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耶鲁大学(Yale)教职人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前主席,著有《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虚假叙事的交锋》(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
这能持续多久呢？这似乎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既违背历史规律也不符合逻辑，现代中国一直处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其历时之久，就算是最乐观者也是绝对想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在华尔街，你很快就会明白一条道理：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当中国不得不直面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时，最终可能也是如此。最新统计数字折射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3%，低于几个月前才确定的全年增长4.5%至5%目标范围的下限——本身目标就定得不高。不仅整体经济增长不理想，其庞大经济的结构还撕开了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
从今年年初直到年中，在中国经济的需求侧，唯一真正称得上强劲的只有出口——6月出口额同比增长27%。同期内的整体经济增长受到了由消费者驱动的零售销售仅小有增长（6月社会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和固定投资疲弱（上半年下降5.7%）的拖累。
虽说外部需求的韧性只是部分抵消了国内需求的疲弱——体现在工业生产同比仅增长5.3%——消费型经济的萎靡不振与生产型经济的强韧之间的对比真是再鲜明不过了。
失衡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前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就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平衡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引发了一场激烈论战。多项重大国内政策举措应运而生，包括旨在解决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共同富裕行动，为避免出现日本式生产力下滑而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应对房地产行业重大危机而采取的去杠杆化行动。虽然这些政策最终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但北京方面至少做了尝试，这是值得称许的。
自温家宝担任总理那个时期以来，我一直为中国消费拖后腿现象扼腕叹息。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消费政策方面的落实情况仍然令人泄气——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金方面缺少社会安全网改革——这种改革会促使家庭减少原本过量的预防性储蓄，提振非必需消费品需求。
在中国国内，对于消费在GDP中占比较低，有些人解释为跳跃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迅猛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中获得过大支持——不可避免会导致算术失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新定义“投资”，把用于改善人力及社会环境的资本都算在内。由这些观点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由投资引领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是其生产型经济的实质——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
这与习近平的观点极为契合，他支持的一项战略旨在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及国家竞争力，重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诸如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电动汽车及其他先进制造业。
但鉴于国内需求疲弱且越来越疲弱，生产型经济形成的过剩供应将大量涌向海外市场。结果，中国将因大力支持生产型经济造成外部影响而遭到外国严厉抵制。不只是美国，还有欧洲和全球南方，都可能更多地出台保护主义措施。
这是大有理由的。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左右。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到2030年，这个比例可能接近45%。这将与二战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高峰占比相当。但今天的中国与更早时候的工业大国之间存在一大差别：昔日那些国家的经济从国内消费者身上获得稳固的支持。
中国坚定地依赖于生产型经济模式不仅考验其自身经济的特色，也在考验全球经济的未来前景。中国对沉迷于廉价消费品的世界实在索取得太多了。不断加剧的失衡使美国及世界经济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它也可能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打击。它能持续多久呢？不会太久了。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