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罗伊•扎肯•波拉特（Roi Zaken Porat）现居以色列，是以色列IDE技术公司水处理工艺总监，也是以色列海水淡化与水化学领域顶尖专家。他深度参与了IDE公司为中国天津国投电厂提供海水淡化蒸发器的项目建设与运营工作。该项目是标志性的多效蒸馏工程，目前利用电厂废热日产高纯度蒸馏水约20万立方米，既供应工业生产用水，也提供饮用水。
以下是访谈实录。
罗伊•扎肯•波拉特（Roi Zaken Porat）问：这场战争已持续相当长时间。从一名普通城市居民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给你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的人带来了哪些损失？你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对以色列民众的意义？它带给你的是安全感的捍卫，还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
波拉特：这场战争给以色列原本规律平静的城市生活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紧张感。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空袭警报会随时打断工作会议、孩子写作业，就连去超市、在公园散步这类简单活动也会被打断。即便警报时间很短、来袭武器大多被拦截，那种必须立刻放下一切、冲向避难所的经历，仍会留下强烈的心理阴影，对老人和孩子尤其如此。像我这样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日程频繁调整，课程随时转为线上，社交活动也出于安全考虑大幅受限或重新安排。
但同时必须强调：以色列社会仍在运转，并且会继续运转下去。大多数工作场所正常开放，公共交通照常运行，人们在努力尽可能维持日常秩序。这种韧性源于以色列长期面对安全挑战的经验，以及民众对民防系统的高度信任。防空反导系统并非完美，但其高拦截率大幅降低了伤亡与物理损毁，让社会得以在许多国家会彻底瘫痪的环境下继续运转。
关于这场战争更深层的意义，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不是一场主动选择的战争，而是对长期战略威胁——尤其是来自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的威胁——所做出的必要回应。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今天对问题视而不见，未来它会演变成更危险的危机，甚至可能出现更具毁灭性的武器。这种认知造成了一种矛盾而痛苦的情绪：一方面，人们疲惫、担忧、时常焦虑；另一方面，大家又坚信这场斗争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
就我个人而言，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紧张。战争无疑让人在精神、身体和经济上都精疲力竭。但与此同时，我也坚定地相信，当下的付出是为下一代构建更安全的环境。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以色列人来说，疲惫与决心并存，正是我们此刻最真实的心态：我们不想要战争，但也无法无视威胁到我们生存根基的危险。
问：伊朗对以色列索莱克海水淡化厂发动了军事打击。截至目前，你观察到该厂遭受了哪些损失？你如何评价这种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
波拉特：到目前为止，索莱克海水淡化厂没有确认受损，仍在正常运行。对以色列民众而言，这远不只是一个技术细节——索莱克是为以色列沿海大片地区供应饮用水的关键设施之一。以色列是水资源匮乏国家，在海水淡化和先进水处理领域投入巨大，任何此类水厂的中断都会立刻对家庭、农业和工业造成直接影响。工厂能够保持满负荷运转，得益于周密规划、坚固的工程设计，以及多层物理与运行防护体系。
从水务行业专业人士的角度看，哪怕只是试图攻击关键水务基础设施，也极其令人不安。海水淡化厂是典型的民用设施，重要性堪比医院、电站。它们不是攻击性军事目标，而是保障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与经济持续运转的生命线。攻击这类设施，即便未遂，也表明一种危险倾向：将基本民生服务当作战争筹码。这违背了国际人道法的精神，国际人道法的初衷就是保护民用基础服务设施免受直接攻击。
对普通民众来说，“安全饮用水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一事实令人极度不安。人们平时可能不会每天思考水从哪里来，但一旦听说海水淡化厂被瞄准，立刻就能明白后果。在中东这样干旱的地区，水不仅是资源，更是生存的前提。将水资源变成战场工具，将开创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仅影响以色列和伊朗，也影响该地区所有越来越依赖海水淡化技术的国家。
