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18时，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迅速冲上微博热搜排行榜第一，20小时后依然第一。网民中留言最多的是：“人民的好总理”、“人民永远怀念您！”、“一路走好”、“永垂不朽！”，笔者朋友圈也刷屏转发讣告，可见民心向背。
讣告语句 耐人寻味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副国级以上官员的讣告实质是中共中央的结论，一旦写入成文，就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官方立场，今后再改变就很难。政治局常委讣告的结构模板一样，套话雷同甚多，微妙差别却耐人寻味。
朱镕基讣告第二段中，最突出、最特别的经历是，“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57年“反右”运动，29岁朱镕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秘书，兼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学历高、起点高、水平高。受组织引诱，向党交心，发言3分钟，提了些中肯的意见，1958年1月被划为“右派”，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大好年华和抱负荒废，直到1978年才恢复党籍，1979年升任处长。
他多次公开提及这段经历，多次表白对党的忠诚。例如，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投票选市长前讲话，“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又如，2001年6月5日，他回母校清华作形势报告说，“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即使如此，酝酿他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工作期间，还有元老顾虑他因此对中共有怨恨、翻老账，亲自面谈考察后才放心、放行。
朱镕基讣告第三段评价其“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实质也是自我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李鹏讣告没有类似表述。
政治局常委讣告倒数第二段通常政治套话堆积，而且是新旧套话汇集。朱镕基讣告却比李鹏讣告多了一句：“化悲痛为力量”。
迎难而上 改革猛将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三大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其中计划经济被视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十年、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付出沉重代价后证明，计划经济反人性、反科学，是致命的自负，成为通往奴役之路。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是颠覆。邓小平的治国总方针，中共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朱镕基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非常熟悉计划经济，历经文革等接二连三的浩劫，和邓小平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都有清醒的自我反省。一方面坚决维护中共执政地位，一方面坚定推行市场经济，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通过经济增长、民生改善获得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朱镕基仕途最关键的转折是1987年任上海市长，终于有展现才华的舞台，1989年代理市委书记。徐匡迪回忆，1991年初，他随市委书记朱镕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专业地解释“可转换债券”。在回国的飞机上，朱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徐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朱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朱镕基到上海工作，首先解决民生，提出“要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事”，即菜篮子、交通、住房。当时上海市民人均住房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不少，他一年开了12次专题会，发动市民参加房改方案讨论，走访棚户区体察民情，发表电视讲话，力推住房制度改革。1988年，上海批租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幅商业地块，成为中国首次公开向国际招标批地。朱镕基逝世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Facebook发文说，自己曾在朱镕基领导下参与上海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是我毕生荣幸”。
他在上海期间，最大政绩是实现浦东开发。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朱镕基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2月离开上海时，对送行的朱镕基说：“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回到北京后，向政治局常委做了工作。浦东开发随即切入快车道，3月上海向中央提交浦东开发的报告，4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棋筋”占得，满盘皆活，上海发展焕然一新，坐稳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龙头”。
