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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博弈论

奥德赛的真正遗产:宾主法则与古典博弈智慧

徐瑾:对比荷马时代,现代看似不同,却依旧需要追问宾主法则早就回答过的问题:没有边界的开放,是否等同于善意?没有对等的包容,是否会滑向放纵?

因为电影,《奥德赛》又火了。

和“奥德赛时间”一样,对电影《奥德赛》的庸常解读往往流于表面,甚至将奥德赛如苏东坡一样,打包进中产小清新的止疼贴,却不知道,其背后忽略了人类博弈的基本法则,一些我们已经忘却经久弥新的古典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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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之后,朋友圈里的解读铺天盖地。

大多数人谈流浪,谈漂泊,谈一个中年男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家的故事。有人从中读出了治愈,有人读出了坚韧,有人读出了某种中产式的人生哲学,或者强行提升到基督教的救赎概念——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总要保留一点“在路上”的精神,借此麻痹一些牛马生活,给一些生活是旷野的出逃联想。

这些解读并非错误,但它们都停在了表面。导演诺兰在谈及这部史诗时,他告诉媒体,“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Treat people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他称之为“宙斯定律”。古希腊宾主法则(Xenia)定为整部《奥德赛》改编的绝对核心,电影里直接简化命名为宙斯的律法(Zeus's Law),所有人物冲突、悲剧、文明崩塌、奥德修斯的漂泊与复仇,全部围绕这条法则展开。

诺兰本人的这个切入角度,比大多数解读其实更为本质。它触及了整部作品最深的伦理内核,而这个内核,在过去甚至今天的解读语境中都是被遮蔽的一环。为什么在过去《奥德赛》解读中,更多强调流浪故事或者王者归来,却会漏掉故事主线背后的宾主法则?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或者偏见:中国引入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侧重人文视角,而往往忽略其宗教与制度基础。我们能接受“英雄的漂泊”,能接受“智慧对抗命运”,却很少去追问:这套故事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善恶的判断?谁在审判独眼巨人,谁在审判求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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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主法则是什么?难道就是善待客人的礼貌?不少人听到这一法则,往往只能联想到《权力的游戏》中血色婚礼。

首先,宾主法则首先基于宗教因素。在古典世界,宙斯一个化身是“客旅神”(Zeus Xenios)。古希腊人相信,宙斯会亲自庇护所有异乡的漂泊者,任何怠慢陌生人的行为,都等同于亵渎神明。因此善待陌生人,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行为,而非世俗礼貌。

更重要的是,宾主法则更是一种社会契约。要真正理解Xenia,必须回到荷马史诗诞生的那个世界。不少人谈荷马,起头就说这是希腊的繁盛时代,事实上,荷马的时代正值迈锡尼王权崩溃之后的碎片化时期,虽已进入复苏,但远未达到日后城邦文明的繁荣。

此刻的希腊,没有统一政权,没有成文法律,各个岛屿和部落高度分散。人们需要出海、贸易、逃难、远征,却面对着一个根本性的困境:一旦离开自己的族群,陌生人相遇,凭什么相信对方不会杀你、抢你?

用现代语言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司法体系的世界,人们是如何走出“囚徒困境”的?答案正在《奥德赛》里。

奥德修斯流浪的每一站,几乎都是一场宾主法则的测验。史诗第一卷,忒勒马科斯见到一位陌生访客,二话不说先请入座、设宴款待,“欢迎你,陌生的客人。先享用宴席,待吃饱之后,再告知我们你的来意。”主人不问来历,先款待,后询问,这是宾主法则最基本的礼法。独眼巨人拒绝待客礼法,吃掉了船员,最终失去了眼睛;墨涅拉俄斯接待来客时说了一句话,是宾主法则作为互惠博弈最朴素的古典表达:“别忘了,抵家之前,我俩也曾领受众多陌生人的盛情款待。但愿宙斯不再让我们承受这般苦愁。去吧,为来客宽卸马匹,引他们进屋宴饮。”当求婚者以“客人”身份住在奥德修斯家中,却耗尽王宫财富,羞辱女主人,可谓双重背叛规则,招致屠杀。

