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时势还是英雄，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

{"text":[[{"start":11.21,"text":"“在新几内亚，一个传统社群可能只有40到100人。这样的小群体不需要领导者来做出决定。即使所有人聚在一起讨论，也不需要有人指定谁先发言，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意见。那里的人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彼此，发展出一些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中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社会能力。”"}],[{"start":35.69,"text":"——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百万畅销书作者"}],[{"start":null,"text":"

"}],[{"start":45,"text":"1964年，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村庄里，正在进行一场没有人主持的集体讨论。男女老少聚集在中央空地上，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低声交谈，也有人沉默不语。不时有男人用当地语言高声发言，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见。一个人说完，片刻之后又有另一个人接着说。整场讨论没有主持人。刚刚结束观鸟、返回村庄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恰好遇见了这一幕。"}],[{"start":null,"text":" "}],[{"start":75.68,"text":"这是戴蒙德来到新几内亚开展鸟类研究的第一个月。他暂住的村庄只有近百人，村中建有数十间茅草屋，最近的邻村也在数英里之外。由于听不懂当地语言，他起初不知道村民正在讨论什么。后来向一位当地人询问，才得知这场集会与本村和邻村之间的矛盾有关。至于争论的具体内容，他没有得到更多信息。令他难忘的是，这样一场涉及村庄共同事务的讨论，竟然不需要一位专职领导者来主持。"}],[{"start":108.99000000000001,"text":"在新几内亚，一个传统社群可能只有40至100人。儿童、青年与老人经常共同活动，知识依靠记忆传承，尤其仰赖年长者的经验。没有文字，也没有远距离通信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面对面进行。戴蒙德认为，这种生活培养了理解他人的社会能力。在这样一个成员彼此熟识的小型社群里，人们可以不依靠专职领导者商议共同事务。"}],[{"start":138.54000000000002,"text":"然而，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中，个人的位置往往格外突出。亚历山大、拿破仑、丘吉尔，一个个名字与战争、国家命运和历史转折紧密相连。企业的兴起常被归功于创始人的远见，球队的胜利经常与教练的指挥联系在一起，宗教的传播也常常围绕某位先知展开。我们熟悉这些人物的生平，却很难知道，假如他们不曾出现，历史究竟会有什么不同。戴蒙德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考察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在《崩溃》与《剧变》中研究社会兴衰及危机中的选择。到了新作《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他把目光放在那些被认为改变了历史的人物身上。究竟是这些人改变了历史，还是历史恰好给了他们改变世界的机会？"}],[{"start":null,"text":" "}],[{"start":191.16000000000003,"text":"英雄登场之前"}],[{"start":192.98000000000002,"text":"“某一位领导者能不能真正带来不同，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位领导者自身具有什么品质。它同样取决于一个潜在的领导者是否足够幸运，恰好身处一个领导者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地点。”"}],[{"start":208.32000000000002,"text":"——贾雷德•戴蒙德"}],[{"start":210.34000000000003,"text":"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村庄，戴蒙德曾结识一位颇受欢迎的木雕匠。他精力充沛，善于与人交往，手艺也受到村民赞赏，具备许多通常被认为属于领导者的品质。一天，戴蒙德经过园子，听见有人招呼自己，循声望去，发现这位朋友正光着膀子，拿着锄头翻地。这个村庄人口稀少，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即使有人具备领导才能，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剩余供养一位不必从事生产的专职领导者。个人能力与社会能够提供的位置之间，有时存在着这样的距离。"}],[{"start":249.16000000000003,"text":"大约一万年前，农业在肥沃新月地带兴起，粮食生产逐渐支持了更大规模的人口聚居。随着社会成员从几十人增加到成百上千人，原本彼此熟悉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公共事务无法继续依靠所有人聚在一起讨论来处理。食物剩余使社会有能力供养专职领导者与行政人员，人口增长又使这些人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变得必要。戴蒙德并未将农业视为所有领导制度的共同起点。在一些资源丰饶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权力较强的酋长；另一些中等规模的社会，则出现过拥有一定权威的“大人物”。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拥有强大权力的领导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仍然是相对晚近的事情。"}],[{"start":300.93,"text":"社会能够容纳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每个具备才能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人物。1958年，法国政治危机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重返国家领导位置创造了条件。1994年，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看到了美国互联网商业发展的机会，创办后来成为全球零售巨头的亚马逊。两个人的事业相去甚远，却都辨认出时代正在出现的变化，并及时采取行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经历又有所不同。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辞职，丘吉尔由此出任战时首相。他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但这一机会的出现并不由他决定。无论是德国的军事行动，还是张伯伦的辞职，都超出了他能够掌控的范围。