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坛有两个日期备受瞩目。
7月17日，56岁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势如破竹，将当选英国执政工党党魁。7月20日，在斯塔默正式向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后，伯纳姆将受邀组阁，入主唐宁街10号发表就职演说，英国迎来脱欧十年后的第七任首相。
伯纳姆提出的“曼彻斯特主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个理念从何而来，会给英国的政治生态带来哪些改变？又将把英国带向何方？戴上权力“指环”的“北境之王”伯纳姆，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走进唐宁街十号的他，能否像《魔戒》里的护戒使者佛罗多一样保持初心？
拒戴领带的“草根”改革者
一个北方人, 说北方故事, 曼彻斯特是他的主场。
6月29日，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发表近一小时演讲。这不仅是一场政策宣示，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象征——他选择在工人运动发源地，而非威斯敏斯特，宣布自己将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这篇演讲也被看作是挑战英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战斗檄文”。
给这位首相画像并不难——茂密的头发，薄薄的嘴唇，方脸阔额，黑框眼镜，黑色T恤，外搭深色西装外套。伯纳姆的穿着，也成为媒体解读的焦点。
演讲开场，伯纳姆打趣说自己特意为这场演讲申请了“特别许可”，才能穿着被威斯敏斯特称为“曼彻斯特衣服”的深色便装登台，而不是传统的西装领带，顺带讥讽了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在英国的政治文化里，西装革履常被视为建制精英的符号，而T恤代表着草根，他本人也刻意强化这一鲜明的“体制外”斗士形象。
紧接着，他把自己这几年的执政经验概括为一种与“威斯敏斯特主义”相对立的治理哲学：地方优先而非政党优先；解决问题、注重合作而非权斗和相互攻击；着眼十年而非一届政府的政治周期。他抨击威斯敏斯特和白厅里的人已经很久没有为人民服务，而是忙着党争，宣称要给英国政坛带来“文艺复兴式”的变革，引入“熔断”机制。他举的例子很具体，比如一条坑洼的路面修补起来旷日持久；疫情期间，中央政府不断扩权，而地方却捉襟见肘，发展乏力。这些话语，可以说精准戳中地方选民的诉求。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利物浦附近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父亲是英国电信电话工程师，母亲是全科医生诊所接待员。他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就读公立天主教学校，15岁加入工党，随后进入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攻读英语文学。大学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荷兰人Marie-France van Heel，育有一子两女。除家人之外，他多次对媒体说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埃弗顿足球俱乐部、工党和天主教会，这三者共同塑造了他的文化身份和政治价值观。
但实际上，伯纳姆曾经也是“威斯敏斯特人”。2001年进入英国议会后，他历经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时代，先后出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重要职务，并两次角逐工党党魁。直到2017年，他主动离开威斯敏斯特，出任英国首任大曼彻斯特直选市长，将政治重心转向地方治理，也由此成为英国地方分权改革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者。这被后来很多媒体解读为以退为进的正确选择。
他认为，脱欧不是选民对欧盟的全盘否定，而是对没有分享到全球化好处、被威斯敏斯特体系遗忘的报复。正因如此，他认为，英国要真正弥合脱欧留下的裂痕，必须重构国家治理模式，让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真正向伦敦之外流动。
设立“北方唐宁街十号”（Number 10 North）将成为伯纳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第一把，也是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标志性改革——在曼彻斯特建立一个长期运作的政府中枢，由首相定期在当地办公，并将部分中央政府决策职能转移至北英格兰，改变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它不仅是一项行政安排，更意味着英国政治重心和国家治理逻辑的一次重新布局。
伯纳姆认为英国政府应更像一家长期经营国家竞争力的公司（UKPLC），中央负责战略、地方负责执行，企业、大学、市政府共同参与决策，以生产率和投资为导向，而非短期政治周期。因此，他强调的是一种协作式国家（collaborative state），而不是传统高度集权的威斯敏斯特白厅模式。
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在于分权
伯纳姆对北方的描述，让我想起曾多次到访的国际标准舞发源地Blackpool，如今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滨度假城市，不少商业街已经显得破旧，夜晚街头醉酒滋事和无家可归者也不鲜见，整体感觉仿佛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伦敦与英格兰其他地区的落差，让我想起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巴黎和外省的区别。而这样的北方城镇还有很多，可以说，伯纳姆的演讲照见了现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把曼彻斯特打造成了地方分权的成功试点。根据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局（GMCA）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约3.1%，约为英国全国平均增速（1.5%）的两倍，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城市地区。近年来，其经济表现也持续快于伦敦等主要城市。一位曼彻斯特的朋友告诉我，伯纳姆给曼城人的印象是务实，“是一个真正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伯纳姆雄心勃勃，提出十年国家规划——通过改革基础公共服务、推动再工业化、振兴地方社区这三项任务，实现他所说的“每一个邮编都应享有优质增长”。这套理念，被他称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此前他将自己的经济理念称为“亲商社会主义”（business-friendly socialism）。当前英国长期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不断加剧等问题，伯纳姆认为，曼彻斯特的发展模式能够为全国提供新的方向。