同时，索莱克及其他设施持续不间断运行，也传递出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积极信息：以色列在韧性基础设施、先进技术和应急准备上的投入正在见效。这表明一个社会即便在巨大压力下，也能一边自卫，一边维持关键民生服务。我希望这种韧性与创新模式，对中国读者同样具有参考意义——毕竟中国也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复杂的水与能源系统。
问：面对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战争，你对战争结束有哪些具体期待？你希望双方实现彻底停火，还是达成更长期的和平共处？你认为这种期待有可能实现吗？
波拉特：人们谈论“结束战争”时，往往想到的是一份停火文件或某个具体日期。在我看来，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一场只暂时停火、却不解决核心威胁的协议，并非真正的结束，只是中场休息。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核心期待是：这场战争能切实、持久地降低我们面临的战略危险，尤其是与伊朗导弹库及其更广泛地区野心相关的威胁。我们的目标不是无休止战斗，而是让日常生活不再被大规模袭击的恐惧笼罩。
当然，每个正常人都偏爱和平而非战争。我由衷希望，长远来看，以色列人和伊朗人能够在稳定共存的环境中生活，让我们的孩子把彼此当作伙伴，而非敌人。但这一愿景必须立足现实。伊朗现领导层多次发表否定以色列合法性、公开威胁摧毁以色列的言论。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正式协议写得多么漂亮，都很难相信能达成可持续、有信任基础的和平。信任不可能建立在公开要求消灭对方的基础上。
因此，当我思考这场战争的“终点”时，我更少关注象征性的握手，而更看重实地的切实改变：更少瞄准以色列城市的导弹、边境周边代理武装的能力被削弱、更有力的国际机制来监督和限制破坏稳定的行为。如果这些改变发生，停火才有可能演变为更实质的状态——不只是没有战火，而是整个地区全新的安全现实。
同时，我认为必须把伊朗政权与伊朗人民区分开。许多伊朗民众勇敢抗议政府，要求更多自由与正常生活。他们的福祉与愿望同样重要。如果未来以色列和伊朗都由优先追求繁荣与合作、而非对抗的政府治理，那才是真正的双赢。这可能吗？历史表明，政权会更迭，昔日敌人也能建立新关系。这或许不会很快到来，也绝不简单，但为了两国及更广泛中东地区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结果。
问：你如何评价以色列政府目前实施的战争政策与本土防御政策？这些政策是否真正保护了平民生命、缓解了你们的生存困境？你认为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波拉特：从普通公民角度看，这次冲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袭击强度很大，但以色列的国防与民防体系仍将伤亡控制在较低水平。反导系统、早期警报系统、住宅内加固安全屋、训练有素的本土前线司令部，共同构成了多层防护。这并未消除风险，令人悲痛的是我们仍有损失——迄今为止伊朗导弹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编者注：采访时数据）——但这显著避免了本可能更加灾难性的后果。看待这些数字，必须结合以色列所面临袭击的规模与技术水平。
以色列公众总体上支持政府针对来自伊朗的战略威胁采取行动的决定。社会普遍理解：如果不采取行动，更危险的能力——包括潜在核武器——可能在敌对控制下成熟。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战争政策不被视为侵略，而是防御性必要举措，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公民的长期安全。
在日常生活层面，防御政策确实帮助平民在艰难环境下维持运转。大多数公共服务、医院、工作场所保持开放，水、电等关键基础设施持续运行，这都是多年来投入备战的结果。人们普遍感受到国家在认真保护他们，尽管局势远非轻松。
话虽如此，改进空间始终存在。例如，部分社区仍缺乏足够避难所容量或现代化防护设施；事态快速变化时，信息沟通有时不够清晰，对老人、残障人士、非希伯来语使用者等弱势群体尤为明显。继续升级民防技术、完善公共信息渠道、为受影响家庭和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经济支持，都是政策可以且应该完善的方向。但根本目标清晰且广泛共识：在应对威胁根源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平民生命。
问：伊朗政府已释放外交谈判信号。从平民视角看，面对城市遭袭，你认为以色列公民是否需要向伊朗政府索赔？你观察到以色列民众能否接受在战争环境中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与生活不确定状态？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波拉特：从道义上讲，伊朗显然应为其在以色列及地区造成的平民伤害承担责任。理论上，这可以包括对生命损失与设施损毁的赔偿，但现实中，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缺乏可行法律框架，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指望真正获得经济赔偿。民众真正期待的是：伊朗袭击以色列城市的能力被大幅削弱，国际社会严肃对待此类侵略行为。
