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9.33,"text":"在过去几年中，围绕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展开的一系列实践，使文化逐渐从空间装饰与活动内容，转向可以组织人流、延长停留并带动消费的结构性要素。从历史街区的改造，到文化空间与展览项目的持续引入，再到各类节庆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密集发生，文化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城市运行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旅在地方发展中的位置不断上升，逐渐与消费、产业与城市竞争直接相关，成为城市构建自身叙事与吸引力的重要工具。"}],[{"start":46.089999999999996,"text":"政策信号中的文化位置"}],[{"start":48.56999999999999,"text":"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政策层面的表述开始发生变化。在围绕“十五五”规划的讨论中，文化与旅游不再只是附属领域，而被放入扩大服务消费与优化经济结构的核心议题之中。无论是在文旅融合、城市更新，还是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框架里，文化都被反复提及，成为被期待能够带动增长与重塑需求的重要变量。这一变化，并不只是语气上的调整，而是意味着文化开始被纳入宏观经济与发展逻辑之中，其角色从“被支持的对象”，转向“可以参与增长的因素”。"}],[{"start":84.63999999999999,"text":"当文化被放入这一框架，其位置也随之发生转移。它不再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而逐渐成为可以被统计、被比较，并进入政策评估体系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开始变得关键：什么算作文化？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国家统计局自2018年发布新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以来，持续对文化活动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与更新，试图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实践进行重新界定。分类因此不再只是统计工具，而成为文化进入经济与政策体系的入口——一旦被纳入统计，文化便不再只是被理解的对象，而成为可以被计算的变量。"}],[{"start":128.21999999999997,"text":"从地方文化到统计对象"}],[{"start":130.72999999999996,"text":"当文化被纳入统计体系，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哪些实践，能够被算作文化？这一问题并不会停留在分类表或政策文本的解释之中，而是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被不断回答。换句话说，文化并不是先被确定，再被统计；恰恰相反，它是在被纳入制度的过程中，被不断重新界定其边界。这也意味着，文化进入系统，本身就是一次被重新定义的过程。"}],[{"start":159.95999999999995,"text":"这种变化，往往首先体现在具体经验之中。夜幕降临，在安徽黄山歙县的古村街巷中，人们手持鱼灯缓缓行走，灯影在白墙之间摇曳。这样的场景曾经只属于节庆与社区，其意义在于祈福与记忆；但在今天，它也被带入文化展示、城市活动与文旅项目之中，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被反复呈现。一种原本依附于特定时刻的实践，开始脱离其原有语境，成为可以被组织、被安排、并持续发生的文化内容。类似的转变，也在更具结构性的文化形态中展开。在江西景德镇，围绕陶瓷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使传统制瓷不再只是手工技艺，而成为融合展览、设计、驻留项目与消费体验的复合结构。陶瓷不再只是被制作与使用的器物，而被纳入展示、交易与文化叙事之中，成为可以被持续组织与运作的文化单元。"}],[{"start":219.27999999999994,"text":"在另一种场景中，这样的文化形态也以相似方式出现。夏季的夜晚，大型灯体在城市街道中缓慢移动，伴随人群的节奏前行，形成具有强烈视觉与集体参与感的公共场景。在日本青森，每年举行的睡魔祭（Nebuta Matsuri）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巨型灯笼装置穿行于城市空间，通过重复发生维系其意义。这类活动同样源于地方传统，依附于特定时间与社区结构，但随着组织方式的变化，它们逐渐被纳入城市活动体系与文化项目策划之中，从地方文化经验转向可以被呈现与管理的可持续性文化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其存在方式被重新安排，其身份也随之转移——从“发生的文化”，转向“被定义的文化”。被改变的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它被如何组织，以及被如何理解。"}],[{"start":274.78999999999996,"text":"分类如何成为制度工具"}],[{"start":277.16999999999996,"text":"当文化被纳入分类体系，其影响并不会停留在定义本身，而是沿着一条清晰的制度链条展开。首先，被纳入分类的活动获得了被记录与统计的资格，从而进入宏观数据体系；随后，这些数据成为政策讨论与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而预算与支持的流向，又会反过来强化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从具体实践转变为可以被计算与被配置的变量。"}],[{"start":306.23999999999995,"text":"在更系统的层面，这一过程通过一套逐步建立的框架被加以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的《文化统计框架》（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FCS），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分类逻辑。它试图回答什么算文化，并将文化活动划分为可识别、可比较的领域，使不同国家能够在同一语境中理解文化生产与消费。在此基础上，各国进一步发展出文化卫星账户（Cultural Satellite Account, CSA），将这些被界定的文化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具体数据呈现其在GDP、就业与产业结构中的位置。"}],[{"start":340.10999999999996,"text":"这一先界定、再计算的路径，构成了文化进入制度的基本方式。FCS提供的是边界，使文化得以被识别；CSA提供的是计量，使文化得以被比较与评估。两者之间并非并列工具，而是前后衔接的过程。没有分类，就无法统计；没有统计，就难以进入政策与预算讨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分类不再只是描述现实的工具，而成为塑造现实的机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建立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时所强调的，统计指标不仅记录经济活动，也在事实上决定了哪些行为能够被纳入经济统计，并因此进入政策与资源分配的范围。"}],[{"start":385.34999999999997,"text":"文化边界与资源流向"}],[{"start":387.77,"text":"当文化被纳入分类与统计体系，其影响最终会回到最现实的问题，即资源将流向何处。在城市更新与文旅发展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文化实践被重新组织为项目、产业与消费场景，但只有其中一部分能够进入统计体系，被纳入增长与绩效的框架。这意味着，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只体现在表达形式上，而开始体现在制度可见性与资源获取能力上。"}],[{"start":417.33,"text":"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边界被逐步重塑。哪些文化活动能够进入产业与经济贡献的框架，并获得预算与政策支持，这些判断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分类、统计与核算的过程中被不断确认。分类决定了什么被看见，统计决定了什么被比较，而预算则决定了什么能够被持续。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条连续路径，使文化活动从城市空间中的具体实践，转变为可以进入决策系统的结构性要素。文化的边界，从来不是既定的；它是在分类表与预算表的不断调整中，被持续决定的。"}],[{"start":456.21999999999997,"text":"（注：Janus Y. Lu 卢盈瑾，文化经济研究者，关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价值生成与系统机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4091117_5027.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