地方分权（Devolution）是曼彻斯特主义的核心。在与前利物浦市长史蒂夫•罗瑟勒姆合著的《Head North》一书中，伯纳姆提出了包括借鉴德国《基本法》、改革选举制度、弱化党鞭制度在内的十点改革设想。他推崇德国区域经济平衡的理念，即各地应满足“相当生活条件”（Equivalent Living Conditions）。他的目标是把住房、交通、技能培训、经济发展、卫生、部分税收等更多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市长和联合管理机构，而不是由白厅统一决定。他认为，大曼彻斯特建立的Bee Network综合公共交通系统就是“曼彻斯特主义”最成功的实践案例——Bee Network将公交车、有轨电车、自行车等交通方式整合在同一体系内，成功吸引更多居民重新使用公共交通，同时也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权限。
著名经济学家李籁斯（Gerard Lyons）对笔者表示，“推动地方分权并不是一个新议题”。李籁斯曾担任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并曾担任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商业委员会顾问以及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首席经济顾问。他回顾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负责研究英国宪政改革的Kilbrandon Commission（皇家宪法委员会）就已经提出相关建议，其间也讨论过各种宪政安排，结论是英国不适合改造成联邦制国家，而应保留议会主权，在此基础上实行地方分权。1973年，基尔布兰登报告（《Kilbrandon Report》）提出，应通过地方分权重新平衡英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建议建立具有立法权的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后来，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领导下成立的伦敦财政委员会也再次主张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
目前，英国地方政府已经拥有部分下放的权力和预算，主要负责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然而，在真正决定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例如基础设施投资、财政预算、税收权限，中央政府依然掌握控制权。根据OECD数据，英国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中财政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因此，伯纳姆今天倡导的分权，是对一条延续半个多世纪改革脉络的进一步推进，而非凭空出现的新构想。
北方故事的设计师之一：吉姆•奥尼尔
要理解伯纳姆的北方故事，绕不开一个名字——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奥尼尔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土生土长的曼彻斯特人，成长于大曼彻斯特的加特利（Gatley），2015年受封“加特利男爵”（Baron O'Neill of Gatley）时，特意以家乡地名入衔——这也让他和伯纳姆之间那句“我是曼联球迷，他是埃弗顿球迷”的调侃，多了一层老乡情谊的底色。
过去13年来，奥尼尔一直参与英国地方分权（devolution）的改革。大曼彻斯特是英国第一个获得地方分权协议（Devolution Deal）并设立直选“Metro Mayor”的城市区域，首届选举于2017年5月4日举行，安迪•伯纳姆当选首任市长。可以说，伯纳姆是“分权”理论的受益者。
很多中国读者或许对奥尼尔并不陌生，2001年他作为高盛全球经济研究主管提出了“金砖四国”概念，因此被称为“金砖先生”。笔者这些年多次采访过他，也因此得以较完整地追踪他从高盛到英国财政部、再回归学界的历程（见https://wap.ftchinese.com/story/001085298) 。2015年，时任首相的保守党党魁大卫•卡梅伦邀请奥尼尔出任财政部商务大臣，主持“北方动力”（Northern Powerhouse）计划，试图把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等北方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能与伦敦互补的经济带。同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期间，奥尼尔陪同北上，希望借助中英合作项目为英国北方基建注入资金。然而2017年脱欧公投之后，特蕾莎•梅政府的施政重心转向脱欧谈判，“北方动力”计划逐渐被搁置，奥尼尔最终选择辞职，成为梅政府第一位辞职的高级官员。
在脱欧投票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大城市几乎都支持留欧，而远郊地区包括“北方动力”沿线地区即老工业区选民成了投票脱欧的主力。挂冠而去的奥尼尔，出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主席。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犀利地指出，脱欧并不是英国最大的挑战，真正的病灶是“过去三十到四十年间，低下的生产力、以及明显的区域差异”：伦敦和东南地区处在欧洲最成功的经济带，而英国其他地区却包括最贫穷的地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生产率增长一直极其疲弱，这是英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