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许允被“徙边”后，阮氏并未借机与其离婚，以求自保。不久许允去世，阮氏独自抚养两子许奇、许猛——在失去战友的情况下，她还需要继续战斗，支撑过艰困的岁月，为这个残破的家庭。
当时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有一些名士被害。而司马氏对许允的儿子也不放心，甚至派钟会来“探视”。阮氏教其两子如何应对钟会，而后者也未发现可疑之处。于是他们得以免祸。
许奇后任司隶校尉，而许猛则任幽州刺史。他们都被视为“有治理才学”。许猛甚至被赞为“礼乐儒雅，当时最优”（《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晋诸公赞》）——可见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包括家教）。而这些也从特定方面体现出阮氏作为战友的价值，那就是完成丈夫的遗愿。
就婚姻观而言，许允在新婚时能迅速“改过”——改正其失礼，他本质上还是重德而轻色的。阮氏则重德而轻财，她其实认可许允的德行。两人匹配正在于此，而非郎才女貌，也非郎才女财、郎财女貌、郎财女财、郎貌女财之类。许允与阮氏提供了古代“战友式婚姻”的典范。
赵昂与妻王氏
三国时期还能找到另一“战友式婚姻”的范例。赵昂为天水（汉阳）人，其妻为王异。与曹操对抗的猛将马超攻冀城时，赵昂夫妇都在城中。王异帮助赵昂从事守备，又脱下“所佩环、黼黻”以奖赏战士（《三国志》卷二五《杨阜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可见，她在战斗期间并非躲于家中、担惊受怕，而是“挺身而出”，且不吝惜财物。
后来，刺史韦康降马超后被杀，而赵昂被劫持，其嫡子赵月也被送到汉中南郑，成为人质。
赵昂与杨阜等人密谋反对马超，但担心其子赵月的安危，心有不忍，于是谋及其妻。王异则果断地说：“忠义立于身，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女人决然舍弃其子，男人又岂能继续“优柔寡断”？这样，赵昂下定决心，与杨阜等一起，将反马超计划付诸实施。后来马超被逐出冀城，不过作为人质的赵月也被杀。
在关键时刻，王异促其丈夫做出决断，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比男人更勇于做出牺牲，尤其是牺牲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普通女人那样的“儿女情长”，但能做到“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参见《汉书•贾谊传》）。猛将马超后来的败亡，也与赵昂、王异夫妇舍子举义有重要关系。
三国时期其实也有这样的事例——在丈夫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妻子给其出“馊主意”，导致丈夫犹豫不决，最终未能摆脱灭亡。倘若彼时王异因爱其子而劝阻其夫，导致赵昂犹豫不决甚至放弃行动，其实后果难料。
阮氏比其夫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洞察力”，王氏则比其夫表现出更强的“政治决断力”。在动荡时代，她们都是其夫可贵的战友。
结语
《诗经•邶风•击鼓》中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可视为对“战友式婚姻”的一种刻画。中国目前处于价值观、婚姻观相对混乱的时期，但也是价值观、婚姻观悄然重整的时期。在“时代乱流”中，“战友式婚姻”非常值得关注。它以后是否会不断得到发展，影响越来越大，还需继续观察。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米兰大学、厦门大学博士后，都柏林大学访问学者，旅加时评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