他在上海期间，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事件是“皇甫平”四论。按照他的指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系列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思想观点。社论发表前，曾送邓小平审阅，外界知之极少。在当时沉闷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迅速引起全国轰动，以致北京派人来沪了解“皇甫平”的背景和意图，还受到不少“左棍”的上纲上线批判。他调到北京后，告诉来访的吴敬琏，皇甫平文章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据说，朱镕基有个思想颇为解放的观点，“只要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颇得邓小平欣赏。相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可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1.0版”。后辈如有出息，往前再进一步，让现在执政的党继续执政（党名、指导思想并非关键），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版”。政改难乎其难，绝无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应脱离现实。
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纷起，中国经济陷入低谷，改革开放面临夭折危机，士气萎靡不振。邓小平破格提拔朱镕基（中央候补委员直升三级任政治局常委），原因有二：既是慧眼识英才，也是时势造英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朱镕基这样破釜沉舟的改革闯将、猛将，捍卫改革开放路线，制止左倾复辟倒车，打开经济发展新局面。
朱镕基任总理、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最大政绩都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11月15日上午，中美第25轮谈判进入最后一天冲刺，仍然有七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美方代表团威胁称，已订次日回国机票。朱镕基未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亲自与美国人谈判。美方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都说“我同意”。贸易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朱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提出，“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五分钟之后，美方同意让步。当天下午，中美签署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扫清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现在回顾，没有江泽民的信任授权，没有两人高瞻远瞩、默契合作，就没有中国加入WTO。这个战略时机稍纵即逝，如果此轮谈判失败，中国加入WTO至少拖延五年、复兴至少推迟十年。2000年是美国大选年，期间攻击中国、展示强硬向来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标配，政治氛围不允许美方有任何让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是否谈判、如何要价未知，熟悉情况、内部博弈也有个漫长过程；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战争，并持续多年。
如今美国政治精英后悔莫及，认为允许中国加入WTO，是扼制中国最大的失误。曾经设想的经济全球化会同化、促成中国和平演变没有出现，反而中国以大开放倒逼大改革，为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综合国力迅速增强。钱其琛副总理当年借用李白名诗《早发白帝城》形象地描述，“轻舟已过万重山。”
朱镕基任总理的第二大政绩是分税制改革，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大一统”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彼时中央财政匮乏，已严重威胁政权运行和稳定。1993年9月，他带领60多人的团队，从海南、广东开始自南向北推进，赴各省说服、动员和协调实施分税制。
国有企业只适合纯公共产品，否则会带来严重的低效、浪费甚至腐败，这基本上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常识。大规模国企改革必然导致数千万员工失业，严重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也只有朱镕基敢大刀阔斧“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实现政企分离、改制上市。
朱镕基推动建国50年最生猛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实现部委编制、人员减半。为此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因过度疲劳，久坐后站起来都困难。部长们基于部门利益、本位主义，都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都强调本部门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主动表示本部门该撤。唯有一人例外，即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他曾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多年，因在重大事件中投弃权票被免职，当然不稀罕一个部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各地头脑发热，经济过热，股市、房市出现严重泡沫，通货膨胀面临失控风险。朱镕基顶着压力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平息股票热和房地产热，清理企业“三角债”，大力推行金融改革，剥离不良资产，银行改制上市。很多地方诸侯颇有意见，邓小平依然力挺，他希望开快车，但绝不希望翻车。1993年，朱镕基为整顿金融秩序，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立即命令全国银行行长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否则“严惩不贷”。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实现“软着陆”，中国也避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他在中央工作期间，股民有句戏言，中国股市没有牛市、熊市，只有“朱”（猪）市。1996年秋，沪深股市一路暴涨，按照朱镕基指示，《人民日报》12月1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严厉警告“暴涨必暴落”，“投资者对此（按：政府救市）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股市应声暴跌，也避免了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暴跌。