更深一层看，“代价”问题与以色列人对国家的理解紧密相关。对犹太民族而言，以色列国不只是一本护照、一个居住地，而是犹太民族与故土历史联结的实现，是对世世代代脆弱与迫害的回应。“犹太民族有权在祖先土地上作为主体民族合法、自然地生活”——这一信念在以色列社会深入人心。这让人们愿意承受动荡、预备役任务与经济压力，而不放弃建立安全犹太国家的理念。
以色列社会几十年来已证明，它可以在持续安全威胁下运转。机构持续运行、经济适应调整、社区自发组建强大志愿网络帮助最受影响人群。但这种韧性不代表人们喜欢活在威胁中，或对情绪与经济代价无动于衷。恰恰相反，大多数以色列人极度渴望更平静、正常的生活，只是坚信稳定未来必须建立在真实安全之上，而非幻想。
所以，当你问以色列人能否长期接受不确定性时，答案是：他们可以，也已经做到了——但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冲突。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将保卫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存在视为不可妥协的价值。如果选择是：今天承受暂时困难，还是明天危及这一核心原则，许多以色列人愿意选择承受困难。同时人们真心希望，更长远来看，伊朗地区局势与内部情况的变化，能让大家从“管控威胁”转向为所有人构建更稳定、和平的现实。
同时，我必须强调：伊朗人民不是敌人。许多伊朗民众多次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希望拥有更开放、和平的未来。伊朗内部由本国人民推动的政治轨迹变化，不仅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将彻底改变地区格局。
在我看来，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是：它清晰地揭示了以色列人愿意为保卫家园付出多大代价，同时也凸显出一个迫切需求——地区内外都需要负责任的领导层，将稳定与普通民众福祉置于意识形态对抗之上。
问：战争仍在继续，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痛失亲人。你认为这场战争中有真正的赢家吗？此外，你如何看待全球多边外交？它在遏制战争、争取和平方面是否仍具现实意义？
波拉特：从人道角度看，任何战争都是悲剧。各方家庭都会失去亲人，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这份伤痛。但如果只看这一层面，我们会忽略一个重要事实：有时一个民族会被迫卷入非主动挑起的对抗，只为避免未来更大的危险。从以色列立场看，这场战争无关声望或领土，而是为了阻止一个公开宣称要消灭我们的敌对政权，获得或保留威胁我们生存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这场战争在战略结果上可以有真正的“赢家”。如果以色列成功大幅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攻击我国城市、用导弹甚至潜在核武器威胁我们的能力，数百万以色列人将生活在更安全的环境中。这不是抽象收益，而是更少的警报、更少在创伤中长大的孩子、一个更少被恐惧与讹诈主导的地区。让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权受到威慑与约束，不仅是合理目标，更是负责任的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对方的苦难，或为任何人的损失欢呼。而是要认识到：如果放任极端势力不受阻碍地武装起来，未来将在以色列及更广泛地区造成更多流血。中东已经为低估此类威胁付出过沉重代价。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是缺乏同情心，而是保护本国公民、并间接为更稳定地区平衡做贡献的责任。
至于全球多边外交，当前冲突暴露了一个残酷现实：宣言和决议本身拦不住导弹。多年来，国际体系发出警告、发表声明，却未能建立有效机制来执行自己划定的红线。正是这种失败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局面。但我不认为结论是放弃外交。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有后果的外交：明确违规会带来真实代价，大国行动保持一致、而非双重标准。
如果战后，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坚持严格监督、可靠威慑，以及限制任何一方破坏邻国稳定的地区安排，那么外交仍能成为强大工具。对以色列而言，理想结局不是无休止对抗，而是军事实力与负责任国际介入共同营造一种局面：战争变得更不可能，各方普通民众最终都能过上更正常的生活。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