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著名经济学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中美仍深陷一种既相互依赖、又充满冲突的“病态共生”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的强劲韧性折射出内需不足的结构性失衡，而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也引发了资产泡沫的担忧。
近日，我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 和罗奇围绕中美关系、中国经济及美国金融市场展开了对话。他借用心理学中的“共生依赖”（Codependency）概念，解释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却又不断积累猜疑与摩擦的关系。他认为，近期中美领导人峰会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但并未解决双方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歧。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中美关系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罗奇是过去30年来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他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并预见中国将在危机后崛起为亚洲新的经济力量。此后，他通过长期实地观察以及与中国经济决策者的交流，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认识。
在这场对话中，罗奇还讨论了中国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产业政策推动的技术进步，以及美国AI热潮背后的估值风险。无论是中美关系的暂时稳定，还是两国经济表面的繁荣，都不能掩盖深层结构性问题。
冯郁青：大家都知道，你研究中国几十年，去过中国无数次，还担任过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很长时间。当初是什么让你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罗奇：我对中国的兴趣，其实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手下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全球经济研究团队。危机爆发时，我们团队刚刚在《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评选中拿下全球经济研究团队第一名。所以我当时自我感觉相当好，心想这场危机我们应付得来。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开始每个月下调全球经济预测，有时甚至一个月不止一次。那些原本迫切想听我们意见的客户不再打电话来，甚至连我们打过去的电话都不接。这让我倍感羞辱。
在那之前我已经去过中国几次，但我很清楚，这场危机最终如何收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于是从1997年秋天开始，我每隔一个月就去一趟中国。我很快就意识到，中国不是泰国，不是印度尼西亚，不是马来西亚，也不是韩国，而是非常不同，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也会截然不同。而且我认为，中国将在危机过后崛起为亚洲新的经济力量，取代日本。当时的日本即将走完大多数人以为只是“失去的十年”的阶段，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会强势反弹，但我并不这么看。于是，我开始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写文章，去中国也越来越频繁。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中国。
我写了几篇报纸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标题好像是《龙腾之国》（The Land of the Rising Dragon），阐述了我对危机后的中国、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危机后的日本的看法。我记得那是1998年春天。后来，时任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不知怎么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和我聊聊，于是我们见了面。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我们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港湾里，在一条船上待了一整天。他当时是去参观波音公司的。那天在船上，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之后，他又把我介绍给了朱镕基，我也就成了中国人喜欢的那位“华尔街人士”。谁不喜欢被人喜欢呢？所以我想，我的职业生涯和我对中国的兴趣，真正的转折点就是那场亚洲金融危机。
冯郁青：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你经历了中国的高光时期，经历了“中美国”（Chimerica），中国生产、美国消费，那段全球化的黄金岁月。之后我们又经历了拜登政府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虽然开局不顺，但自从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五月会晤以来，双方提出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十月两人再次会面，今年晚些时候还将会晤两次：一次是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另一次是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你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是否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罗奇：中美关系其实不像“中美国”那么巧妙，我称之为“共生依赖”（codependency），也就是一种带有病态特征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个概念是我从对人类行为中病态关系的研究里借来的，这类研究考察的是共生依赖在人际关系周期中如何演变。这是一种很难相处的关系，因为它高度以自我为中心：你从伴侣那里获得反馈，而一旦伴侣改变了对你的看法，就可能引发分歧、摩擦，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和分手。
我把它当作一个分析框架。当然，两个大国不是两个人，但这个框架很好地描述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病态现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种关系一度运转得非常好，但很快，美国就开始对中国的实力心生疑虑，开始真正质疑这个伙伴是否可靠。中国不喜欢这样，于是摩擦逐渐累积，正如共生依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国与国之间也会如此。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关税、制裁、贸易战和各种摩擦。我认为，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两国在根本上仍然存在分歧。你提到今年的两次峰会，它们解决了我所说的这种“冲突性共生依赖”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完全没有。我认为，用“建设性”“战略”这样的字眼，是太抬举两国了，好像双方对困扰自身的问题有了什么高明的新见解似的。
这个提法里的“稳定”一词，就习近平和特朗普对未来几年的期望而言，大概是恰当的。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暂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要说这已经解决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问题，我认为未免太牵强了。
冯郁青：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在这种共生依赖关系中，中美双方并没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来维持稳定的关系？
罗奇：看看我们两国的体制吧，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各不相同，又都受困于大量内部问题，而这些内部问题随后又会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中国经济高度失衡。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文章，呼吁中国推动以消费为主导的再平衡，但现在我暂时不指望这会实现了。他们已经明确释放信号，将坚持既定路线，继续强调生产，特别是他们称之为“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在中国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最低。中国要继续做世界上最强大、并且越来越强大的生产国。
而美国呢，背负着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这一赤字的根源在于我们的预算赤字、不断攀升的债务，以及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所带来的特殊优势的过度依赖。我想说，美国也未必走在一条可持续的道路上。所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至今仍受困于各自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认为，从这几次峰会来看，双方都抱着一种希望：两位领导人都在争取时间，而不是去根治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而中期选举的结果也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对中美关系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对华强硬政策几乎是美国两党能达成的少数共识之一。
冯郁青：双方把关税休战延长了两个月。你认为两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
罗奇：首先，两个月的期限相当令人失望，我们原本期待的更多。美国的思路是错误的：它与很多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却想通过聚焦对华这一项双边失衡来解决问题。今天我想给大家上一堂经济学小课。当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存在预算赤字、国内储蓄不足时，要实现增长，就必须从国外输入过剩储蓄，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维持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以吸引这些资本。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多边贸易逆差：去年美国与95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再往前几年则略多于100个。
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对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来解决多边逆差问题。我们可以缩小对华双边逆差，但逆差会转移到其他贸易伙伴身上，事实也正是如此。特朗普加征关税后，中国在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中所占的份额确实缩小了，但美国对越南、墨西哥、德国等国的贸易逆差却扩大了，增幅甚至超过了对华逆差的降幅。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长期提高国民储蓄率，并靠削减预算赤字来实现这一点。把贸易问题往后拖两个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必须解决其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问题，但他们却在背道而驰。
冯郁青：没错。虽然目前美国对华关税高达47.5%，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所征关税的七倍左右，但中国出口却大幅增长。正如你提到的，2025年中国创下了1.19万亿美元的历史性贸易顺差。今年九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约36%。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局面，但中国出口在关税压力下展现出如此强的韧性，这个数字让你感到意外吗？
罗奇：不意外。中国拥有一流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分销体系，还有支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政策。但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如果中国的增长更加均衡，就能带动国内私人消费。中国有增长目标，而且已经下调了。今年的增长目标是我记忆中最低的，4.5%到5%。但在房地产行业对增长毫无贡献、居民消费仅占中国GDP约40%的情况下，要实现4.5%到5%的增长，就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缺口，那就是出口。所以，政府需要依靠出口拉动增长，来维系它与民众之间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