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我们这一代移民最大的目标，是在英国努力工作、站稳脚跟、享受生活。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仅靠个人奋斗，越来越不足以保障我们的未来。
作为新移民，我们学习英语，寻找工作，经营商店和餐馆，创办企业，缴税，养育下一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英国首先是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需要主动参与的公共社会。我们曾经相信，只要遵守法律、努力工作，就能够拥有稳定而幸福的未来。
这种信念正在受到冲击。
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到欧洲多国右翼政党壮大，再到改革党（Reform UK）在英国迅速崛起，以及更激进的右翼力量开始出现，移民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更令人不安的是，“移民”正在从一个人口身份，变成一个越来越负面的政治标签。
过去，我们主要被看作劳动力、纳税人和消费者；今天，我们正在成为政治竞争的对象。
英国目前约有1300万海外出生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早已是英国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却远未成为英国公共与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主流社会知道这个庞大群体存在，却很少真正了解我们是谁、如何生活、怎样理解英国，又为什么长期缺席公共生活。
过去，我们相信未来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受到公共政策、政治竞争和社会舆论的支配。如果我们继续缺席政治，关于我们未来的决定，就会越来越多地由敌视移民的力量作出。
很多人会说，移民并非没有组织。这当然没错。我们加入工会、商会、教会、清真寺、寺庙、同乡会和慈善机构，也有人加入工党、保守党或其他政党。我自己既加入了工党，也加入了新闻记者工会。但这些组织分别回应职业、商业、宗教、民族或政党认同，却很少承担另一项任务：帮助第一代移民理解英国民主社会如何运作，并逐渐进入公共与政治生活。
这或许正是英国今天最大的组织空白。而英国之所以能够不断演进，并不仅仅因为拥有悠久的议会传统，也因为每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总能逐渐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把新的社会力量纳入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工业革命创造了数百万现代工人。他们来自不同乡村，彼此陌生，却共享语言、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工业化带来的新生产关系。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工厂制度，单个工人几乎没有谈判能力，工会因此逐渐形成。
工会回应的不只是贫困，而是一个新时代。当旧有组织无法应对新的力量关系，新的组织便被历史逼了出来。今天，英国再次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但这一次，问题远比工业革命复杂。
19世纪，英国面对的主要是本国工人。今天，英国面对的是1300万成年后来到这里的第一代移民。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抵达英国之前，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化、社会经验和思维方式。有人来自成熟民主国家，也有人来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有人习惯参与公共事务，也有人从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生活。
因此，英国今天面对的不只是人口变化，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转型。
几十年来，英国一直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之上：第一代移民只要居住得足够久，就会自然理解民主社会，并自然进入公共生活。事实并非如此。
许多第一代移民知道如何寻找工作、经营企业、缴纳税款和养育子女，却不知道自己的议员是谁，不知道如何参与地方事务，也不知道如何把个人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在我创建的微信“破泡圈”里，这样的情况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这不是因为我们一概拒绝参与，而是因为英国公民生活从未被作为一种需要学习的生活方式，系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英国主流社会也很少意识到：成年人的政治观念、公共意识和生活习惯，不会因为在英国居住多年便自动改变。
长期以来，英国对第一代移民的要求其实很低：能够谋生、不违法、不制造麻烦，似乎已经足够。政府关注的是我们能否生活下去，却很少追问我们能否成为民主社会中有能力、有责任也有力量的公民。
一些国家从移民抵达之初便介入这一过程。芬兰等国把语言、社会制度和公民生活教育放在融入初期，希望新移民尽早建立对所在国家的公共认知。但英国已经错过了这个阶段。
它今天面对的，不只是刚刚入境、尚可通过统一课程加以引导的新移民，而是1300万已经在这里生活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成年人。我们已经就业、经商、买房、生育并养育下一代，同时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圈、信息来源和思维方式。
这意味着，英国现在需要处理的不是一项普通的移民融入政策，而是如何把一个已经成形、规模庞大、文化背景高度多元，却长期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的社会群体，重新连接进民主政治。这比工业革命时期的组织问题更困难。
改变劳动关系，需要建立新的谈判机制；改变成年人的公共意识，则要求他们重新理解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不仅需要知识，也需要信任、联系、实践和漫长的生活转型。有人会主动改变，有人需要被带动，也有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拒绝改变。
然而，历史不会等待这种转型自然完成。如果围绕移民的政治动员继续升级，极右翼力量越来越强，而第一代移民仍然停留在各自谋生、彼此分散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届时，我们不仅无法影响有关移民的政治方向，甚至可能失去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
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人问题，工会则找到了一种把工人带入民主政治的方法。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为英国带来了另一种社会现实。它所要求的，不再只是新的边境政策、签证制度或价值观课程，而是一种能够深入地方社会、跨越语言与文化、帮助已经定居的第一代移民进入公共生活的新型民主组织。
这种组织不会简单复制工会，也不可能依靠行政命令建立。它必须能够接触那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进入他们真正生活的商店、餐馆、学校、宗教场所和社区网络；让他们在具体事务中学习民主，而不是只接受抽象说教；让公民生活逐渐成为日常经验，而不是遥远的制度名词。
英国错过了第一代移民进入公共生活的最佳时期，但无法继续忽视这个问题。1300万第一代移民已经存在，围绕移民的政治竞争也已经开始。新的组织创新不再只是一个理想选择，而是英国对几十年放任移民政策迟来的回应。
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会。1300万第一代移民，又将催生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