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最早解决“非人类创作者利益保护”的是英国，英国可谓这一领域的立法先驱。英国早在《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简称CDPA 1988）中，就前瞻性地创造了“计算机生成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这一制度。它的本质就是确立“邻接权”。英国法律规定，在没有人类创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作品，其“作者”指定为“为创作作品作出必要安排的人”（ CDPA 1988第 9 条第 3 款：In the case of a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or artistic work which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author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person by whom the arrang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are undertaken.）英国虽然用了“版权（Copyright）”的名义，但在具体操作中把这个权利阉割了，也就是取消了署名权等“著作人格权”，并将保护期缩短为 50 年。这种“没有人格权、保护期短、保护投资”的特征，在法理上就是标准的“邻接权”模式。
所以，增设AI“邻接权”的制度构想并非无源之水。英国的CDPA 1988在全球率先通过缩短保护期、剥离人格权的方式，对无人类作者的计算机生成物进行了保护，埋下技术特许权的种子。而在当代生成式 AI 挑战版权的大变局之下，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学者们发表论文，系统性地论证了“邻接权”与 AI 生成物的天然契合度，并在大陆法系框架下将其系统性地定名为“AI 邻接权”保护模式。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邻接权”天然具备容纳新型数字财产的制度弹性，邻接权本就是版权法为了容纳“有投资、无独创”的新型传播技术而留出的制度口袋，将 AI 独立生成物纳入邻接权，也是对英国先驱立法经验在互联网时代最完美的法理转译。
随着生成式 AI 的爆发，这种“承认技术投资、给予有限保护”的邻接权与特别权利（Sui Generis）模式，也正成为欧盟等大陆法系国家破解 AI 确权僵局的最主流的跨国制度构想。欧盟在 1996 年通过了《数据库保护指令》，创设了全球首个数据库特别权利（Sui Generis Right）。这种权利完全不要求独创性，只要你“在资金、技术或人力上付出了实质性投资”，就保护你 15 年。欧洲许多知名版权学者，如欧洲知识产权研究所的专家们近年提出，应当复制当年保护数据库的成功经验，在欧盟层面增设一种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特别权利。其核心逻辑就是不和人类创作者抢夺“作者”圣冠，但给训练大模型的科技公司和输入提示词的组织一种投资保护权。
2023 年下半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所有者与知识产权专业组织——国际商标协会（INTA）发布了重磅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全球多数司法管辖区重申“无人类作者即无版权”的背景下，大模型研发的巨额资金亟需一种全新的保护路径。报告首次在国际产业层面提出，利用“邻接权”或创设“特别权利”作为过渡性制度，正成为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平衡资本投资与公共利益的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同时，享受了AI“邻接权”的保护，研发方与使用方就必须承担对AI 负责的终极义务。侵权行为发生时，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也就更容易确认。
总而言之，超越传统人本主义单一视角，增设 AI“邻接权”，并非是人类对机器的妥协，而是版权法在算法时代为了保护人类整体创新生态，进行的一场最务实的制度自救。
然而，即便通过“邻接权”安抚了技术资本，坚持AI不可成为作者，现行《著作权法》对“独创性表达”的认定依然面临着深层的解构与挑战。传统上，表达的独创性通过人类挥毫泼墨或敲击键盘来直观体现；但在 AI 时代，当人类隐身于提示词之后，由算法接管实质性表达时，究竟多长的提示词、多复杂的交互才算拥有了个性化意志？这根量化的红线，法律至今尚无明确标准，导致司法裁判在“思想”与“表达”的划界上实际很模糊。更隐蔽的危机在于，AI 大模型在输入端解构了海量版权作品，在输出端则通过风格与笔触的熔炼式重组，洗练出看似全新的内容。这种技术化、生态化的“隐性数据侵权”，让现行的证据规则在庞大的算法黑盒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法律的滞后性是其作为社会规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法律追求稳定，而社会追求变化，这两者之间天然存在“时间差”。在AI与著作权领域，这种“时间差”导致了巨大的法律实践争议，也提出了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早已超越了法律和法理的范畴。站在更高的维度注视技术革命时，就会发现，AI与著作权的冲突，只是这场时代巨变的冰山一角。AI终将与人类共同开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