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早苗经济学中的产业扶持思路，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学自然不同，倒是与国民经济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义开创了大规模产业政策的先河。
早苗经济学背后的底层逻辑十分清晰：用温和通胀配合名义 GDP 增长稀释债务，用经济实质性增长掩盖财政扩张的短期影响。这一策略的实施，建立在日本经济走出通缩的关键节点上 —— 在漫长的通缩期，财政扩张只会带来更多的坏账与产能闲置，而在经济复苏期，适度的财政政策发力，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对民众就业和企业经营而言都是利好，这正是顺应市场经济周期的理性选择。
从 1991 年经济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尝试了零利率、量化宽松、负利率、财政刺激等诸多政策，始终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关键转折期。此时的政策选择，不再是 “踩刹车”，而是 “踩油门”，用适度的扩张推动经济彻底走出低迷，这一判断存在现实合理性。
当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地缘政治的争议暂且不论，单是经济层面，就始终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日本的债务占 GDP 比例长期超过 200%，仍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高位，若债务扩张失控，高市早苗或将成为日本经济的罪人。但如果这场豪赌成功 —— 让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持续超过债务激增的速度，通过税收增加实现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财政盈余，推动日本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那么高市早苗将被写入日本历史，成为带领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关键领导人。而如果赌输了，她个人即便日后赔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实施的窗口期也已获得了政治收益。
这其实正是现代政治的一大弊端：决策者不承担自身错误的实质性代价，所以政客往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会选择豪赌，为了看似触手可及的胜利铤而走险。学者塔勒布将其称之为围绕 “非对称风险（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权力日渐与风险脱节，存在 “收益归己、损失转人” 的代理问题。
经济学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其自有运行规律，甚至比政治更为不确定。所有经济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历史只会记住最终结果；对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们往往只会记住你最坏的决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确的选择。
当然，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回归，与上世纪 80 年代里根 - 撒切尔时期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义更强调供给侧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各国对财政纪律都有清晰的认知，反对无底线的债务扩张；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融合愈发紧密，各国不再单纯强调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而是追求安全边界内的经济繁荣。这些组合拳，本质上是回归本地化，呼应了李斯特式的经济理念 —— 以国家为核心，通过产业扶持、适度贸易保护等手段，实现民族经济的崛起，而非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
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未来 10 年，全球经济政策重心与学术风潮将迎来重大转变：从过去强调公平分配的进步主义叙事，回归到效率与秩序的保守叙事。当然，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历史重复，AI 技术的迭代、地缘政治的重构、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新议题，都将被融入这一新的时代变奏中。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