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黄昏，我搭火车到牛津，去看一场不同寻常的世界首演。吸引我前往的，是一个关于音乐和文学共同构成的话题：英国小说家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获得2024年布克奖的小说《轨道》（Orbital）--这部以国际空间站为背景、描绘从太空回望地球的作品，能够如何进入一位作曲家的音乐想象，以声音的形态演绎呈现出来？
这期间，2026年的布克奖也颁布了，是《万物的尽头》（The End of Everything）。M•约翰•哈里森（M.John Harrison）这位写了六十年实验小说的作家，将一部很容易会被划分为“科幻小说”的故事，构筑成了观察现实的文学工具，读起来有种陌生得不知所措之感。
《轨道》写太空，《万物的尽头》写未来世界，两部获奖小说有个共通点：作品已不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陌生的世界也可以成为理解现实的入口。
牛津大学新落成不久的史蒂芬•A•施瓦茨曼人文中心（Stephen A. Schwarzman Centre for the Humanities）是此次演出的现场，是一个由七个人文学科院系、研究机构、图书馆及多个表演艺术空间组成的综合中心，于2025年启用，也是牛津大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人文与文化建设项目。大楼的木结构与玻璃穹顶图案，足以令人联想到天文学；而音乐厅内屏幕上的地球不断公转，一整晚处处留白的弦乐，则映照出脑海中对茫茫太空与人间世事的思虑。
《绕行轨道》（Orbiting Orbital）演出现场，摄影：Oxford Atelier这是英国作曲家尼汀•索尼（Nitin Sawhney）新作《绕行轨道》（Orbiting Orbital）的世界首演。他以《轨道》为创作起点，与小说家哈维展开合作，将小说延伸为一场融合文学、音乐与视觉艺术的演出：哈维写下六篇新文本，索尼创作六段相应的音乐，以及一部名为《漂流》（Drifting）的清唱剧。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六幅绘画和玛丽•麦卡特尼（Mary McCartney）的摄影，也加入了这场关于地球、人类与太空的对话。索尼与自己的乐队、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同台，印度竹笛、打击乐塔布拉、弦乐与人声不断流动和交织。
演出前，我先与索尼作了交谈，听他谈起从阅读《轨道》到构思整场演出的过程；两年前，我也曾与哈维谈过这部小说，以及她如何从太空的视角观看地球。两次交谈，相隔两年，如今在这场演出中有了新的回响。
索尼的创作履历，很难用一个音乐类型概括。他是作曲家、制作人、多乐器演奏家，也是DJ，早年接受古典音乐与爵士钢琴训练，后来学习弗拉门戈吉他、西塔琴和塔布拉鼓，创作横跨印度古典音乐、爵士、弗拉门戈、电子、嘻哈与管弦乐。他为六十多部电影和电视作品作曲，包括《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和纪录片《人类星球》（Human Planet）；专辑《超越肌肤》（Beyond Skin）曾获水星音乐奖提名，2017年获艾弗•诺韦洛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颁CBE。合作名单从保罗•麦卡特尼、斯汀、杰夫•贝克到安努舒卡•香卡，舞蹈领域则与编舞家阿库•汉姆（Akram Khan）有长期合作。2024年，他还以评审身份参与布克奖评选，正是在那一年，他读到了哈维的《轨道》。
多年来穿梭于不同艺术领域，索尼与不少创作者建立了深厚友谊。这次演出也汇集了几位老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是英国著名雕塑家，以探索人体与空间关系的作品闻名，最广为人知的包括矗立在英格兰东北部盖茨黑德的巨型雕塑《北方天使》（Angel of the North），以及位于利物浦克罗斯比海滩、面向大海的百尊人体铸铁雕像装置《另一个地方》（Another Place）。这次演出中，葛姆雷挑选了自己的几幅绘画作品。画中的人体形象与周围空间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张力，仿佛悬置在光暗之间，既像从熟悉的地面抽离，也像在无边的空间中漂流。伴随着管弦乐团的演奏观看这些画作，令人想到孤独、失重，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之女、摄影师玛丽•麦卡特尼（Mary McCartney）也参与其中，她曾与索尼一同前往希腊提洛岛拍摄。物理学家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为演出中的一篇文本录制朗读，索尼的老同学、键盘手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也加入了演出。谈起这些合作，索尼强调的不是艺术家之间的跨界组合，而是彼此的默契，以及对作品所触及的问题有着相近的感受。
