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美国宪法不仅是一纸文本，而且是现实的传统，即形成民众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代代相传，一旦遇到类似情形，他们就不假思索，按习惯行事。他们之所以如此习惯，是那些著名案例提供了行为规则。例如表达自由原则早就体现在一些著名案例中。早在美国独立前，1735年的曾格案就树立了保护出版自由的先例，以“真实陈述不构成诽谤”为由判出版商曾格无罪。又如1971年《纽约时报》诉美国案，当时法院判披露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的《纽约时报》胜诉。在凯森卓•罗萨多和克雷索集团公司诉司法部长邦迪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诉状中，原告援引该案判词，说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即使这些批评“让当权者难堪”（Just Security，2026，1:26-cv-01532）。这符合美国主流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般解读，除非有“明显和现存的危险”（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14-38页），所有言论都会受到保护。
这些著名判例也在保护着美国民众形成他们的现实传统。经过250多年的历史，当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行政权的威胁时，他们会坚信，借助于司法审查，他们的这种权利会受到保护。因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仅以其独立性，以其对宪法的忠诚，而且背靠美国普遍认同的传统，他们很大概率或不得不做出保护民众宪法权利的裁决。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现实的传统，很难在短短几年的行政打压下被中断。当然，司法程序也给予了特朗普政府反击的手段。特朗普在一审败诉后仍能利用上诉改变结果。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从结果看，美国的宪法传统虽然受到冲击，却基本健全。6月初特朗普在接受NBC采访时摔掉麦克风愤愤而去，说明新闻界在特朗普百般打压下，仍敢于与之争辩。
然而这个表面胜利还是要打折扣。第一，从绝对数来讲，特朗普二期的诉讼案件暴增，可能说明特朗普政权的一种策略，就是以数量取胜，即以增加违宪行政行为的数量来获得越权实效。这样即使考虑到司法审查，也有一定的概率突破这道制约。第二，相较司法部门，行政部门的行动灵活且迅速，它可以“雷厉风行”，而法院审判是要走程序的，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上诉制度，即使一审败诉，行政部门还可以拖到上诉，即使最后终审败诉，已经拖了很长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它已经作了很多（坏）事。如ICE已经抓了很多人，而且还杀了人；又如加征关税恶化了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导致关税报复，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不稳定；已经造成了既定的损失。
再者，在一些没有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重要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显现了一些党派考虑。如在选区重划的诉讼中，依靠共和党法官的多数，最高法院都推翻了地区联邦法院的裁决，维持共和党重划选区有效。这说明，法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党派政治，只是对于不同的案件这种考虑的强度不同。对于关税和国民警卫队这样的关系到当下经济社会局面的案件，他们更倾向于忠于宪法，避免更坏情形的发生；而重划选区案件没有对经济社会当下局面的直接影响，且涉及党派的政治利益，党派倾向还是不会被完全压制住。然而，同样是重划选区的裁决，在对加州共和党人诉讼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却是一致同意地驳回了该诉讼否定民主党地图的请求，可能是共和党大法官为了显示裁决一致性和平衡的考虑，而民主党大法官则是表现了些许党派立场。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作出裁决，允许总统随意罢免独立监管机构的委员（除了美联储）（金融李律师，2026），这次裁决不仅表现了明显的党派分野——有利于当下的特朗普政权，而且永远地扩张了总统权力 —— 无论是哪个党的总统。
即使在被裁决败诉的案件中，特朗普还有最后一招，即拒不执行法院命令。例如遣送萨尔瓦多航班案。联邦法官下令已起飞的遣返航班调头，但特朗普政权辩称法官口头指令“不具书面约束力”，仍继续遣送。又如伊利诺伊联邦法院裁定违宪并要求释放被关押移民，政府官员称裁决“无约束力”并继续关押。再有，法院裁定解除特朗普就职日对近20亿美元对外援助及部分州联邦资金的冻结令，特朗普政权未在期限内拨付。总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15个月中，特朗普政权在至少31起诉讼中违反法院命令。这约占法院暂时阻止政府行动案件总数的八分之一（2026，壹小寒）。还有，在法院下达人身保护令后，ICE拒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继续羁押不经法律正当程序拘捕的人。
还不仅如此，特朗普公开对作出不利判决的法官破口大骂，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扬言要弹劾这些法官。如在全球关税案的败诉后，特朗普大骂法官们是“傻瓜和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走狗”，他提名的戈萨奇和巴雷特大法官“让他们的家族蒙羞”（解读国际国内热点，2026）。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特朗普长期部署国民警卫队执法违法后，他当天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作出判决的法官“完全越权”，并进一步放话要弹劾那些“蓄意破坏国家安全”、阻挠国民警卫队部署政策的联邦地区法官，声称白宫将推动相关国会议员发起弹劾程序。
