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亲眼见证了一场漫长而盛大的退场。
如果以本世纪之初中国当代艺术家广泛受邀国际双年展与作品天价成交作为一个片面的参照，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中国当代艺术似乎处在一个全球流动与繁荣市场长达十年的衰退周期中。虽然近年依旧不乏以“中国当代艺术”为整体面向的海外机构群展，也有前几年国内青年艺术市场的短暂兴起，但相距之前的规模与量级依旧难以等量齐观，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化之路可谓是“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笔者曾经提到这段时期就像“一纸签证”：在签证的蜜月期限内自由穿行并岁月静好，但时限一到“签证”便被收回撤销，再次发放与否的权限并不掌握在中国当代艺术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艺术市场层面的疲软则有更加复杂的内因，这里自有国内财富阶层本身的洗牌、当代艺术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变化、成熟艺术家自我更新能力的瓶颈等问题。当然也包括西方艺术系统（海外画廊、世界级美术馆、双年展系统、国际拍卖行）并不再向这个生态广泛发放“认证”，作品与艺术家的价值难以被交叉验证；种种多重原因作用下，“中国现场”在看似自由而喧闹的全球艺术版图中似乎成为了一处自治的岛屿。
这种区域自治与各自为政也是当下全球政治气候的普遍现象。地缘冲突方兴未艾、身份阶层分化割裂，艺术家们也冷暖自知：财富通货型艺术家缺乏容错空间、双年展常客无法具有相应市场影响力、中生代平台期艺术家则面临着被遗忘的焦虑、还有哪些无数活跃但贫穷的青年实验艺术群体——人与人的悲欢或许并不相通，但大家分享着同一种对当前的愤世嫉俗；且坏消息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加剧了这种分裂。
另一时间，将目光投向国际外交舞台上，中国扮演的角色无疑更加重要而鲜明。这种转变无疑是欣慰的，但这种“崭新的强”恰恰是当代艺术系统——准确地说由西方世界主导、并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当代艺术秩序”天然警惕的部分。相比千禧年前后的好奇与好客，你代表谁？你在为谁说话？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创作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今天“出关与入境”前被更加谨慎对待的一道隐形的审视。而另一种则是遍布全球的离散中国艺术家（Diaspora），他们或出生于二代移民家庭、或在海外留学后选择定居，或是主动选择海外作为创作土壤；对融入国际语境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在表达身份立场上似乎也有了更多选择，当下的展览语境与交易市场似乎也暂时验证了这一生态位的有效性。但中国内部的问题依旧是复杂而急迫的，以当前中国变化的速率来说，内部视角或许更容易获得相对准确的社会感知以及社会情绪的迭代：无疑，一个正在高速崛起的大国内部经验，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背景，更是生活在大陆创作艺术最重要、也最独特的生产资料。
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主动选择了在这片土壤上耕耘，在全球化风雨飘摇、审美取向趋同、艺术创作被各方力量裹挟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如何触碰一个相对真实的在地性？如何保持参与一个多元的世界议题？最终勾勒一个属于创作者自身、同时也属于中国当代艺术本体的全球话语？准确地说，是如何在重重掣肘与不确定性中避险并突围，培育一个健康的创作活力？这便引出了笔者想在此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全球避险机制”。
在传统概念中，“艺术避险”大多指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金融资产的保存与流通属性，而并没有站在创作者的角度且忽略了艺术创作生态本身、作为生存方式与话语叙事的避险。而殊不知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当艺术家失去活力的时候，艺术品的金融避险属性也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脆弱境地，这点已经被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的第一轮当代艺术资本周期验证。而从更长远的文明角度，一个真正鲜活而不断革新的艺术家生命，或早或晚、总会被看到与验证。因为文明叙事依旧是最有壁垒的人类财富，而其余一切价值或价格构建，也终将围绕其开展。
回到自身的实践经验，在近几年环球旅行历经亚欧、非洲、美洲各大陆旅行的阶段性完整后，影像作品《水坝剧场》于今年南非国家艺术节展出，创作本身也正式完成了跨域各地域的一次“微环球”展出轨迹。这种身体与作品的双轨并行并不全然是事先规划，更多是一种在强烈国际化的愿景之下，进行的一次“摸着石头过河”。似乎一条在以艺术为动机、又不全然依附于艺术体系的视阈之中，一条可能的全球交流路径与心得正在逐渐清晰。那么属于我们这代人，或者说属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下一条全球化之路应该如何开展？是一个需要大家用各自的实践亲自论证的重要议题。
第一个提问：重思中心化的全球艺术格局，什么是我们的主体性？
1927年，多次赴欧洲游历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在二战前夕把大量欧洲前卫抽象作品运回美国，后于纽约第五大道选址设计古根海姆美术馆，这座以家族私人基金会建立的美术馆的首要目的是什么？1955年，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二战废墟之上诞生，主场地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刚经历战火焚毁、仅做简易抢修便在依旧遍布战争残垣的卡塞尔城开幕，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1969年，由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提出构想、建立一个跨媒介的国家级当代文化综合体，试图重新将巴黎作为全球前卫艺术交流的枢纽，它的职能核心又是什么？无疑，这些重要的机构都在近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延伸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思想聚集地，但在这些底层的设定中，留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叙述空间又有多少？
1943 年遭轰炸后，清理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的战争废墟，摄影师不详。诚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建构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在体制化层面有了充分的发展，但有时也会令我们忘记，中国当代艺术同样是诞生于美术馆东墙外的公园街道（星星美展）、诞生于黄山市屯溪江心洲宾馆（黄山会议——1988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诞生于北京四环边上一处私人地下室（后感性：异形与妄想），诞生于与任何“国际认证机构”都无关的场景之中。在艺术市场存在之前、在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视野并获得邀约之前，我们言说艺术的方式是独立且自发的，这种生效性来自于艺术家对中国社会本体特殊的观察与表达。
