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权被劝阻攻辽东
魏青龙元年（吴嘉禾二年，233年）三月，吴主孙权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率领士兵约万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跨海封公孙渊为燕王。此前，占据辽东的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向吴主称藩。孙权大悦。
不过，孙权遣使之举受到举朝大臣反对。他们认为公孙渊未可信，不应该“宠待太厚”，可以“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孙权不听。老臣张昭说：“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三国志》卷五二《张昭传》）他们怀疑公孙渊并非真心向东吴称藩，不过恐惧曹魏而已，以后也可能转而投靠曹魏。这样，即便派万人护送张弥等人北上仍有风险。不过，孙权仍固执地派出张弥等前往辽东。
这里有必要指出：一方面，在派遣使节问题上，孙权并没有隐瞒朝中大臣，秘密决策并执行；另一方面，在遭到满朝大臣反对后，他坚决不改其决定。不过，满朝大臣的反对、批评声音也会被公孙渊使节得知——他们告知公孙渊后，会使后者怀疑他与孙权方面的关系未必“牢靠”。
同年六月，公孙渊认为吴国距离遥远，难以依靠，于是斩张弥、许晏等首，送往魏国都城，并没收了东吴的军兵、珍宝。十二月，魏明帝下诏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听闻后，大怒说：“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他想亲自率兵进攻辽东，但这又遭到群臣反对。当时任上大将军、右都护的陆逊认为，目前当以曹魏为重，不应远攻辽东。他上疏说：“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𨵦，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他认为，孙权若率船队远征，如果不如意，后悔也来不及，甚至会危及江东安全——江东不仅受到曹魏威胁，内部也有不稳定之处。另外，如果孙权能战胜曹魏，即便不讨伐公孙渊，他也会臣服。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指出攻辽东难保必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脣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他指出东吴远征公孙渊，就具体军事行动而言，难以获胜。原因在于，东吴军队跨海发起登陆作战后，须一分为三：最精锐的用于进攻，较次的用于守船，更次的用于运粮，不可能所有士兵都用于进攻。而运粮者可能受到对方骑兵的截击。另外，公孙渊或会向曹魏求助，如果双方联手，东吴更难取胜。还有，假如公孙渊因为缺乏援兵而远逃，东吴军队也很难消灭他。他也谈到了孙吴有内患——“山虏”，如果讨伐公孙渊不顺利，他们可能趁机起事。
孙权此时并未接受他的劝谏。陆瑁再次上疏指出：“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愿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 （《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他反对舍近（曹魏）攻远，主张暂时搁置对辽东的军事行动，“爱力惜费”，休养生息。
当时劝谏孙权的，还有尚书仆射薛综等人。在他们规劝下，孙权放弃了进攻辽东的打算。此次他在出兵前，又谋于臣下，包括远在外地的陆逊。最终他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未亲自率军攻打辽东。可见，他抑制了怒火，终未“见不可而进”，而是“见不可而不进”。
孙权朝中敢言之士不少。在能影响决策的重臣中，也有敢言者。三国时期的东吴，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孙权作为开国君主，可说“乾纲独断”。但此次在发动战争问题上，他最终听从了臣下的意见。然而，当代有的民主国家，在发动战争如此重大问题上，却可以小圈子中的小圈子决策。中国古代兵家主张慎战，比如《孙子》开篇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果个别统治者不将战争视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是以为自己想发起就可以发起，甚至可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发动，对本国乃至其他国家而言都非幸事。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米兰大学、厦门大学博士后，都柏林大学访问学者，军事史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