爱憎分明 至情至性
古今中外，皇帝、宰相平庸者居多，能干者稀少，这符合正态分布。中共建国以来，最能干的总理当属周恩来，几乎无争议；第二能干的总理就见仁见智了，笔者浅见，两个最出彩的候选人是赵紫阳、朱镕基。朱镕基经历坎坷，爱憎分明，一贯本色，至情至性，至大至刚，典型的官场异类。
1998年3月17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后，全国人大代表爆发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一再打断大会执行主席试图推进程序的努力，以此表达认可。掌声停歇，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与会代表躬身致谢。他即将70岁高龄，可惜反右、文革耽误，如果早十年“拜相”，对国家贡献更大。
2002年12月9日，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出席和讲话后，与会的正部级高官纷纷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持续约两分钟，以此表达敬意。他眼眶有点湿润，双手合十致意，场景感人至深。
他任总理每年召开记者招待会，都是各界期待、万人空巷、好评如潮，这在共产党国家极其罕见。1998年3月18日首次记者会上，他发表著名的就职宣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场中国记者鼓掌，外国记者也鼓掌。
但在后期记者会上，也流露出无奈。被问及希望卸任后获得怎样的评价，他回答：“我只希望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接着说：“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总理年度记者招待会干脆取消，中国少了一个开放透明、沟通引导的重要窗口。
1998年夏长江发生特大洪灾，江西主要官员事先夸海口称，九江大堤“固若金汤”，结果打脸，竟然决堤。朱镕基视察时，发现防洪堤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的钢筋细小如面条，有的没有钢筋，当场怒斥这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湖北荆江大堤面临更严峻的洪水考验，政治局决议授权前线指挥的分管农业、防汛副总理温家宝决定是否分洪，温家宝征求专家意见后，决定不分洪，大堤守住、武汉未淹，立下头功。温家宝事后说，如果荆江大堤决堤，水淹武汉，他就“投江”谢罪。9月4日，江泽民特意选择九江大堤而非荆江大堤发表总结讲话，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以此安抚江西。从这个故事中，可看出江、朱、温的为人、处事、性情的区别。
朱镕基的口才一流，在昏昏欲睡、死气沉沉的官场流行话术体系中，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一振，辨识度极高。坐江山太久，不少官员太懒了，基本功能退化，被文山会海淹没，人浮于事，不思进取。如同废物一样，脖子上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连个主持词都需要笔杆子写好后照念。脱离了讲话稿，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很少会用群众的思维和语言，与群众打交道。
朱镕基的真诚和幽默不仅打动同胞，还打动很多外国人，1999年4月访美就刮起“朱旋风”。面对外国媒体各种刁钻的问题，他妙语连珠、游刃有余，在中国高官中罕见。例如，听西方歌剧“只想打瞌睡”；针对克林顿说中国只有20多件核武器，美国有6000多件，回应“中国是不是有20多件核武器，我确确实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克林顿总统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针对中美关系的矛盾，提出“诤友才是挚友”，在白宫致词最后用英文说，“我爱中国人民，我爱美国人民”；告诉美国记者“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想来（访美）”，因为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New Face（新面孔）将要变成一个Blood Face（头破血流）啊”。
1996年底，他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话剧《商鞅》，为改革家的车裂命运而潸然泪下。在东盟“10+3”会议上，他见到以“彻底改革派”政见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一郎，惺惺相惜。了解这个背景，就不难了解他逝世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方致唁函，“对朱镕基原总理为日中关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日本驻华大使馆迅速下半旗致哀。
2009年至2013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先后问世，销量累计高达800余万册。他陆续捐出全部版税4000多万元，本人不经手，由出版社转交给他创办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师生等公益活动。
英雄迟暮 有心无力
毋庸讳言，朱镕基有不少争议和不足。自我批评时承认，“性情很急躁”，“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他任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破例兼央行行长，对国务委员、原央行行长严厉批评。坊间传言他事后登门向行长道歉，说明他虽然会伤害人，但明是非、知进退、够坦荡。