某种程度上,宾主法则是古典时代的最高法则,人物的命运看似随机,其实都根源于他们对于异乡人的态度而定。古典学者M.I.芬利在《奥德修斯的世界》中指出,在那个没有统一律法、部族壁垒林立的时代,宾主法则是唯一能跨岛屿、跨部落通行的社会契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礼法绝非单向的好客,权责是双向绑定的。主人有义务安顿来客、提供庇护;客人同样受严苛约束:不可觊觎主人家产与家眷,不能无度消耗对方积蓄,临别还需奉上回礼作为酬答。它不只是人情往来,更是神圣契约。一旦有人背弃规矩,双重惩罚会随之而来:一面是客旅神宙斯降下神罚,另一面则是被整个跨地域的客友网络永久隔绝,等于彻底失去远行在外的生存依仗。

可以说,在苍茫时代中,文明一灯如豆,宾主法则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博弈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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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宾主法则,诺兰的理解更类似“己所欲,施于人”,这其实更类似一种现代化的理解。

传统的宾主法则,体现一种古典主义伦理,更接近的原则应该是,你不希望别人如何对你,你就不要如何对别人。这种伦理是在普世主义诞生之前的法则,类似孔子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用学者塔勒布的视角,这其实是一种负向伦理,核心是约束自我、禁止伤害,只划定行为底线,不主动干预他人选择。区分什么人受到保护、什么人不受保护,这种区分不是冷酷,而是务实。正是这种有边界的对等原则,让无数次可能演变为掠夺的相遇,变成了贸易和合作的起点。这种对等逻辑,甚至在国家之间同样适用,古典时代的外交伦理之一就是强者需以对待自身的方式对待弱者,合作才能从对抗中生长出来。

与负向伦理对应的,对应着正向伦理,即“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出自基督教《马太福音》的爱邻如己,是主动行善、向外输出自己认可的“善”。这种观点更类似诺兰的理解,看似比起负向伦理更宏大,经过现代性的普世主义又被放大,将爱与善比及所有人——看似博爱,但是也可能变成一种观念绑架。每个人的好恶完全不同,即经济学所谓偏好不同,如果一味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哪怕是自以为是善意,极容易变成干涉甚至越界。

从这个意义,负向约束在现实世界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人性而言,大家本能地躲避风险,甚至超过我们寻求有利的动机。对比正向约束的积极导向,负向约束更多划出一条底线,而非一种理想。正是这条底线,让地中海世界的陌生人得以相遇,得以贸易,得以合作。

正向约束看似比负向约束更正面更光明,但将投射到现实,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另一个问题:书本上的伟大理念,在现实中往往碰壁,甚至引发灾难。陌生人之间的链接,只能依靠空洞的口号和理念。甚至某些语境下,普世主义走向极端时,其排除异己的逻辑与民族主义形成了某种吊诡的相似——都以“善意”之名划定边界,只不过前者以理念为界,后者以血缘为界;边界之内是自己人,边界之外是外人甚至敌人。

现代性放大了正向伦理,诺兰的电影及其引发的争议也放大这一盲区。他在宣传期多次提到,宾主法则是“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并将其视为“支撑现代文明的相互尊重法则”。这个表述几乎可以直接对应基督教的爱邻如己法则——而荷马时代的宾主法则,本是一种有边界、有对等义务的契约,而非无差别的普世善意。

围绕诺兰以及电影等诠释,古典学者之间已经展开不少争议。电影作为影视美学,伦理叙事必然简化,这本来就是艺术艺术化转译。抛开学究化的讨论,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古典时代的遗产,如何能给当下启发。确实,当古典的宾主法则被翻译成现代话语时,它“有边界、有惩罚”的契约内核,很容易被“善意”“尊重”“悔过”“救赎”这类普世词汇所稀释——而这种稀释本身,恰恰值得警惕。

*

诺兰强调《奥德赛》其实一个关于崩溃的故事——与我们惯常认知相反,人类文明不会只有进步主义的单项曲线,文明的崩溃其实是常态。从荷马到今天,我们歌颂英雄的黄金时代,无非是因为无法直面当下的乏味无趣。

