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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仁勋

黄仁勋与AI的雅尔塔时刻

陈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哪怕你是黄仁勋。

我有个朋友最近建议,希望平台推出一键屏蔽黄仁勋新闻的机制,因为实在受够了最近铺天盖地的黄仁勋和英伟达的新闻了。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已经发现,黄仁勋的新闻仅仅只是水面上的一个漩涡,在海平面之下,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权力结构,以及大国之间正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的新一轮攻防博弈。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与此同时,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在重新审视人工智能、芯片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篇分析,将AI列为此次中美沟通的重要议题之一。

很多媒体也提及了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那是一个旧世界即将结束、新世界尚未完全成形的时刻。二战接近尾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坐在一起,讨论战后的国际秩序、势力范围和权力分配。几个月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又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向世界宣告新技术的影响力。

今天的AI,某种程度上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它既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点;既是商业世界争夺的超级市场,也是大国之间重新计算力量的筹码。算力、芯片、模型、数据中心和能源,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战略资源。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演。今天的世界也不可能再回到雅尔塔会议所代表的那种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国际秩序。但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历史周期正在发生变化。全球权力结构的重组,已经从传统的军事、能源和金融领域,延伸到了人工智能这一新的技术维度。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哪怕你是黄仁勋。

时代中的黄仁勋

没有黄仁勋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黄仁勋。这是自媒体最近流传的一个截图标题。相信很多人都能在这句话中读到无限的况味。

黄仁勋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他准确判断了GPU从图形计算走向通用并行计算的产业趋势,又通过CUDA建立起庞大的软件生态。后来,生成式AI浪潮到来,英伟达积累多年的技术优势突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

但也正是这种成功,让黄仁勋和英伟达逐渐超出了普通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范畴。当一家公司的产品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它所拥有的影响力,就不再局限于市场份额、利润和资本市值。它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影响全球技术资源的流动,甚至影响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回顾现代商业史,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曾经与美国工业化和全球能源秩序紧密相连;IBM在冷战时期参与了大型计算系统和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微软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企业的商业版图越大,与国家权力、公共政策的交集就越难以避免。

但AI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技术基础设施本身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子弹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则可能改变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生产力、军事能力和社会组织方式。一个国家能否获得先进芯片,能否建设足够规模的数据中心,能否持续训练和部署先进模型,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采购决策,而是国家战略能力的一部分。

黄仁勋的特殊性正在这里。他一方面是全球化商业体系的受益者,英伟达的供应链、客户和市场遍布全球;另一方面,他又是美国战略科技产业的核心人物。公司需要全球市场,美国政府需要技术优势,中国需要先进算力,其他国家也希望在AI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

过去,企业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竞争和市场扩张来处理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便存在贸易摩擦,企业仍然可以通过游说、投资和供应链调整来寻找平衡。但当技术被赋予国家安全属性,市场逻辑就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外部约束。

黄仁勋过去一直试图在中美市场之间寻找空间。他多次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曾公开游说美国政府放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在他的商业逻辑中,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美国拥有先进技术和产业生态,维持一定程度的商业往来,对英伟达乃至整个美国科技产业都有好处。

这套逻辑当然是通的。但问题在于,今天的华盛顿越来越倾向于从国家安全而不是市场角度审视这些商业活动。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先进AI芯片已经不是普通的出口商品。它们可能影响中国训练先进模型的能力,也可能影响未来军事系统、情报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水平。

于是,一个企业、一位企业家的人生际遇、甚至是伴侣的选择,突然与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另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以及全球AI竞争的未来纠缠在一起。无论他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商业角色,都很难再完全按照一个普通企业家的方式行动。

时代给了黄仁勋巨大的机会,也在重新定义他所能拥有的自由。

风险在市场之外

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位管理学者,他提及非市场战略(Non-market Strategy)的重要性。当时只道是寻常,无非是管理学的一个概念。