在今天或是未来，国际艺术机构依旧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努力前往并实现交流的场域，但对于艺术的生长、或者说“艺术的叙事主权”来说，我们依旧与所身处的土地共享一个现状，即在无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一个非西方文明，如何建立自己的当代秩序与世界观？这是一场处于复杂情感下的历史与地缘博弈。个中既有共情，也有坚守。在明天，什么定义了一个全球主义者？而如果全球主义在中国，它的特殊性又会是什么？
第二个提问：构建自我艺术叙事，在没有艺术的地方艺术是否存在？
距今约三万六千多年的肖维岩洞（Grotte Chauvet）中绘有超过四百余幅动物图像，这令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坐标瞬时被拉回到了万年之前。2020年，法国艺术家菲利普•杜朗（Philippe Durand）进入岩洞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几个月后，这些色彩明丽、摄制精良的作品在法国阿尔勒的当代艺术馆中展出。
菲利普•杜朗《肖维岩洞：向内的探索 3》这场跨越万年的拍摄实践无意中揭示了当下艺术中的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即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生存空间与专门为展示艺术而生的体制化空间。而艺术家，正是这其中的链接者与革新者。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当代艺术的体制化进程一样，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与职业化过程中，很多人天然承认了“艺术需要在艺术机制中”被观看的先决条件，但这无疑导致了一个愈发贫乏的局面：双年展名额的限度、国际化美术馆数量几乎不再有指数型的增量，而在身份政治与地缘冲突等多重作用下，中国大陆当代艺术家无疑处在更加狭窄的上升通道中。
这种现状导致“被看到”的几率愈发减少，同时更急迫的是，青年艺术家往往更需要不同的项目与跨地域交流来修炼自己的艺术语言、验证自己的艺术表达，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人格。在当前的艺术现场，保守来看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在逐年减少。
但回想肖维岩洞中那上万年的壁画艺术，艺术的发生难道必须全部存在于艺术体制当中么？要知道“艺术体制”甚至“艺术史”作为概念，相比人类“艺术行为”本身也只是一个段短暂的切片，艺术家不应该放弃艺术作为一种人类表达本能的权利，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艺术家也应该反复在任何的空间与场景下，保持思考艺术的勤奋与敏锐，另艺术的实践不仅仅为艺术体制负责。正如艺术家、行动主义者李•洛萨诺（Lee Lozano)所言:“艺术梦想家努力实现个人的自我革命，他们的创作策略与工作的理想，是实现类似乌托邦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变革。”这句上世纪的艺术宣言放在今天也依旧振聋发聩：艺术家需要发明自己的生活与传奇。
第三个提问：艺术的文化资本价值，市场、文化与主流叙事是否存在交叉地带？
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今天的社会运转结构中，所有被推到面前、被我们所看到并讨论的一切，都有金钱在其背后像血液一样在流动。而“艺术的文化资本价值”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从生存层面探讨艺术家的“生计”问题，这个提问更多是将艺术行业所牵涉的资金流动，看作“钱”在不同生态中所扮演的跨领域链接作用；这种链接包括但不限于作品的销售、基金会的创作赞助、版权的授权、艺术家的商务合作，以及私人或企业的委任定制等多个层面。一场双年展是一个传播符号，一个国际性商业品牌同样也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被人传阅，一篇生活方式媒体的访谈同样可以揭示艺术家的创作后台。人与物，艺术与金钱，注意力与主张；无非是在进行不从层面的价值流动与交换。而被交换的“入口”越丰富多元，被单一价值交换路径牵制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每条路径所积累并最终形成的艺术家“社会肖像”是完全不同的，这更需要艺术家自身达到一种自洽与平衡，或者说面对自身热情与愿景的诚恳。最重要的是，不先入为主地拒绝某一种模式或某一条路径，艺术依旧是无高低贵贱且自由的。或者说，把已经高度体系化的行业潜规则重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打开一次。而今天，人工智能的演进也为此提供了更集约的工作条件，哪怕是初出茅庐的青年艺术家也应该构建自身的“云端团队”，参考时下流行的（OPC）“一人公司”概念，在文化、商业、社会综合领域广泛生产与开放协作。在社会中做艺术，而不仅仅在艺术中做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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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并不长的几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从世界化与资本化的不同角度分别度过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周期，这为我们后来者的实践形成了宝贵的参照。这条路上曾有过收获，也有过教训；曾有过梦想，也有过幻觉。而基于当下或者短时期内的未来走向，全球展览与市场交易构成双重挑战的情况下，本文尝试提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全球避险机制”，更多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一切外部因素尚未复苏与繁荣的条件下，依旧保存自身蓬勃的创造力、以及对中国社会与全球化坚定的信念，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每个艺术家各自不同、但都具备自我生长能力的良性创作生态系统。
这首先是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一份观察，同时也是将艺术品、艺术体制、艺术工作者与艺术理想视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生产资料”的生产调试。在面对一个即将向我们走来的时代、在那充满挑战的不确定晦暗中，愿中国当代艺术“我自为光”，照亮每一位追随者、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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