尽管要求和批评官员严厉，他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仍然明确“部长手中要有一把米”。这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尊重，更是对人性和制度、传统和现实的尊重。上级不掌握一定的资源（包括权力、金钱、项目等），很难有地位，很容易被忽视，不能高估人性的平均道德素质。
他力推的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初建，更无足够财力支撑，导致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为生存挣扎，一代人承受数代人的痛苦，有怨气和怨言很正常。笔者无论在哪里，打车时喜欢和司机闲聊，话题广泛，这是随机了解民意的一个很好窗口。至今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打摩的，司机为下岗的国企员工，气愤地说：“朱镕基逼我们早点死。”
他力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部委表面上完成减编、减人一半的任务，当时就有部委公务员质疑成效。一些分流的公务员去考研究生，教育部开设单独录取通道，有些人读书还是单位掏钱，毕业后又回原单位工作，高校应届毕业生做梦都想不到这种“特权”待遇。机构继续膨胀，改革流于形式。
性格就是双刃剑，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就是其缺陷，修炼到炉火纯青、收放自如的已非人。笔者在某银行总行实习时，有位处长闲谈，坦率提及朱镕基的两个缺陷：一、喜欢口头表达能力强，重用了一些夸夸其谈的人（按：当时朱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已被捕）；二、擅长经济，过于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
罗小朋在《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献给2012和中共18大》长文中，只尊赵紫阳，对改革开放以来总书记、其他总理批评居多。虽然肯定了朱镕基“既有魄力也有能力，尤其善用行政权威调控经济”，更多还是批评。例如，批评朱镕基在税改的第一回合，做出了不应该的妥协：1993年未过，就同意以当年实绩为基数，导致以广东为首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个虚增财税收入的热潮；1994年初，朱镕基认识到了自己失误的严重后果，以强制性手段迫使地方与中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霸王合同”，一些财税收入大省1994年后对中央的上缴收入必须确保以超过18%的年率增长。
又如，批评“朱镕基不懂农业，又自以为是，铸成许多大错”，实施“灾难性的农业和农村政策”。1994年粮价突然暴涨，朱镕基下令各省增加政府库存，打击私人贩运，这反而推高了粮食市场价格，恶化了通胀；又进一步迫使粮食输入省份提高自给，强迫发达地区农民种粮，从而导致产粮大省农民卖粮难的荒唐局面。
1998年粮改“更充分地反映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造成大量无法消化的政府库存”和“财政损失”。朱镕基对类似批评在清华隔空回应，后文介绍。罗小朋还认为，“朱对洋人和海外学者颇迷信，暗中从一些海外学者那里获取建议”；“朱镕基至今对批评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
朱镕基上任之初，雄心万丈，勇往直前；离任前夕，难免泄气，英雄迟暮，心气不足。当年舆论有一种声音：朱镕基担任总理政绩不如副总理时大。《亚洲华尔街日报》就在社论中指出，任总理四年后的朱镕基，“已在官僚体制的窒息下失去了改革者的雄心和激情”；承诺要完成的“三个到位”中的前两项，即三年内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两年内让金融体系摆脱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化，都没有实现。
朱镕基任副总理、总理出现的问题，不能全部算在他的账上，也有体制上的缺陷，有心无力。他刚到中央任副总理时，根基不稳，受到某种程度的冷遇，分工只是边缘化的生产工作。直到十四届一中全会升任政治局常委，才进入权力核心。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知晓，领导中国经济不是国务院，而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2018年机构改革后称中央财经委员会），总理未必能掌控经济实权。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赵紫阳因此以总理身份掌握经济大权。胡耀邦曾干预经济工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听取国务院部长们（通常兼部委党组书记）汇报工作，被中共元老批评和制止。很快政治局势逆转，江泽民1989年任总书记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此后的总书记也都兼这一职务，成为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者；总理权力缩水，不再掌管中国经济，而是成为最高执行者。
还有一个微妙的干扰因素是，那个年代元老干政时有发生。更悲剧的是其他元老未必有邓小平的眼光和魄力，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也远不如邓小平，甚至有人还拖后退。以前文提到的上海浦东开发为例，邓小平1990年2月对朱镕基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1991年2月又对朱镕基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与深圳改革开放的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相比，上海当时显得老气横秋、瞻前顾后，浦东开发酝酿多年而未决，这不能怪上海的干部。
1990年初，朱镕基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中央）。其实是先试探邓小平的态度，希望先争取邓小平的力挺。邓小平果然没有让朱镕基和上海失望，明确表态应该赶快给中央报，鼓励说“不用怕，报嘛”。2月17日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常委说：“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1992年南巡，邓小平还自责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其实，邓小平说的“江泽民从上海来”是次因、绝非主因，搞特区没有加上海压根就不是他的“大失误”。上世纪80年代初，四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能否成功，谁心理都没有底；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没有谁敢豪赌，一上阵就把身家性命押上，一旦失败中国经济崩盘，刚从文革走出来的执政党更是雪上加霜；何况党内重量级元老有分歧，而他对上海和经济的发言权也很大，邓小平并没有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分量。