一个人能否成为领导者，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与准备，也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与局势。"}],[{"start":360.14,"text":"即使获得了机会，个人的影响仍然受到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的限制。战争时期的政府首脑通常比和平时期拥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不同行业的企业管理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现实环境约束。权力的大小固然影响个人能够做出的决定，却未必能够说明这些决定对历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政府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建立国民保健制度、扩大社会保障，以及将部分重要产业收归国有。然而，在戴蒙德看来，艾德礼个人对历史结果的影响，未必与这些改革的规模相当。当时，许多改革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内阁中也有多位能力出众、目标相近的政治人物。即使换一位领导者，这些改革仍可能发生。历史记录了谁在任内完成变革，却无法仅凭变革的规模，判断这个人究竟有多么不可替代。"}],[{"start":422.53,"text":"历史无法重演"}],[{"start":424.10999999999996,"text":"“在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国里，很难证明某位实际成为领导者的人，就是整个国家中唯一能够实现某个结果的人。”"}],[{"start":433.11999999999995,"text":"——贾雷德•戴蒙德"}],[{"start":435.13999999999993,"text":"1937年出生的戴蒙德，童年在美国度过，没有经历战争轰炸，也没有因战争失去父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始终笼罩着他的成长岁月。他的父母双方都来自战前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家庭，岳父岳母来自波兰，战后才抵达美国。戴蒙德家族最后留在欧洲的亲人，以及妻子家族中许多仍在波兰的亲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失踪或遇害。那些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也终身承受着战争留下的创伤。希特勒对戴蒙德而言，从来不只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他的家族经历，让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问题有了切身的分量。"}],[{"start":479.0299999999999,"text":"如果希特勒在童年时期便已去世，欧洲是否仍会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秩序、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以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极端主义力量，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消失而自动消失。换一个人掌握权力，战争是否仍会以同样的方式爆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是否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历史只发生过一次。人们知道希特勒做了什么，却永远无法亲眼看到一个没有希特勒的20世纪。戴蒙德在战后曾到德国生活，也到访过其他经历过领导者迫害本国民众的国家。这些经历使他始终关心，个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历史。"}],[{"start":523.31,"text":"假如没有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伦敦的剧院依然会演出，伊丽莎白时代也不会缺少优秀的剧作家。《哈姆雷特》是否还会存在，却是另一回事。本•琼森（Ben Jonson）、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与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都留下了作品，后人得以比较这些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能力。戴蒙德认为，即使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也无法与莎士比亚的杰作相比。创作《哈姆雷特》还需要成熟的剧作经验，以及与伦敦重要剧院和演员的联系。在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剧作家中，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这部作品。一个时代可以孕育许多才华出众的人，却未必能够产生两部相同的《哈姆雷特》。"}],[{"start":567.81,"text":"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全国只有22名大学毕业生，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是其中之一。他同时是最大部族的世袭酋长，而后来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钻石，恰好发现于这一部族的土地上。卡马推动削弱传统酋长权力，并使钻石资源归属于整个国家，而非仅由自己的部族占有。戴蒙德认为，卡马特殊的身份与政治地位，使他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在不引发内战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改变的人。博茨瓦纳拥有的土地与资源不会因为领导者不同而改变，资源归谁所有、如何分配，却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结果。卡马做出的选择，也因此成为这个国家此后发展道路的一部分。"}],[{"start":612.81,"text":"个人身后的世界"}],[{"start":614.63,"text":"“原因在于，创始人可以做出关键选择，并建立很可能延续下去的制度。”"}],[{"start":620.78,"text":"——贾雷德•戴蒙德"}],[{"start":622.8,"text":"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国家建立初期，参与确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惯例。他在任期间及离任时做出的选择，对美国此后的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也体现了创始领导者如何为后来者留下制度基础。"}],[{"start":640.13,"text":"1959年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则在长期执政中逐步建立国家的行政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面临发展经济、建设公共服务与培养治理人才等多重任务。