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归世界舆论中心。
高市早苗的压倒性胜利出人意料，日经股市当日大涨。这不仅暴露出外界对其支持度的低估，更暗示对她即将带来的早苗经济学变化或有误判。国际社会可以不赞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观点，也可以反对她的经济主张，但不得不承认，对其政策动态必须给予重新审视。
从经济角度而言，早苗经济学的出现是偶然还是豪赌？也许，与阿根廷的米莱经济学、美联储下任主席沃什的政策主张类似，它暗示了保守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趋势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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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选举开票结果揭晓。这场历时仅 16 天的闪电选举，让上任仅三个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蜕变：从最初被认为执政根基脆弱，到一跃而起成为手握绝对立法权的强势领导人。
此次，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斩获 316 席。这一数字具备特殊政治意义 —— 自民党单独席位突破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意味着其有能力推翻参议院的否决意见，在宪法规定范围内推动争议法案的立法。
可以说，日本政坛进入了 “高市时刻”，这一结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预判。此次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党获 308 席以来的战后单一政党纪录，成为二战后日本单一政党在众议院获得的最高席次。这是自民党之得，也意味着在野党之失。以往自民党始终与公明党联合执政，形成经典的 “自公体制”，而此次自民党单独席位已达绝对多数。日媒评价，这标志着 “自公体制” 的实际终结，日本迈入高市早苗主导的强势执政时代。相较于昔日的安倍晋三，高市早苗不仅手握更稳固的立法权，民意基础也更为坚实，这也让日本政坛的保守化倾向愈发明显。
不仅东京金融街的从业者关注这一话题，海外经济圈也在关注，核心问题直指：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继承者，高市早苗将把日本经济带向何方？答案其实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张中 —— 她提出的经济政策被称作 “早苗经济学”(Sanaenomics)，也被外界视为安倍经济学的 2.0 版本。
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进攻姿态自不待言，其经济政策，同样体现出鲜明的保守特质。
早苗经济学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加强版，实则比起安倍经济学，它的施策更为进取。核心逻辑是通过激进且有针对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长期低迷的内需。
首先，以财政政策主导扩张，主张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重点向高科技、国防产业等战略性领域倾斜。其次，货币政策倾向宽松。当前日本已经走出通缩，甚至显现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为此已有升息举措，而高市则对此保持高度谨慎，主张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避免过快加息扼杀经济复苏势头。最后，配套经济政策试图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薪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确反对过早加税，在大选之前更是阶段性取消食品消费税，这一举措也成为其选举获胜的一大助力。
高市早苗的经济主张，尤其是财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议。对内，日本掌握财权的财务省长期主张平衡预算，是政府中秉持财政稳健理念的强势机构，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始终态度审慎；对外，日本的国债规模一路高涨，继续强调扩张性财政，引发外界对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深度担忧，市场不乏对日本或将陷入债务深渊的预判。
该如何评价早苗经济学？对应于高市的口号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正是 “发展、发展、再发展”。一方面，从财政层面而言，其宽松并非无差别的广泛 “撒钱”，而是有条件、有导向的宽松。高市早苗对财务省的财政健全化主张早有公开批判，认为过度强调财政健全化会束缚日本的发展步伐，其战略扶持和补贴的行业也多聚焦于半导体、AI、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对于外界的债务担忧，她的应对策略其实中国人并不陌生，那就是让问题在发展中解决，所有政策均围绕经济复苏核心展开。货币政策上明确反对过快加息，本质是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对比直接发钱的福利政策，早苗经济学更偏向供给侧改革，同时通过食品消费税减免等举措贴合工薪阶层的切身利益。
可以说，这些举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选民的集体认知 —— 这是日本最后一次争夺大国地位的关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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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这场选举的结果感到多么意外，这一结果的本质，都是日本民众对稳定与强势领导的迫切渴望。这一切是否让你想到特朗普的竞选口号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重新伟大）？确实，两人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保守主义阵营，其政策主张均贴合了本土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期待。
站在安倍晋三的政策延长线上，高市早苗无疑拥有更好的起点，得益于日本经济的阶段性复苏，其经济政策也有了更多挥洒空间。
评判经济政策，不能单纯以 “宽松与否” 为唯一标准。在过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时，单纯的宽松政策收效甚微，彼时的日本经济如同不愿喝水的马，再怎么推动货币与财政宽松，也无法激活内生增长动力。这正契合货币政策中的经典 “推绳子效应”（pushing on a string）—— 货币政策如同绳子，“能拉不能推”，收紧政策容易见到效果，但宽松政策在经济低迷期却往往乏力。
但如今的日本经济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长的衰退期，进入复苏通道，就业市场也同步回暖，此时的宽松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发挥效用。经济政策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政策本身的优劣，而在于政策与当下经济体制、发展周期的匹配度。
从外界批判最多的财政政策来看，2026 年的日本预算堪称日本史上最具扩张性的预算草案，总预算首次突破 120 万亿日元，达到 122.3 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增长 6.3%。
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而言，没有比财政账单更能反映核心导向的信息，钱投向哪里，政策关注就在哪里，选民的支持也往往聚焦在哪里。审视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会的现实压力。一方面，社会保障因老龄化加剧成为最大支出项，达 39.1 万亿日元；其次，日本的债务偿还压力随利率升高而持续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弹，2026 年日本国债费（利息与本金偿还）首度突破 30 万亿日元；最后，高市将政策核心放在成长战略行业，投入 18.3 万亿日元，重点用于半导体、量子计算和 AI 产业的补贴与研发支持。
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胀影响，日本基础性财政支出实际增长率约为 3.8%。这一数字看似仍处于高位 —— 安倍晋三时期财政支出的实际增长率通常仅在 1%-2%，但关键差异在于资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费性支出（如养老金、基础福利）和投资性支出（如 AI、数字基建、高端制造）划分，此次投资性支出的增幅创下历史新高。可见，其政策核心是试图通过 “适度举债” 换取未来的税收增长，让债务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非单纯的财政负担。