2024年担任布克奖评审，对索尼而言是一次相当特别的阅读经历。七个月里，评审团需要读完156部入围作品。他记得，那一届的不少小说都在不同语境下讨论个人身份，而《轨道》几乎从一开始便显得与众不同：“它有一种超越性的特质，能够引发思考、反省，甚至冥想。”在他看来，哈维的文字很美，却没有刻意装饰语言；小说触及气候变化，却没有把某种立场强加给读者，作品让人重新感受到地球与人类的美好，也让人意识到，这种美并非理所当然。
索尼表示，自己并不想创作逃避现实的作品，而一直希望音乐能够回应社会和现实，但这不等于要把作品变成说教。《轨道》吸引他的，正是它“不告诉读者应该怎样思考，而是打开一个空间，让每个人自行寻找观看的角度。”
《轨道》（Orbital）的作者萨曼莎•哈维在台上朗读诗篇。摄影：Oxford Atelier他认为，真正打动自己的艺术，首先必须来自一种内在的释放：“音乐首先必须来自这种真实的情感，否则就不像艺术，也不够真诚。”他在哈维的小说中感受到的，正是一种没有刻意经营的真诚。
最初，索尼先写了一段电子音乐，拿给哈维听，对方很喜欢。但重新思考小说内容之后，他觉得，单凭一段电子音乐还不足以回应书中对宇宙的敬畏，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感受。于是，他决定把作品发展成一个更大的音乐计划。他想捕捉的不只是太空的辽阔，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事实：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
清唱剧《漂流》由此诞生。索尼邀请哈维为演出另写六篇文本，每篇都由他创作一段短曲回应。除此之外，他还为整部作品创作了清唱剧，将管弦乐与合唱纳入其中。谈到哈维的文字，他说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其中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她的作品不会让人觉得拥挤，也不会为周围的噪音再添一层噪音。”在一个资讯与各种声音不断涌来的时代，他觉得《轨道》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阅读经验，让思绪彻底慢下来。
阅读时，他说曾有一种通感经验：文字会让他联想到气味、味道和画面，仿佛身体也进入了小说所描绘的场景。“哈维的语言有很强的音乐性，既像诗，也带有随笔的气质，并不依赖传统小说的情节推进。她的文字让我可以用音乐去描绘。”索尼表示，她思考和组织语言的方式，与他理解音乐的方式十分接近。因此，他并不是直接“为小说配乐”：小说是创作的触发，而不是等待被音乐解释的对象。所以我们听到的并不是逐段文字的音乐回应。
索尼从自己的音乐经历出发，让不同传统进入管弦乐与合唱的结构之中。演出邀请印度竹笛演奏家阿什温•斯里尼瓦桑（Ashwin Srinivasan）参与，班苏里竹笛的音色与弦乐、合唱及索尼的乐队相互交织。对索尼而言，这些音乐元素并不是为了展示文化拼贴，而是他长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对于从小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的索尼而言，这些声音就是共同组成其个人音乐语言的一部分。
演出也穿插了他此前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了Vangelis创作的《银翼杀手蓝调》（Blade Runner Blues），索尼将此曲与自己以同一部电影为灵感创作的《坦豪瑟之门》（Tannhäuser Gate）安排在一起演奏。他认为，《银翼杀手》虽然以未来世界为背景，核心却同样在追问人性，因此与《轨道》形成某种呼应：当人类从远处观看地球，关于身份、记忆和归属的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
谈到音乐与文学各自的表达，索尼认为，音乐是一种比语言更普遍的表达方式：“音乐源自自然，是纯粹的振动，是宇宙的语言。”他提到毕达哥拉斯，也谈到东方音乐传统中更早形成的相关观念：“音乐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与数学相似；在语言中存在国家和文化的边界，思考有时也会遮蔽人对周遭事物最直接的感受，但音乐却能够让人在理解之前，首先被触动。”