李光耀重视政府的组织能力，也较早开始规划领导团队的更新。1990年，他将总理职位交给吴作栋（Goh Chok Tong），自己继续留在内阁。华盛顿留下了影响后世的政治惯例，李光耀参与建设的则是一套能够由后来者继续运作的行政与人才体系。"}],[{"start":675.12,"text":"在戴蒙德看来，创始领导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处于制度尚未成形的关键时期。与已经拥有成熟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国家或机构不同，创始人有机会参与早期的制度建设，并影响其后来的发展方向。即使继任者具备同样的能力，也很难再有机会像创始人那样，参与一个国家或机构最初的制度建立。因此，衡量一个人的历史影响，既要看他在任期间作出了哪些决定，也要看这些决定能否通过制度持续影响后来者。"}],[{"start":709.26,"text":"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积极的。创始人建立的制度也可能使错误的选择长期延续，继任者必须在已有的组织基础上继续做出决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由此超越了某位领导者在任期间取得的成就。即使离开权力中心，他在制度建立初期所做的决定，仍可能持续影响后来的人。"}],[{"start":731.91,"text":"英雄与时代的距离"}],[{"start":734.02,"text":"“更常见的情况是，有许多人都可能具备成为领导者的资格。但最终成为领导者的那个人，并不是实现某个结果所必不可少的人。”"}],[{"start":744.47,"text":"——贾雷德•戴蒙德"}],[{"start":746.49,"text":"历史往往以人物的名字划分时代。战争与将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被归于统治者，企业的发展则经常围绕创始人的经历展开。这些人物真实地参与了历史，也确实做出过影响深远的决定。但当一个人的名字逐渐成为某段历史的代表，他所拥有的声望、权力与实际贡献，便容易被视为是同一回事。一个人被历史记住，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他，事情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很难从人物传记中找到完整答案，因为历史人物留下的是他们实际做出的选择，而那些未曾发生的可能性，往往随着时间一同消失。"}],[{"start":791.53,"text":"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一项研究，为衡量个人影响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参照。由于职业教练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又经常在不同球队之间流动，研究者得以比较球队实力与教练能力各自对比赛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表现最好与最差的教练之间，场均积分差距仅为0.3分。即使球队在更换教练后成绩有所改善，也可能受到统计学中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影响，即异常低迷的表现逐渐回到较为正常的水平。教练的能力并非无关紧要，只是一个组织的成败，往往包含许多超出个人控制的条件。一个人可以承担决策责任，却未必能够独自解释所有结果。"}],[{"start":836.01,"text":"这种将集体成败归于个人的倾向，深刻影响着人们理解历史的方式。制度经过多年积累才逐渐形成，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涉及无数人的参与，公众观念的转变也很少能够追溯到某一个决定性时刻。相比之下，一位领导者的上台、一次公开演讲或一项重大决定，更容易成为历史叙事的起点。人物使历史变得容易理解，却也可能遮蔽那些不易被看见的力量。当人们将某段时期的成就归于一个人时，实际上也在决定哪些贡献值得被记住，哪些条件被退到故事的背景之中。"}],[{"start":874.12,"text":"然而，个人并不一定需要成为某项成就唯一的创造者，才能在历史上留下独特的影响力。对此，戴蒙德谈到了个人印记（distinctive stamp）这一概念。即使某个结果可能由其他人实现，实际参与其中的人仍会通过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影响事情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呈现的样貌。亚马逊并非唯一一家综合型零售企业，易贝（eBay）与沃尔玛也以不同方式经营广泛的商品市场，但亚马逊对顾客满意度、快速配送与线上经营的重视，明显带有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个人印记。时代提供了机会，而个人的判断与选择，决定了这段历史最终如何展开。"}],[{"start":915.96,"text":"这种区别，使英雄与时势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更细致的解释。某些历史人物确实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他们所面对的选择与掌握的权力，使个人决定足以改变后来的发展；另一些人物则在已经形成的社会条件中，把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赋予它独特的发展方向。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与不断丰富的历史数据，为检验这些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使人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估个人选择与历史条件各自发挥的作用。"}],[{"start":946.96,"text":"从国家的建立、制度的延续，到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改变，历史的演进始终涉及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时代可能为某些人创造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可能限制另一些人发挥同样的能力；个人的决定可以改变制度的方向，而制度一旦形成，又会继续影响后来者能够做出的选择。戴蒙德的研究没有削弱杰出人物的意义，却使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那些熟悉的历史叙事。英雄的名字可以标记一个时代，却无法容纳那个时代的全部经历。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尚未形成的制度、逐渐改变的社会条件，同样参与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当后人试图理解一位英雄究竟改变了什么，也就必须重新认识那个使他成为英雄的时代背景。"}],[{"start":997.44,"text":"（注：Janus Y. Lu 卢盈瑾，文化经济研究者，聚焦文化价值、制度机制与公共领域。）"}]],"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4368733_9259.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