%）、基础设施公共投资（1.6%）、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1.2%）等，联邦初级支出占GDP的19.5%，初级财政赤字已达2.8%。再加对之前借款的现金利息支出（2.2%），2023年度的总体财政赤字达GDP的5.1%，超过德国的2倍。因此，阿根廷的电价确实很便宜，成为阿根廷平民享受的“隐性福利”，但那是因为国家的能源补贴；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笔补贴是要进入国家财政赤字里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作为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权力和职能有限，并不能“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相反，联邦征税要按4:3比例分成给各省政府。各省承担主要的公共服务，但加上联邦分成和自有税收，竟然能实现收支平衡。因此，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发生在联邦层面，国家赤字就是联邦赤字。
这里首先要问个问题：5%的赤字虽然是德国两倍，但似乎也不是那么高，何以在2023年竟能引发200%的“通胀海啸”？假如德国哪天赤字陡然翻番，确实不会发生如此夸张的通胀，但那是因为德国有稳定的税收体系、高度可信的财政制度、庞大的欧元债券市场、欧洲央行控制下的稳定货币需求、政府债务能以本币欧元体系长期融资这一整套制度组合。最关键的是，只要投资者对德国的财富生产和财政能力有信心，5%赤字确实不是事。美国同年财政赤字还6.3%呢，但通胀只有4.1%，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债务可以不断增加，因为它只是代表对未来财富的索取权；但只有当未来真的能够创造足够财富，而且社会相信这个承诺时，债务才能持续滚动下去。
然而，阿根廷不是这样。由于国内债券市场对政府缺乏信心，政府越来越依靠央行、金融体系和短期债务。2023年上半年，联邦政府直接从央行获得的货币融资已达GDP的约 0.8%。此外，央行还通过二级市场干预支持政府债券发行，约相当于 1.2% GDP。随着货币供应和央行负债迅速增加，人们预期比索继续贬值，不愿意继续持有本币。货币需求下降造成比索贬值，进而造成进口、食品、能源等价格上涨。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工资和价格相互追赶，通胀进一步加速，国家就这样陷入高通胀漩涡之中。
另一个问题是，不也就是5%的赤字吗？为什么不通过增税等途径增加收入、填补赤字呢？和德国相比，阿根廷的增收空间似乎很大。德国政府总收入高达GDP的45.8%，阿根廷只有32.3%，差了13.5%。两国总税收相差不大，差距主要体现在社保缴费：德国为GDP的14.3%；阿根廷则只有6.6%。把社保缴费提高5个百分点，不就解决问题了嘛？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德国有高度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很强的社保缴费体系，加上高度有效的税收征管，政府收入十分稳定。公司雇员都有工资单，所得税和社保自动扣缴。相比之下，阿根廷则面临税收征管困难。部分企业觉得正式雇佣成本太高，因而和劳动者转向非正规劳动关系，造成税基缩小，阿根廷政府不能像德国那样从所有劳动收入中高效征税。政府为了保证税收，不得不提高正式雇员的税率，造成更多企业逃税的恶性循环。如果不断提高所得税或社保缴费，不仅反而会进一步侵蚀实际税基，而且造成生产成本增加，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企业成本增加带来价格上涨，阿根廷将再次进入快速通胀通道。
既然没法增收，米莱只有减支，大力削减能源补贴、公共工程、政府部门和行政开支和部分社会福利，并禁止央行货币融资。养老金是最难砍的，也是社会福利中的最大单项支出。米莱政府不可能直接消灭养老金，而只能通过通胀和福利资格调整等方式压缩财政开支，实现联邦政府收支平衡。
因此，问题不是穷国搞不了福利。对于阿根廷来说，这纯粹是个伪问题——它并不那么穷，福利也不高。真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福利—通胀—紧缩—失业—再福利”的经济钟摆，能否通过财政硬约束、货币纪律和市场化改革打破恶性循环，同时又让普通劳动者能够承受改革？在一个长期财政—货币失序的国家，以严格的财政约束恢复价格机制和降低国家干预确实可能迅速恢复宏观稳定，但能否进一步转化为长期生产率、就业和社会福利增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也是米莱正面临的问题。
阿根廷问题本质上不是通常认为的什么“太左”、福利太高或国家太穷，甚至也不是米莱所宣称的政府部门太多、太浪费，而是法治与民主问题。假如那些非正规企业自觉守法，或国家法治严明、违法成本很高，那么这块税收可能就足以填补5%的财政窟窿。一旦财政收支恢复平衡，央行不用诉诸“货币融资”，人们对政府的征税和财政能力有信心，进而对本币和投资有信心，价格稳定、生产率提升，阿根廷经济不就进入良性循环了吗？
更根本的，假如明白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本国“政策钟摆”的历史教训，民选政府不对民众作出超过支付能力的承诺，而多数民众也能理解，不选择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那么阿根廷也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通胀压力。但这样会要求民众克制工资和福利需求，“囚徒困境”就产生了：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要放弃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如果别人都能自觉放弃，我乐得“搭便车”，反正国家财政不会因为我而崩溃；别人都不放弃，我更不能白白牺牲做傻瓜，那样也救不了国家财政。人人都这么想，就不会有人妥协让步，通胀压力必然水涨船高。
阿根廷的复杂社会结构增加了不同阶层达成妥协的难度，它包括强大的工会、众多养老金领取者、非正式劳动者、低收入阶层、城市中产阶级、农业利益集团、工业和金融资本。工人会想，我的生活已经够累够苦，为什么不给我涨工资？为什么资本家不能多贡献一点税收？企业家会想，我的投资风险已经够大，为什么还要增加社保缴费等企业成本？每一个群体都有正当理由，要求政府不要减少自己的收入。政府或候选人会想，每一项开支都有受益者，都意味着选票，而财政赤字的成本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选民呢？这不是政治自杀吗？于是，这成了一个多方集体行动难题。如果达不成妥协，阿根廷就走不出“政策钟摆”的魔咒，阿根廷的民主体制只会强化这个魔咒周期性发作的力度。
回到斯密，分配正义可以是重要的，但前提条件是让经济体创造更多财富。阿根廷曾经拥有足以支持较高生活水平的生产能力，但它没有把这种财富优势转化成稳定、可信、长期可持续的财政和制度体系，结果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胀高企、资本逃离、投资和生产率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财政能力。“政策钟摆”造成的经济“过山车”对谁都不好，无论是劳工还是资本。阿根廷最好的选择是利用米莱这段宏观经济还不错的窗口期，形成稳定的改革共识，破除长期财政不可持续、货币信用周期性崩溃的“政策钟摆”魔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