水木清华 春风化雨
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47级高材生，曾任校学生会主席。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应邀兼任创始院长，直到2001年辞职。他对清华的情感真挚深厚，清华师生对他的情感真挚敬重。相当长一段时间，清华经管不少学生带着自豪戏称为“总理门生”。
一位清华老师告诉笔者，清华成立公共管理学院之际，曾考虑邀请胡锦涛（按：清华水利工程系1959级高材生）兼任创始院长，胡锦涛婉拒且推荐清华校友、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兼任。一旦如愿，清华公管的学生也会带着自豪戏称为“总书记门生”。
朱镕基任院长后，一个月来经管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重大问题。调任上海市长没有提出辞职，而是对其他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说情况就行了。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好多大学请他当院长，他表示，只兼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其他一概免了。
他对官员以严厉著称，但对学生有说有笑，通情达理，而且关爱有加。清华经管学院干部研究生班有一位来自重庆钟表公司的学生，读的是全脱产在职研究生，原单位没有按规定给他发工资，反而以他全脱产学习为由不发工资。这哥们也是个聪明人，万般无奈之下，写信向朱院长吐槽：“我只是想和您说说这件事，不指望您能帮多大忙，因为您在北京，我在重庆，这事儿您肯定是管不着。”朱院长看了这封信后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我还真是帮得了忙。”果然，他找重庆的有关人士协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1991年4月，清华80周年校庆，也是朱镕基从电机系毕业40周年。他用毛笔工整地写下十六个字：“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以此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与眷恋。
1992年4月，清华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庆祝成立60周年。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在清华念书时的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先生，至今还记得章先生说的“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2001年4月，清华90周年校庆，尽管时任总理、国家副主席都是清华毕业，校庆规格也不能和三年前北大百年校庆比肩，但清华没有吃亏，得到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的力度很大。6月5日，朱镕基来清华作形势报告，深情地说：“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用自己的感悟诠释了清华精神：“追求完美”，认为清华具有民主、科学、革命的传统，但还有一个“追求完美”的传统，勉励清华学子“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当然，这是朱镕基的一家之言，也有清华学子改了一字“追求完整”，追求“大写的人、真实的人、完整的人”。
2004年4月17日，清华经管学院20周年院庆，朱镕基在外地，提前发来亲笔贺信并赋诗一首。贺诗勉励师生“诚信为本，廉洁自赏。但求实效，不事空谈。殚精竭虑，完美是盼”。贺函勉励师生“务必志存高远，追求完美，自强不息，不达世界一流，誓不言休”；谦称自己“当时根本不知如何办学”，看到今天桃李满天下，“虽然自己出力不多，但感参与此建国兴邦之大业，实为我毕生光荣”。
2011年4月22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83岁朱镕基再次返回母校，先在人文社科图书馆与电机系1951届老同学相聚，又在经济管理学院与师生座谈。在经管院真情流露、真话不断，声称每晚“7点到7点半必看中央电视台，看它胡说些什么”，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国引领世界汽车业是“狗屁”（按：如今电动汽车终于实现弯道超车）；炮轰中国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都是空话”；反驳当年制定分税制政策令地方财政困难的说法“无知透顶”，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其中地方收入4万亿，中央返还3万多亿，“中央自己才1万多亿，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提出送给同学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也送当时流行的禁书《中国农民调查》，说“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引来很多对他的攻击，指责分税制让农民陷于贫穷（按：参见前文引述的罗小朋观点），“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
2014年4月26日，清华经管学院30周年院庆，朱镕基再次致贺信，鼓励“坚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追求完美，尽快把清华经管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为国家振兴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最后深情表示：“作为一个清华人，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注：作者是独立评论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