人类的天性有竞争一面,也有合作一面,这其实也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否则文明要么在僵化中死去,要么在堕落中被征服。从生物学而言,人也是动物,无非是一簇簇自私基因的产品。经典进化论往往强调人类进步依赖于优胜劣汰,但如果只有高度竞争,那么人类即使赢过其他物种,也会在内部自我崩溃。

那么人类社会如何在自私的竞争中合作呢?某种意义上,人类可以是天然的合作者,合作不仅是理性计算的结果,更是进化筛选出的生存策略。学者马丁•诺瓦克的研究指出,合作是进化的第三大原理(与突变和选择并列),通过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选择、多层级选择和亲缘选择五大机制演化而来。

如果缺乏惩罚机制,合作无法持续存在。合作在社会网络的持续存在,关键之一在于利他惩罚者的存在,也就是当有人不守规则之际,会遭遇惩罚,即使这样的惩罚对于实施惩罚者并无直接好处。从群体角度而言,人类是超级合作者,否则文明无法生存壮大,但同时,文明内在的脆弱的甚至自毁也说明,没有惩罚机制的合作无法长久,缺失明确惩罚的文明难以迭代。

古典学者如何看,也许无关紧要,就像奥德修斯是否内心悔过也无改故事的终局。

毕竟,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深陷各种话语陷阱与碎片之中,我们无法一一辩驳,也许应该适度回到古典主义的路径,通过行动来识别,通过经验来判断,谁是勇敢的,谁是怯弱的,谁是高尚的,谁是卑下的,谁是浮花浪蕊,谁才是长期主义的。

在古典主义的时代,对等性是最高原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是狭隘,而是在一个部落邦国林立时代能够维持的基本法则,有债必偿不仅是惩罚的法则,也是合作的前提。如今的时代,看似进步,普世主义与救赎观念洗礼之下,人人似乎以宽容作为最高法则,却不知如果给不宽容以宽容,给不自由以自由,其实是一种放纵,也是一种自毁。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在一个小的团体中,极端派哪怕仅占人群少数,往往也能左右议题,甚至控制最终事态走向以及最终结局。这也是因为,多数人属于中间派,其实是摇摆的、无原则的、或者无差别宽容的,这看似无害,但他们随时会改变立场,随时导向任何一方,但是恰恰是这种看似无害而宽容的中间派,为极端主义的出炉添砖加瓦。

在宏观层面,普世主义的泛滥往往给少数极端行为者创造了空间——当所有人都宣称爱所有人、对所有人开放时,那些不遵守互惠原则的人反而可以大肆获益。在微观层面,个人善意如果缺乏对等意识,同样会成为被消耗的资源,造成各类搭便车者,甚至公地悲剧。

生物学家E.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有一句话值得反复咀嚼:“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在群体之间,利他群体胜出。”所谓理他群体,就是那种拥有执行理他惩罚个体与规则的群体。这个双层逻辑意味着,合作不是无条件的慷慨,而是有选择的、有边界的互惠。

无论你是否认同威尔逊,你都首先要区分谁值得合作。这不是冷酷,这是对等博弈的基本逻辑,也是Xenia这套古典制度的核心智慧:你可以善待陌生人,但前提是对方也遵守同一套规则。一旦对方践踏规则,宙斯会降下惩罚——用现代语言说,是声誉网络的集体制裁,是合作关系的永久终止。

由此可见,古典智慧与现代性之间最深的裂痕,在于对“规则”与“情感”的排序。现代人习惯以“共情”作为道德的起点,相信只要人与人之间有了理解与善意,冲突就会自然消弭。但Xenia的逻辑恰恰相反:它先建立一套冷峻的规则——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各自有何权利与义务——然后才在规则框架内发展信任。这是一种“先结构、后情感”的秩序观。它承认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永恒面向,不奢求每个人都是道德圣人,只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越界的代价。在这一点上,宾主法则与当代的制度设计理念遥相呼应:好的制度,从不高估人的善,从不低估人的恶。