特朗普的作法就是要直接打击或挤压制衡行政权的司法一维，这相当于破坏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美国宪政体制，相当于在颠覆美国本身。宪法规定，弹劾只适用于“叛国、 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 的情形。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针对特朗普的作法说，“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明确认识到，弹劾并不是针对司法裁决分歧的适当回应。”（肖佳，2025）如果能够因法官裁决（即使是错误的）而发起弹劾，就等于扼杀司法独立。罗伯茨继续说，可以对裁决内容提出批评，但“针对法官的个人敌意是危险的，必须停止”。这些回应是恰当的，反映美国的一贯传统，即法院作为三权中的最弱一维，应予尊重和保护，而不应加以挤压。美国历届总统也基本上是尊重法院裁决的，即使是尼克松面临对自己的严重不利后果，也在法院命令下交出了录音带。
关于特朗普二期的司法审查，以及相关的争斗和争议，还是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来自特朗普阵营，他们将法院对行政命令的否决或禁止称为“司法政变”，或“司法暴政”。副总统万斯说，“法官无权控制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 ，这说明他认为的“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可以由自己来定义，而不是宪法；特朗普说，“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其含义是，只要他认为或声称自己在“拯救国家”——目的是对的，就可以违反任何法律。特朗普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唯一对他自己的限制就是他的“道德观念”，等于是在说对他没有外在限制。这种观念在另一次被问及“是否体会到权力上限”时更为直白，就是“没有限制”。这是历代专制君主的陈旧逻辑，早被近代民主革命所否定。宪政的基本逻辑就是，没有一个凡人是完美无缺的，必须用外部的强制力将其置于“法下”。特朗普的这种说法除了暴露了其暴君思维以外，没有任何辩护的力量。
再有一种观念是特朗普的外部的同情者或拥护者，他们认为特朗普在做“好事”，如“摧毁深层国家”，“排干华盛顿沼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驱逐非法移民以减少犯罪”，“用关税逼迫各国零关税”，“保卫传统道德”，“减少财政赤字”，等等，为达到此目的，应不惜动用非常手段，包括违反宪法。即使我们认为这些“好事”真是好事，也没有理由在违宪的情况实施。因为这恰是宪政民主的要义，即做“好事”也不应以违宪的手段去做。从长远看，即使法院因特朗普所做的“好事”网开一面，也会树立一个坏的先例，使以后的总统也可以违宪行事，去做“坏事”。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并不是要达成某一特定目的，它只保证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更有人说，既然特朗普是民选出来的，他的行为就代表了“民意”，就如特朗普所说“我只是在做选民希望我做的事”，法院禁止他的行为就是违背民意。这仍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不理解。民主制度只是选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总统，但不能保证他完美无缺。他上台以后仍不能放松的约束，因为权力就是对人性弱点的诱惑。这就是美国国父们创立三权分立制度时的用意。如果因为总统是民选的而让他任意而为，那就只需要设立投票制度就可以了。行使三权的都是凡人，不管用什么程序让他们任职，也都不能放任不管。
还有一种说法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作出的判决是“文本主义”或“原旨主义”的，缺少对“宪法精神”的理解，或对立宪时行文包含内容的理解，未必符合宪法原意。其实，对“宪法原意”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最稳妥的还是依据其字面意思，即使这个字面意思并不代表宪法真意，却是最少争议的，确定性最高的。这相当于我曾提出的“二阶道德”。“一阶道德”是直接能看到实施好处的道德，“二阶道德”是指遵循规则本身就是道德。只要宪法有一个标准，遵循就是好，否则就是坏。如果认为宪法的某一规则有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修宪。如果“出生公民权”真的会给美国带来坏处，可以通过提出宪法修正案来取消。不过过程比较漫长。这正是改变基本规则恰当的长度。
况且，特朗普所宣称的“好事”，可能表面上看是好事，但经济社会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也是复杂的，其中有很多因果链环，有多种因素，很多事情并非能够一眼望穿，实行的结果也许事与愿违。如用加征关税逼迫制造业回流美国，可能因为也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而难以奏效；况且贸易平衡的目标对于“出口美元”的美国模式来讲可能是一种损害。又由于强力驱逐无证移民而使劳力短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并且为配合其政策，强调移民的犯罪倾向时，难免掩盖了移民的优势，未必对美国有利。而有些目标大概率是虚构的，如“深层国家”或“华盛顿沼泽”，是为了打击政治反对党而杜撰的。马斯克为此而设立“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地砍掉联邦政府中的没有现金收入的部门，如国际开发署，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损害。为了这些事与愿违的或虚构的目标而采取违宪行动，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