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钱应该怎样花
中国目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都有类似的情况。法国和以色列是两个特例，通过长期、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把生育率稳定在了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为"钱到底该怎么花"这个问题，提供了两个几乎针锋相对、却又相互补充的样本。
法国是全球最早经历现代生育率下降的国家之一。1932年法国就把家庭补贴制度写进了法律，此后近一个世纪不间断地扩充。法国的家庭福利支出长期维持在GDP的3%以上，是经合组织国家里占比最高的之一。法国政策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普惠加多孩累进，补贴不跟收入或婚姻状态挂钩，只要抚养孩子就能申领，孩子越多补贴越高；二是现金和服务并重，除了直接现金补贴，还配套建立了覆盖率很高的公立托幼体系和较长的育儿假；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项承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都没被推倒重来，不管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执政，家庭政策的基本框架都被保留了下来。正是这种跨越政治周期的稳定性和可信度，让法国家庭在做生育决策时，能把国家支持当成一项可以长期依赖的确定性因素，而不是一次性的短期刺激。效果上，法国总和生育率在21世纪前二十年长期维持在1.8上下，明显高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邻国。不过法国的经验也提示了一个重要教训：生育率的回升是个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以年为单位的慢过程，中国如果要走这条路，得做好长期投入的心理准备，不能指望一两轮补贴就立竿见影。
以色列提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样本。它是目前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仍然显著高于更替水平的发达经济体——长期维持在2.9左右，是英、法的1.5倍以上，也是所有发达经济体里唯一一个人口结构还能自然维持增长的国家。
如果只看补贴金额，以色列其实并不算"大方"——按孩子数量分级发放的现金补贴，绝对金额远低于法国式的普惠现金补贴。以色列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把生育问题上升到了国家生存的高度。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全国只有80万人口，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当年就公开讲过，提高犹太人的生育率，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种"人口即国家安全"的叙事，被以色列政府持续讲了七十多年，早已从政治口号沉淀成了社会文化——再加上犹太教本身把生育视为一项宗教诫命，两股力量叠加，让生养孩子在以色列社会里变成了一种带有集体使命感的选择，而不只是个人家庭内部的决定。
在这种文化土壤之上，以色列的具体政策才真正发挥出了效果。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45岁以下女性的体外受精（IVF）等辅助生殖治疗提供近乎全额公共资助的国家，不分宗教民族，直到申请人生育两个孩子为止。它的学前和基础教育保障覆盖率也很高，学制天数明显长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实实在在降低了双职工家庭的养育时间成本。
以色列案例最重要的启示是：生育率的高低，并不完全是一道财政投入的算术题，社会文化、婚育观念、社区支持网络这些"非财政变量"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家庭和社区网络紧密、祖辈普遍深度参与孙辈抚养，这些因素跟政府在医疗、教育上的针对性投入相互叠加，才共同造就了以色列的高生育率——这也说明，光靠购房优惠这类纯粹的经济手段，未必能转化成足够强的生育意愿，政策得跟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的改善同步推进，才能真正见效。
对中国而言，以色列模式里最容易复制、也最容易在短期见效的一块，是大幅扩大不孕不育治疗的公共资助，把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或者专项补贴覆盖，相对于大规模现金转移支付而言，是一项成本可控、见效较快的方法。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很强的家庭和生育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类说法流传了几千年，如果能把生育支持和倡导，跟民族复兴这样的国家叙事结合起来，通过持续的宣传引导，未必不能起到类似以色列的效果——把生育从一件"划不划算"的个人经济决策，重新变成一件带有集体意义的事情。
结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主要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不仅表现在当下的需求缺口，也表现在对未来的预期。这种供需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人们当下消费和投资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进一步影响资产价格和经济的活力。影响供需平衡问题的因素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其中，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同时压低了当下的需求和对长期的预期。因此，通过刺激生育率来提振需求不仅可以短期奏效，也可以影响预期，解决长期问题。和其他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相比较，是个非常优秀的选项。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部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