索尼还谈到，自己曾读过伯尼•克劳斯（Bernie Krause）的《伟大的动物交响乐团》（The Great Animal Orchestra）。这本书讨论地球上的地质声、生物声，以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声音：“自然本身有一种意识，树木、海洋都具有生命性；音乐也是这种普遍意识的一部分。”与摄影师玛丽•麦卡特尼同游提洛岛的经历，也重新提醒了他：人与自然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
尼汀•索尼（Nitin Sawhney）在演出现场，摄影：Pablo Strong索尼在2024年读到《轨道》时，个人生活曾经历过剧烈转折。那年3月1日，也就是布克奖评审团原定开会的当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检查后发现，问题来自遗传性的动脉疾病，后来他接受治疗并植入支架。如今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继续进行重量训练和跑步，但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看待人生的方式，重新排列生活中的轻重缓急：“心脏病发之后，我感受一切都更深，也更能活在当下。”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阅读《轨道》时的感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人类的存在非常脆弱。”他感觉自己在病床上恢复的过程，与书中六名宇航员的处境有某种呼应，也因此很留意他们各自的生活、记忆和内心活动，对人性，以及人在孤立环境中既需要与他人相处、又难以摆脱孤独的处境，有了更深的感触。
2024年我采访哈维时，她谈到写作《轨道》的起点，是对太空中观看地球这一经验的好奇。她搜集宇航员的叙述，试图理解人在离开地面之后，如何重新认识自己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国际空间站距离地面约四百公里，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在其中生活，二十四小时内会经历十六次日出与日落。小说并不依靠戏剧化的情节推动，而是通过日夜的反复交替、地球表面的景象，以及宇航员各自的思绪，慢慢展开对人类存在的追问。
哈维特别谈到人物的国籍与身份：她不想为了强调人类共同体而抹去彼此的差异，也不希望把国际空间站描绘成一个没有政治和文化分歧的乌托邦；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学习协商、容忍与共处，这种关系让她想到地球上的生活：如果人类能够在太空中共同工作，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星球上找到相处的方式？小说中那些关于国家、边界与共同生活的细节，便是她对人类处境的思考。
她写作时，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后来写到了国际空间站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空间站内部一些细微的裂缝，逐渐让她意识到现实政治也在自己的写作中留下了痕迹。但她有意识不让小说被某一场战争或某一个时代框定，而是希望读者直接面对地球本身，以及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条件。
哈维对“进步”也有自己的保留。她承认，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离不开科技发展，但人类习惯把进步视为单向度的好事，却很少认真计算它带来的破坏与代价：“科技可以改善生活，也可能制造新的不平等、危险与生态损耗”，她说自己尤其不认同把火星移民当作解决地球问题的出口：“人类对地球的依赖远比想象中深，离开地球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摆脱这些问题。”
《轨道》的结尾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哈维当时告诉我，她希望小说停留在开放状态，不替读者规定希望或绝望的方向。她选择以声音和感官经验收束，让读者自行理解那一刻的意义。她也谈到写作这部小说时一种近乎悬浮的感觉：仿佛屏住呼吸，既身处其中，又与地面保持距离。这原本是她想象宇航员生活时的感受，最终也成了小说本身的写作经验。
在这次合作中，哈维再次回到《轨道》的世界，为演出写下六篇新文本，索尼则把这些文字视作新的音乐起点，他希望这场演出能为观众提供重新观看周围世界的空间：“这像是一处绿洲，让人有机会呼吸，但并不是逃避现实。当下的世界有太多事情令人感到不知所措，艺术不必再增加噪音，也不需要用简单的答案替代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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