日本经济的核心痛点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体手中。在过去，因日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选民在选举中占比居高不下，触动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于政治自杀，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对笔者感叹日本政坛存在 “银发独裁” 的现象。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自民党内，多数政客都不敢轻易触碰福利体系的改革。
高市早苗作为日本政坛的异类，恰恰体现在福利改革与财政支出的重构上。她推动将部分消费性支出从养老金等传统领域，转移到国家战略产业的投资上；针对高资产老年群体，推行 “按负担能力缴费” 的原则，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也缓和了年轻群体对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满。
早苗经济学的实际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刚好站在经济复苏的周期节点上。企业盈利持续改善、薪资增长推动个人所得税增加，让日本的税收预测连续创下新高，2025 年度税收预测达 83.7 万亿日元，实现了不计算利息开支的财政盈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财政盈余目标，并未将利息支出纳入计算范围。可见，早苗经济学其实是希望打一个时间差：利用税收大增的窗口期，将新增税收更多投入国防和科技产业，实现 “发展优先” 的核心政策目标。
也正因此，即便财政政策饱受 “挥霍” 的批评，日本政府仍宣称将在 2026 年实现 28 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黑字）。这一目标的底气，主要来自税收的持续增长，而税收增长背后，是经济实质性增长的推动。高市政府似乎认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增加，经济增长也能让债务问题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日本的债务占 GDP 比例甚至已呈现下降趋势：得益于名义 GDP 的持续增长，按照 BIS 数据，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从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维持在 209%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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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早苗经济学？
在全球化的顺风时代落幕、逆风时代来临的当下，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愈发注重本土性与针对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 “万灵药”。
从国际对比来看，早苗经济学看似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强调财政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但结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质，其本质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回归。这一趋势并非日本独有，而是呈现出全球特征，高市早苗（日本）、哈维尔•米莱（阿根廷总统）、克里斯托弗•沃什（美联储新主席）的政策主张，虽形式迥异，却折射出同一底层逻辑。
三人的主张虽路径不同，但深层均指向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回归，核心都是反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无度扩张，只是因各国国情差异，选择了不同的实施路径。高市早苗代表国家保守主义，主张政府强力引导经济，重点扶持核心战略产业，支持财政与货币的适度扩张；米莱则是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选择极限紧缩的休克疗法，极度排斥通胀，甚至不惜以通缩换取经济稳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沃什代表美联储的鹰派保守主义，主张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让货币政策回归中立，强调物价稳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前提。
可以说，早苗经济学中的产业扶持思路，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学自然不同，倒是与国民经济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义开创了大规模产业政策的先河。
早苗经济学背后的底层逻辑十分清晰：用温和通胀配合名义 GDP 增长稀释债务，用经济实质性增长掩盖财政扩张的短期影响。这一策略的实施，建立在日本经济走出通缩的关键节点上 —— 在漫长的通缩期，财政扩张只会带来更多的坏账与产能闲置，而在经济复苏期，适度的财政政策发力，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对民众就业和企业经营而言都是利好，这正是顺应市场经济周期的理性选择。
从 1991 年经济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尝试了零利率、量化宽松、负利率、财政刺激等诸多政策，始终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关键转折期。此时的政策选择，不再是 “踩刹车”，而是 “踩油门”，用适度的扩张推动经济彻底走出低迷，这一判断存在现实合理性。
当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地缘政治的争议暂且不论，单是经济层面，就始终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日本的债务占 GDP 比例长期超过 200%，仍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高位，若债务扩张失控，高市早苗或将成为日本经济的罪人。但如果这场豪赌成功 —— 让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持续超过债务激增的速度，通过税收增加实现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财政盈余，推动日本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那么高市早苗将被写入日本历史，成为带领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关键领导人。而如果赌输了，她个人即便日后赔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实施的窗口期也已获得了政治收益。
这其实正是现代政治的一大弊端：决策者不承担自身错误的实质性代价，所以政客往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会选择豪赌，为了看似触手可及的胜利铤而走险。学者塔勒布将其称之为围绕 “非对称风险（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权力日渐与风险脱节，存在 “收益归己、损失转人” 的代理问题。
经济学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其自有运行规律，甚至比政治更为不确定。所有经济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历史只会记住最终结果；对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们往往只会记住你最坏的决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确的选择。
当然，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回归，与上世纪 80 年代里根 - 撒切尔时期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义更强调供给侧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各国对财政纪律都有清晰的认知，反对无底线的债务扩张；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融合愈发紧密，各国不再单纯强调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而是追求安全边界内的经济繁荣。这些组合拳，本质上是回归本地化，呼应了李斯特式的经济理念 —— 以国家为核心，通过产业扶持、适度贸易保护等手段，实现民族经济的崛起，而非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
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未来 10 年，全球经济政策重心与学术风潮将迎来重大转变：从过去强调公平分配的进步主义叙事，回归到效率与秩序的保守叙事。当然，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历史重复，AI 技术的迭代、地缘政治的重构、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新议题，都将被融入这一新的时代变奏中。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