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学家都在争论，刺激经济是投资还是消费。
在日前一场经济论坛上，余永定表示，从经济理论层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均不支持消费拉动长期经济增长的逻辑。
余永定指出，消费是收入、财富以及未来收入预期的函数，属于内生变量。收入预期没有实质性改善，单纯依靠短期财政补贴、消费券等手段，只能制造一次性消费脉冲，无法扭转消费长期走弱的趋势。过往实践已经印证，大规模短期消费刺激之后，消费增速依旧下行，消费乘数效应远低于市场此前乐观预估。
他表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是收入预期的函数，短期财政刺激改变不了长期趋势。真正能撬动中国经济、同时缓解全球失衡的，是扩大有效基础设施投资。
林毅夫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中国固然是大经济体，但在世界占比只有18%，不可能用18%的需求旺盛去弥补82%的需求疲软。量的天平对不上，信心的账也算不过来。所以无论对内再平衡还是对世界再平衡，出路主要还是在投资：一边投资产业升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边投资绿色和新型基础设施；同时推动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造当地就业，消化国内产能。
很多人反驳他们的观点，因为现实感受不是如此，但又会觉得很沮丧，因为经济理论中找不到消费驱动经济的依据，或者说不足够强。
在我看来，余永定和林毅夫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却会导致投资方向的误判。
根据经济理论，居民消费主要受收入水平、财富状况和收入预期等因素影响。要实现消费持续增长，就需让居民拥有更稳定的就业、更可靠收入。当收入和就业预期偏弱制约消费意愿，企业也可能因需求不足推迟资本开支。在此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扩大公共投资，主动增加需求，为企业经营改善和居民收入提升创造条件。公共项目形成实际工作量，增加企业订单，带动就业和劳动报酬。当收入增加、就业稳定，居民就会扩大消费。消费需求回升，又会改善企业销售和经营预期，就会促进民间投资。
根据这个理论，余永定和林毅夫支持的具体办法是，先通过基建或新基建，把经济增长起来，居民收入预期改善，消费自然回升，形成“投资—增长—收入—消费”的正向循环。
很多支持林毅夫和余永定的经济学家，在论证他们的观点时，都以生产函数为依据。
生产函数表示在技术水平不变时，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数量与最大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公式通常写为Q=f(L,K)，其中Q是产量，L代表劳动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
在生产函数中，当然看不到消费。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却是存在的。当下的经济刺激政策，其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更离不开消费。
经济刺激政策的基础是财政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的基础是凯恩斯三部门模型，即家庭、企业、政府部门，即Y=C+I+G。政府通过税收（T）和政府购买（G）影响国民收入。居民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消费函数为C=a+b(Y−T），其中a为自发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在这个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财政乘数越大。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效率息息相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都忘了这个基本常识。
现在的问题，是投资效率如果不足够高，财政乘数不够，那么，投资就无法达成居民增收的目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速一度大幅下滑，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甚至倒闭，不少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四万亿刺激，虽然现在仍有争议，但目的达到了，提供了就业岗位，农民工获得了收入。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随着基建的完善，投资效益越来越低。这一点无需累述。
更重要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基建所需人力更少。比如现在工地上的装配式快装模板。相比传统方式，人工需求可以减少30%到50%。再比如盾构机的出现。传统矿山法施工同样工作量可能需要100人，盾构法只需约10人。
传统修路，沥青摊铺环节，需要摊铺机、多台压路机，还要拉线、测标高、盯厚度、记录碾压遍数的辅助人员。而新的智能摊铺，一名后台操作员可管控整个机组，替代多名司机与测量辅助工，还可以高温连续作业，减少轮班人力。
现在工程上已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工人绝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虽然有年轻一代因为面子问题，不愿意去工地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工地能提供的工资不够高。而工资不够高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工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
至于新基建投资，甚至本来就是加速K型分化的。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new infrast ructure construction），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投资新基建理论中、预期中的目的，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些新基建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更少。其供应链背后是，自动化生产线、少数科研人员，这意味着分配给资本的更多。而其运行效果，则是更高效的制造业，替代更多的人。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投资还是消费，而是投资的导向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在新技术扩散的早期阶段，技术以直接替代既有任务为优先方向，机器取代原有的岗位。此时，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抬升，但产出收益大量流向资本，劳动份额下滑、岗位被摧毁，形成技术性失业。然后，短期总需求下降、收入分配摩擦，又会压制经济增长。
只有当新技术持续普及、深度渗透整个经济体之后，机制发生反转，技术和劳动从替代关系逐步转向互补关系。技术不再仅仅用来 “干掉旧工序”，而是开始拓展全新的生产环节、全新任务，提升劳动者在这些新任务上的边际产出，劳动需求由降转升。然而，这一过程，本身存在几十年的滞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如此。而当下，这一趋势更加快速。
所以，某种程度上，当下的问题，最急迫的不是产能的问题，甚至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民众对经济的感受问题。不妨把刺激经济应该采取投资，还是消费，换作另一个问题：当下的经济政策如何才能减少群体事件、减少抢劫盗窃等犯罪率，增加满意度，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很多人对收入分配改革有误解，觉得是政府改革，然后增加工资。在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做不到通过政策提高工资。只有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才会增加。
所以，在当下，面对经济下行和K型分化叠加效应，问题不在于投资还是消费，而是应该投向什么领域？答案很明确：有利于增加人力需求的领域，产生岗位的领域，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的领域。这些领域，更多地指向服务业，而在当下，与新技术结合的服务业，让经济更快地走过技术替代人的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如何找到这些行业，仍然需要依靠市场，那么，最终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投票。
所以，不是投资无效，而是过去熟悉的投资手段，都变得低效了，而预期中的投资领域，甚至会进一步降低就业。所以，依靠消费引导投资去寻找新方向，才是这场争论的答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消费与投资的争论中，还有一个更迷惑人的观点，那就是完善养老、医疗、教育保障体系，减少家庭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让居民敢消费，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但是，教育需求是一个竞争性需求，即便所有学校都是清北，学生仍要竞争。而医疗需求，则集中在暮年，也是一个无底洞。面对无底洞，预防性储蓄始终是存在的，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与此同时，政府满足这两个需求，都不能提供获得感，无法提供收入预期，也就无法刺激消费。从这个角度，投向社会保障，仍然是一种国家投资，对收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大。
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的成功范例，但当时的基建，是大量需要人的。正如有人这么说罗斯福新政：“最终，复苏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坝、道路、桥梁或公园、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公共设施，而是更无形的东西。一年前还沮丧绝望的人，突然间恢复生机，筋疲力尽的人们，突然找到了自我。”其实说白了，这一段无非是说，人有了收入。所谓经邦济世，经济一词，第一性原理，是人的喜怒哀乐，而不是生产。明确这一点，对当下的争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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