而今天再看,一切早已经不止是管理学。所谓非市场战略,主要讨论企业如何应对市场之外的制度环境,包括政治、法律、监管、社会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传统商业战略研究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如何配置资源、扩大市场份额;非市场战略则提醒企业,商业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都可能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这套理论更多被视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辅助工具。跨国公司需要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处理政府关系,回应社会责任争议,管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今天,这个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对于AI企业来说,非市场战略已经从辅助性的经营能力,变成了某种生存能力。

尤其是那些掌握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节点的公司,公共政策风险正在直接影响它们的市场边界、产品交付乃至企业战略。

更重要的是,政策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美国限制芯片出口,影响的不仅是英伟达的收入,也包括中国AI企业的算力采购、数据中心的投资计划、云服务商的业务安排,乃至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技术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加速国产芯片研发和供应链自主化,又会反过来改变英伟达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格局。

所以,今天的企业战略,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变了:除了技术领先、成本控制和客户关系,还必须考虑自己所在国家的政策方向,所在市场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冲突。

这也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硅谷科技公司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策讨论。无论是OpenAI、微软、谷歌,还是Palantir,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国家安全、公共治理和产业政策的议题之中。科技公司不再满足于等待规则出台,再被动地适应规则。它们希望参与规则的形成。

雅尔塔2.0?

让我们重新回到历史。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三位领导人讨论战后欧洲的政治安排、德国的处置以及联合国的建立。军事力量的现实分布,成为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依据。

1945年7月16日,曼哈顿计划成功完成首次核试验。随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向斯大林提及美国拥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原子弹由此进入战后大国关系的战略计算。

这意味着,1945年的国际秩序重构,实际上同时受到传统军事力量和新兴战略技术的影响。原子弹改变了国家之间衡量实力、威慑与安全的方式,也为后来的冷战格局埋下了重要伏笔。

当然,今天的世界不可能简单复制1945年。一些媒体所谓的雅尔塔2.0,更像是一种对大国关系重新调整、国际权力结构重新分配的历史隐喻,而不是对一场会议结果的预言。

AI与原子弹也并不相同。原子弹的战略价值,主要来自其高度集中的毁灭性力量,以及核材料、制造技术和投送系统所构成的门槛。AI则是一种通用技术,它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还体现在经济生产、科学研究、产业组织、情报分析和社会治理等等广泛的应用层面。

但这也使得AI竞争比核武器竞争更加复杂。AI时代的国际秩序,可能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和经济集团,而是逐渐围绕技术基础设施、产业链、标准体系和数据网络形成新的关系结构。

不过,这场竞争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只能走向彻底对抗。就在芯片出口管制争议不断升级的同时,中美也在讨论AI安全合作,包括建立严重AI安全事件的沟通和通报机制。这也是积极的消息。这恰恰说明,AI竞争存在一个与传统军事竞争不一样的维度:越是强大的技术,越需要建立某种最低限度的风险控制机制。

1945年的世界,战争正在结束,旧的国际秩序等待重新安排。而今天的世界,并没有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也没有一个可以由少数国家完全决定的未来。AI技术仍在快速发展,产业链仍然高度交织,全球创新网络也远比当年复杂。而且,无论是模型失控、网络攻击,还是AI被用于制造生物安全风险,都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问题。即使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大国之间也需要保留沟通渠道。这或许也是今天与1945年最大的不同。

而所谓AI的雅尔塔时刻,可能也不一定发生在某一场具体会议的谈判桌上。它可能发生在一项出口管制政策中,发生在一座数据中心的建设中,发生在一次芯片供应链的调整中,也可能发生在某个国家决定是否开放自己的技术生态时。

这个时代的企业家,既要面对市场,也要面对国家;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政治。对于那些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来说,商业成功不再意味着可以远离权力博弈,有时恰恰意味着更深地进入其中。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总是押韵。前路依然未知,挑战才刚刚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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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研究

陈白,资深科技媒体人、多家媒体特约财经评论员。管理学、传播学硕士,关注创新及其外部性,在微观中理解宏观。常年深潜在科技与社会的交界海域,观察和预判技术浪潮与公共思潮走向。在信息与算法的洪流中打捞价值,对抗熵增。个人公众号:深水研究(DeepResearch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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