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AI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全民监管”时代即将来临。正如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发现并非所聘请的专业审计机构，也非独立董事，更非美国证监会（SEC），而是“专门盯有缝蛋”的做空机构浑水，乃至于SEC在美国缺乏存在感，一度被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列为机构改革重点，如今一些企业财务披露瑕疵不是董秘、独董、会计事务所发现的，而是通过喂养的“龙虾”和“豆包”们轻松发现的。
另一方面，AI时代带来的产业发展变局和经营风险挑战急剧增加，如何帮助经营者（创业者）优化决策的战略咨询职能增强。当“看清过去”的成本持续下降，董事会存在的更多价值，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看见未来”。于是，在AI时代，董事会工作中心将发生重大转变：那就是从“看清过去”转向“看见未来”，从“审核过去”转向“判断未来”。
如果我们把以往主要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开会场景描述为一场“法庭审判”，董事像法官一样拿着现成的标准评价CEO是否损害股东利益，欺骗投资者，那么在AI时代以战略咨询为主的董事会会议场景则更像一场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场景，博士候选人用理论和证据去说服导师，证明创新性的观点。这意味着，随着董事会职能的转变，董事的角色将从评判对错的“法官”转变为鼓励创新的“导师”。而董事会更像是战略研讨扩大会议，参会者不限于本公司的现任董事，还包括相关领域的外部专家，甚至已经离职的前任独董。
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我预测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将出现以下三种趋势。其一是“来自外部”，“兼职性质”和“注重声誉”的独董将成为董事会的绝对主角，便于向头脑发热，内心膨胀的董事长“泼冷水”；其二是更多的独董来自前任和现任的CEO，而不是像目前一样高校的教授、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成为独董的主体。泰康陈东升出任小米的独董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其三是非会计和法律的技术背景的专家出任独董。香港中文大学AI专家廖明教授出任杰克科技独董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从长远看，我理解，我国三分之一比例独董中至少一位是会计背景的要求面临修改。
我们知道，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的管理决策（张维迎）。随着AI时代董事会职能的转变，可以想见的是，在董事（答辩导师）“战略咨询”下，经营者（创业者）更容易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风险，指出一般人看不到的问题，由此看到很多人看不见的目标函数，突破已有的约束条件，理性选择别人不会选的最优解，实现从0到1的突破。因而，突出战略咨询职能的董事会并非像以往一样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掣肘，而是成为企业家成长的平台和土壤，“助力”经营者（创业者）成为真正企业家。因而，一个希望最终成为企业家的经营者（创业者）不是异想天开，闭门造车，想别人之不敢想，而是能充分调动资源，积极借助外脑。而转型战略咨询的董事会可以帮助经营者（创业者）提高经营创业成功，进而最终成为企业家的概率。
我们看到，在AI时代，董事会职能转变同时带来公司治理的守正与创新。创新的是董事会职能从监督为主到战略咨询为主的转变；而守正的是如何助力经营者（创业者）完成企业家决策，让更多经营者（创业者）最终成为“企业家”。
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被动适应到主动营造
过去的二十年人类文明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向保守主义的又一次回潮。在西方社会，经过社会学者长期的鼓吹，建立社会正义（罗尔斯），避免文明冲突（亨廷顿）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为在世纪之交激进主义的再次兴起提供了社会认知基础。主要国家左翼政党（例如，美国民主党建制派）为了获得选民支持，不断推波助澜，将上述认知逐步演变为一项政治正确，无人敢反对的社会运动。
这项激进主义导向下的社会运动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公民层面是觉醒运动，表现为D（多元）E（平等）I（包容），倡导性别、种族和文化多元平等和包容发展，尊重L（女同性恋）G（男同性恋）B（双性恋）T（跨性别）；在企业层面则是E（环境）S（社会）G（治理）实践，倡导企业在保护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付出行动。
这些潮流也深深地影响了加入WTO，努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在成为“有为政府”动机的作祟下，一些政府往往不顾企业的发展实际，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揠苗助长。ESG成为近年来政府干预影响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典型例子。为了推动ESG发展，监管当局不仅要求所有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改组或设立ESG委员会，而且要求定期发布内容超过企业经营管理范畴的ESG报告，成为继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大会计报表后的所谓“第四张表”。
按照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观察，一家企业发展要经历“从拼命赚钱，到拼命节省成本，再到拼命捐赠”自然的演进过程。我们显然不应该要求一家刚刚找到盈利模式的企业就“拼命地捐赠”，因为“拼命地赚钱”才是这家企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同样地，我们也不应该要求面对新进入者的激烈竞争，需要依靠“拼命节省成本”生存下来的企业“拼命地捐赠”。
在上述“政治正确”的光环下，ESG这一原本属于企业自觉行为，逐步演变为企业不得不为之的被迫行动，不仅带来企业治理成本的提升，而且产生了洗绿和漂绿等激励扭曲，与ESG运动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适得其反，南辕北辙，甚至一度使ESG成为“美国工商界最新的脏话”。在特朗普上台后，随着保守主义的重新兴起，ESG实践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全面退潮。
伴随着AI时代董事会监管职能向战略咨询职能的转变，我理解，一些公司的董事会将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战略需要，积极从事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建立企业良好的声誉，营造利益相关者友好的外部营商环境。在很多企业还不具备能力和意愿从事保护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时，一些企业首先行动起来。未来对于外部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不是被动适应，而是主动营造。这显然同样是本质上强调“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精神的彰显。
因而，我们看到，在公司治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上，同样体现了公司治理的守正和创新。创新的是公司治理从制度环境的被动适应到主动营造，而守正的是，让企业在企业家精神的彰显下健康发展，基业长青，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柯兹纳曾经说过，“企业家是理解经济现象整个过程的关键”（Kirzner，1979）。历史地看，无论古今中外，企业家最多的时期往往是经济最活跃，社会最繁荣，人民最幸福的时期。如今的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相信也是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希望来自我们身边涌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而这一切离不开公司治理持续的守正和创新。
今天，我们新一代公司治理学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司治理的守正和创新，相信也是对50年前Jensen和Meckling两位教授提出代理成本这一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开创公司治理学术研究的最好纪念。
注：根据郑志刚教授在2026年10月24日在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社科重大项目“资本与劳动收益共享与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