这里的深层智慧在于:宾主法则提供的不是乌托邦式的“大同世界”,而是一种“可执行的秩序”。它不要求你爱你的敌人,只要求你识别敌人与客人;它不追求消灭冲突,而是追求让冲突变得可以预期、可以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宾主法则既是盾牌——保护那些愿意遵守规则的人,也是利剑——惩罚那些试图破坏规则的人。它承认人性的自私,但通过制度设计,将自私引导向互惠。这是古典世界留给现代文明最被低估的一份遗产:真正的合作,从不建立在对他者品德的盲目信任上,而是建立在违约成本的清晰可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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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宾主法则如何帮助古典世界走出“陌生人相遇”的囚徒困境时,就不得不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毕生追问的问题,与三千年前的荷马惊人地相似:在没有外部强制权威的情况下,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实现持久的合作?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依靠政府,甚至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如此;但是奥斯特罗姆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无数社群在没有政府介入、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通过自组织实现了长期的可持续合作,也就是她所谓“第三条道路”。

在大政府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大家似乎已经无法想象缺乏强大中央政府,如何构建社群的自我管理,但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却给予了一些启发,如清晰的边界、适应当地条件的规则、集体决策参与、有效监督、分级制裁、低成本冲突解决机制、上级权威对自治的认可、多层级嵌套组织等原则。事实上,这可以在宾主法则的制度框架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对应: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边界清晰);款待与回礼的义务(规则适应地方习俗);客旅神宙斯的监督与声誉网络的制裁(有效监督与分级制裁);违背宾主法则者被整个客友网络永久隔绝(制裁机制)。

延续奥斯特鲁姆的思路,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则为宾主法则找到共鸣。宾主法则是希腊世界的自发秩序,不是任何王侯或者圣贤的涉及。它没有也不需要被被写成法典,却被铭刻在每个人的行为预期中——因为违背它的人,多数注定在地中海的波涛中消失了。

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知识必然带有地方特色或者经验特色,宾主法则也是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当我们谈论宾主法则时候,应该回到历史现场与制度情景,避免将其一刀切“普世化”,避免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替代具体的制度经验。宾主法则这种“有边界的互惠”,或许比任何普世主义的热情宣言都更深刻地回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陌生人之间,如何可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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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荷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看似截然不同,却面临着同样本质的追问。

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普世价值、强调开放与包容的时代。技术的进步让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从未如此轻易,AI时代的协作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然而,越是如此,我们越要追问一个宾主法则早就回答过的问题:没有边界的开放,是否等同于善意?没有对等的包容,是否会滑向放纵?

当我们宣称爱所有人时,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最应该爱的人没有足够的认真甚至歧视;当一切都被允许时,真正的合作反而失去了立足之地。极端的普世主义,有时恰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提供了搭便车的温床——他们享用着规则带来的好处,却拒绝承担规则要求的义务。这是浪漫乐观的自由主义时代无处不在的陷阱,也是宾主法则说极力避免的困境,也是我们正在重蹈的覆辙。

《奥德赛》里的宾主法则,不是一个关于流浪与归家的温情故事的附注,而是整部史诗的伦理骨架,更是人类走出部落的关键一步,还蕴含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博弈智慧。荷马用3000年前的语言告诉我们:在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发展出跨越族群、种族、语言的合作秩序的——不是靠模糊的善意,而是靠清晰的边界;不是靠无差别的爱,而是靠有选择的互惠。

那个世界的答案,并非让我们退回古而是提醒我们:文明的韧性,从来不在于它能包容多少,而在于它能捍卫什么。当我们将“宽容”变成唯一信条时,我们失去的不是传统,而是辨别敌友、区分善恶的能力。而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补上的一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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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经济人

知名青年经济学者,货币三部曲作者。FT中文网经济主编,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 徐瑾近年出版《软阶层》《货币三部曲》《徐瑾经济学思维课》等书,连续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白银帝国》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获《华尔街日报》《亚洲书评》等权威媒体好评推荐。 微信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 读者微信号:xuji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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